（一）
　　 我习惯性地呆在饭桌前，脑子里的意识悉数被回忆抽空再填满；填满再抽空；只给生活留下插针的余隙。我的思维如真空一般，再无一丝念想儿。它们都被卑微恶狠狠地无声吞噬，只有眼睛深处残余的那点儿金黄，还泛着回忆。是的，我又在漆黑的眼底看见那微弱的闪光，我又一次不能自拔。隐约中，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喊我，可我却辩不清方向。
　　 一阵唏哩哐啷的声音响过之后，一股水柱喷溅到我脸上，我吓得一阵哆嗦，坠落到现实中来。是我爸，他掀翻了桌子，饭菜洒了满炕，水舀子里的水正顺着炕沿哗哗淌到地上。泪，顷刻从眼角滚落。我咬住下唇，连抽泣都不敢，默默收拾着桌子。
　　 “你说你成天都寻思什么了？啊？寻思什么？”这么多天来，爸终于爆发了。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我不怨，我只能默默赎罪。
　　 “打你从沈阳回来，你说你还有个人样吗？！一天到晚，魂儿都没了！让你干什么，你都听不见！我骂他们，你还不吭声，是不是不爱听啊！他们把你害成什么样了啊！你自己看看自己什么样！……”爸越骂越气，一跃下炕，也没穿鞋，抓起电话就摁。
　　 电话通了，听不见那边说什么。只听见我爸在骂：“你们这帮倒霉鬼，看看你们把人折磨成什么样了？我要去告你们，你们这样犯法知道嘛！倒霉的，你们会有报应！”爸骂完，狠狠摔了电话。我相信，如果梅在跟前，爸会摔在她脸上的。
　　 爸跳上炕，从炕头捡起一个碗扔到桌面上。碗没碎，但那撞击声猛烈地进攻着我的胸口，在我心上射出一排排弹孔，缓缓地渗出血来。泪水模糊了视线里爸那张涨红的脸，滴在心里那些隐形的弹片上，疼痛便哧啦作响。我小心翼翼地刷好碗，悄然无声地走出院子。墙角那棵向日葵开得正艳，一如当年那般灿烂。
　　 我常常想，如果我曾经不那么固执，也许一切都会是另一番景象。就如我家门前的这段坡路，看似平缓，走起来却不可掉以轻心，万一行差踏错，一失足成千古恨。
　　 鲁迅先生曾说过：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也许事实本是如此。可我总在想，总有那么一条路，即便成了路，也是死路。
　　 （二）
　　 那一年，我十九岁。那个夏季的尾尖上，我怀着一丝憧憬和几许怅然，随客车行驶在辍学回家的路上。这条路，一年多来，我往返过数十次，每一次都印象了了，唯独这一次，一片刺眼的金黄猝不及防扑入眼底，漾开在时光的边边角角。那浓墨重彩的登场，黄得如此逼人如此骄傲，花瓣在阳光下一片片坚韧而恣意地舒展开来。除了灿烂，还是灿烂。十几年来，每忆及那个下午，那一路繁盛热烈的黄花都让我无地自容。
　　 我的行囊很简单，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书包。那书包被我打了卷儿，一手握住横置在膝上，另一手则托着下巴望向窗外。路是干燥的土路，车轮子碾过便腾起黄色的烟尘。思绪，就这样随着烟尘沸沸扬扬，翻转腾跃。
　　 是的，我念不下去。毫无避忌地讲，除了英语和语文，其它的科目我举双手投降。那些历史年代像长了翅膀，总不喜欢安安分分待在自己的时段，它们每穿越一次，我便对历史绝望一分，直到所有的希望都被它们啃蚀一空，我便举了白旗。时至今日，我依旧能够清楚记得的，便是1949年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上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另一则就是那首“一九三七年，鬼子就进了中原，先打开芦沟桥，后进了山海关……”的电影主题曲。而且每每沐浴在政治老师“形而上”又“形而下”的唾沫星子里，我都昏昏欲睡，“哲学、哲学”在老师嘴里那么简单，我却云里雾里不知其所云。化学物理更不用提，什么符号什么公式，就如妖魔鬼怪一样，让我如临大敌。还有数学老师，把我拎到办公室，笑容可掬地问：“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把头摇晃到脑仁子直疼。老师问：“那为什么英语语文都能学好，身为数学课代表，却偏偏学不好数学？”我无言以对。俗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也许我的心思压根儿就没在学习上吧！我成天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虽然有时我看起来也很努力，但是，我也经常受不了压抑而逃课。
　　 那时候，同学伟伟常说：脚下的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我理解不透，我们又不是罪恶滔天，这话难免言重了。所以，当我坐在客车上时，心里既没有后悔，也没有害怕，只是怅然若失。曾和父母交涉了几次，我终于如愿以偿走出了校门，可我却没有庆幸，也丝毫未觉得愧疚。我无法形容心中那一刻的想法，也许只是想要逃离。常记父亲那句无奈的叹息：“那好吧，既然你决定了，就回来待几天吧——”而我这一待，就再也没回学校。
　　 （三）
　　 客车上，窗外的土路那么短，又那么长。短到我似乎抬眼就能望到家，长到我茫然看不见未来，茫然到那醒目的艳黄都提醒不了我的任性妄为。我的路，就这样一路任性，一路铺陈；一路铺陈，一路任性。
　　 在家待了不足半月，爸托了一个朋友，在大连开发区给我找了一份针织厂的工作。第一次出远门，爸那个朋友——被我称作大伯的人再三叮嘱爸要再找个伙伴陪着去。于是我们同时想起了阿凤，我小时最要好的小伙伴。
　　 阿凤曾和我读同一所高中，她大我一岁，高我一届，又先我一年辍学，在大连某一皮装厂打了半年工，不明原因辞工回家待了有半年了。我去阿凤家找她，说明来意。阿凤将中指比在嘴上使劲儿“嘘”我——原来她妈妈在隔壁屋子里关门堵窗练着什么功。阿凤对我要出去打工的做法很是向往，半年皮装厂工作的经历，使她很憧憬外面的世界。我想，那天，我的状态看起来应该和她一样，既有兴奋不安，又有跃跃欲试。
　　 等她妈妈练完功，我们俩一齐站到她面前，阿凤却并不说话，一脸为难。我傻兮兮地按照阿凤教我的话，说给她妈妈——我的姑奶奶听：“姑奶，我要去大连干活，想让我小姑和我一起去。”
　　 阿凤妈妈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用一种我一辈子都将铭记于心的讽刺口吻说：“你看起来很高兴啊？就那么想出去吗？我家阿凤并不想出去！”然后她又转头问阿凤：“阿凤，你想吗？”
　　 阿凤微垂着头，表情很悲戚地说：“妈，我不想出去，我就想在家陪你——”
　　 我愣了。呆呆地望着阿凤，一脸的难以置信！阿凤在我的注视下，终于抬头看了看我，但没出声儿。我姑奶奶又一次居高临下地说：“那就让你小姑陪你一起去吧！你那么想出去！”那一刻，我完全置身于茫然的被动之中，从头顶到脚面，所有被姑奶奶审视过的地方无一例外的红了。
　　 （四）
　　 过了几天，我爸就带着我和阿凤前往大连，和那个传说中的大伯接头。大伯走在前头，爸和我还有阿凤拎着大包小卷的行李尾随在后。那是一段灰败的水泥路，厂区很少，不知道为什么，连行人都很少，静谧的，只能看见阳光在脚下的水泥板上炫耀着刺眼的光，只能听见树叶在枝头沙沙密谋。我能清楚记得的，只有那段灰色的路，大伯偶尔停下来等着爸，两人低声嘟哝几句，爸从兜里掏出钱来，大伯环顾四下，迅速接过、揣进兜里，像是两个犯罪分子在进行不法交易。经理在办公室和爸办理了交接仪式，爸和大伯把我和阿凤安顿好之后就走了。
　　 针织厂很小，全厂只有二十几人。第二天，我们便被分配在二楼圆盘缝合车间的一个角落里。我和阿凤同桌，坐在几排桌子的最后，每人领到几件成品针织衫和一把钩针——听说这道工序叫做“钩毛”，就是用钩针把圆盘机合片后的毛线头钩进缝隙隐藏起来，以达到平整美观的效果。在我们和圆盘区之间有一个窄而长的柜子做成的隔断，班长每天站在柜子旁边检查我们的工作质量。
　　 钩毛的工作一点都不难，虽然我动作很慢，但是我从来没有出现过返工的情况。班长对此也很是头疼，因为我从小家境好，基本上没有“工作是为了挣钱的概念”，每天悠哉悠哉不紧不慢晃悠在通往宿舍、车间和食堂的那几步路上，并且每当工作的时候便大肆发扬谦让精神，从不和任何人争抢，只默默领取几件衣服，慢条斯理地穿针引线，还时不时和阿凤偷偷说几句悄悄话。班长说，像你们这样是挣不到钱的。我们就嘻嘻笑着回答，挣不到就挣不到呗！
　　 每晚下班，阿凤都带我出去溜达，或者吃东西，或者逛夜市。那时候，脚下的路总是很宽，也很短；头顶上的星空总比路灯还明亮；路旁依旧是刚来时看见的那些树木，那些树叶依旧在枝头窃窃私语；路灯昏黄的光从叶隙夺路而出，在方正的水泥砖面上描画出叶子的剪影。我和阿凤，便在这些错综的路上撒下很多欢笑，渐渐淡忘了辍学的不快。
　　 （五）
　　 第一个月发工资时，我光荣地领到280元，阿凤比我多一些，大概有三百多元。我们俩儿成为全厂的笑料，不过我们并不在乎。然而，不经预算的打工生活很快就捉襟见肘，我和阿凤几乎在开完工资后半月之内就花光了我们所有的钱，包括离家前爸给我带的四百多。我打电话给爸，爸又打电话给同在一个城市打工的堂哥，哥哥从小就最疼我，很快又给我送来四百元。而阿凤则没有我这样的境遇，她家里条件不如我，只能给她小舅打电话借钱，她小舅舅也很豪爽，马上答应她第二天去拿钱。
　　 可第二天上班时，阿凤忽然肚子疼。我早知道她会如此，每次经期来时，她都无所顾忌地吃雪糕，我妈传授给我的经验是连凉水都不能碰，我也警告过阿凤，可她每次都置若罔闻——下班后，一根烤肠一个雪糕，是阿凤必不可少的嘴部消遣。阿凤向班长告了假，回头悄悄跟我说：“我到宿舍里躺一会儿，肚子不疼了，我就去我小舅那里拿钱，咱们晚上见！”然后挤挤眼睛，就抱着肚子出了车间。
　　 阿凤没有食言，我下班打完饭，果然看见她愁眉苦脸坐在宿舍床上——她没借到钱！我安慰她说不要紧，我的钱省着点花，应该足够两个人撑到月底的。说着，我便飞快跑到自己床边，在草垫子和褥子之间摸索自己藏的钱。令我欲哭无泪的是——我的百元钞票都不见了！只剩下几十元零钱皱巴巴地趴在褥子下面。我的一惊一乍，不仅引来了阿凤，也招来邻床丽丽和秀秀的围观，听我说完遭遇，秀秀直言说：“小娜娜，你再想想是不是放在别的地方了，如果不是，那就是丢了！哎，你回来的时候都谁在屋里啊？”谁在屋里……谁在屋里……谁在屋里？我望了望阿凤，没有说话。
　　 阿凤也不说话，低着头若有所思，良久，大家都出去了，阿凤忽然哭起来，任凭我怎么问，她也不说发生了什么。后来才断断续续说出来，原来她小舅妈要和小舅舅分手，而小舅妈又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出身很可怜，她又和小舅妈的感情最好，心里觉得很难过。紧接着，阿凤又念叨起好几个人名，有的是她的同学，有的是她以前在皮装厂的同事，阿凤哭得很凄惨，说她遇到的这些人都是单亲家庭。我虽说也觉得悲惨，但因为刚丢了钱，而且又笨嘴拙舌不会安慰人，所以只是守在阿凤身边看她哭天抹泪。哭够了，她提出要去夜市，我才如获大赦。
　　 （六）
　　 我们俩胳膊挽着胳膊，用脚步数着厂区外盲道上的砖块，忽然发现彼此穿的仍是凉鞋。当时的夜晚已有淡淡秋意，脚趾头露在凉鞋外难免有些萧瑟的味道，但我们的心里却同时热气腾腾，同样希望这条小路能够延伸我们的快乐。阿凤告诉我，她早上跟班长请假之后，回了宿舍就看见小山东独自坐在床上，小山东见阿凤回来，不一会儿就出去了，直到下班才回来。小山东当时年近四十，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因为超生，背井离乡出来打工，据说生活条件很艰苦，于是我想都没想就把罪名按在了小山东身上，但是没有证据，我也不能找她对质。我们俩一边骂小山东不走正路，一边商量晚上拿着仅有的几十元去吃什么。阿凤忽然提出要再去一次小舅那儿，我怕她出危险，提出要跟着同去，可阿凤断然拒绝了，只身前往。
　　 我一个人晃悠在夜市里，道路两旁声色犬马——小贩的吆喝，路人的喧哗，甚至隐约传来的歌舞厅的靡靡之音，都让我无所适从——我无聊的等着阿凤。没有阿凤的陪伴，这城市里的灯红酒绿将我映衬得格外孤单。脚下的路，在路灯的光线下愈发显得纸醉金迷。来大连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想过自己这样做究竟是对是错，然后又不止一次地欺骗自己——世上的路有千万条，读书并不是唯一出路。我并没有“行行出状元，乱世出英雄”的豪情，我只是想把压抑尽可能甩得越远越好。
　　 记得刚到针织厂时，同学孙立曾打电话到宿舍，提醒我别忘了参加毕业证考试。所谓毕业证考试，顾名思义就是只拿毕业证书，不参加高考。我又一次任性地倔强起来——既然走了，就要干脆，回头只会让自己更没脸面。于是我想都没想，果断告诉他：我不参加！孙立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告诉我，他会帮我去跟老师说，至于参不参加，他说还有时间，让我慢慢考虑。
　　 人生往往就是这样，错对只在一念之间。我像徘徊在十字路口的流浪儿童，哪边温暖就往哪边去。现在我和阿凤在一起，我们俩儿有共同的经历，有心照不宣的惺惺相惜，所以我在此流连忘返，根本顾及不了自己脚下的路是对还是错。我对阿凤的依赖，就像每天早上都要刷牙，少刷一次，我就一整天都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