拦到的那辆货车是拉煤的空车，车厢底部和车帮子上满是煤末，蹭的我们衣服和背包上黑乎乎的。但谁还计较那些？相帮着爬上车。看来那位司机的心眼儿不错，车厢里已经收容了好些像我们这样的残兵败将。
　　 一下子增加了十多个人，车厢里已经不可能坐着，只好都扶着栏板站着。凌冽的寒风扑面而来，把大家吹得都缩着脖子，时不时擦拭流出的清水鼻涕。
　　 车终于到了南京，我们下车后一路打听着，寻找接待站。当地的老南京们投给我们的眼光是冷漠不耐和鄙夷，似乎我们是来抢他们饭碗似的。
　　 大街小巷，可以看到两旁墙上刷的标语和张贴的大字报，三三两两结伴而行的臂上套着红袖箍的红卫兵，一些建筑的窗子玻璃支离破碎，甚至还可以看到许多圆圆的洞眼，墙上有斑驳脱落的墙皮。学哥和陈老师说，那是武斗留下的弹痕。好家伙，来真枪实弹哪！
　　 我想象着，屋子里的人与外面的人对持着。屋子里的人拼命地抵抗，外面的人起劲地攻击，子弹往来“嗖嗖”地尖啸。死人的事应该不多，因为双方都没经过正规训练，无的放矢，打到的多是玻璃和砖墙。大家都在虚张声势，打枪的同时还不忘引用伟人语录互相掐。那年月，就是这么畸形得疯狂，语录却应用得滚瓜烂熟。
　　 我们下榻的接待站是南京大学。第一次踏进大学，感觉校园很大，我们曲曲折折地走了好半天才到达要住的地方。
　　 先在接待处领了饭票和一沓五颜六色的宣传单。对于那些宣传单，我们没多少兴趣。无论打倒的是谁，听都没听过，与我们何干？我们宝贝得是那几张巴掌心大的餐券。民以食为天，它们才是最现实的。
　　 早就听说石头城的夏天酷热得像火炉，可那年冬天的南京城也是温暖的。不知是武斗的硝烟尚未散尽，还是一下子涌进那么多外来客给古城增添了热度。我们的棉裤再穿着已显得累赘。有谁出了个主意，将棉花取出，穿夹裤。我和小雨不会针线，琪俊姐和家孝帮着我们拆开棉裤，掏出棉花瓤，再把裤裆依旧缝好。拆出的棉花套和被子一起打包，找了邮局给寄回了家。因为我们发现多数接待站都可以借到被子，再背着被子既累又难看。干革命就得轻装上阵！
　　 在南京待了十天，我们没有像有些串联的红卫兵那样，每到一地便与同派系的“战友”联络，介入人家的文攻武卫。或者将人家的某种廉价“支持”字样的印刷品奉为圣旨，拿回去震慑敌对一派。我们有自己的乐子，陈老师和学哥们每天出去寻访古金陵遗迹，可惜和平时期开放的许多景点和展览馆所都已关闭，那可经不起红卫兵小将们心血来潮的改造。所以，只好看看退了色的亭台楼阁。琪俊姐和家孝两个大女生，对南京的布类感兴趣，每人买了几块漂亮的做上衣的花布和很厚实的尼龙卡裤料。而我和小雨、柴忠芳三个则钻入小巷找吃的。
　　 那时街面上卖吃的不多。小商店里卖的也只有面粉做的甜面圈和包了糖馅、滚了芝麻的麻团。而且，所有吃的东西都要粮票。我们便用带来的江苏粮票和毛票买零食。那些好不容易兑换来的全国通用粮票可不舍得用，那是出了省界必需的。
　　 本来，我们在南京会逗留不止十天，可突然得到消息，说是中央已经下达了复课的通知，凡在外串联的学生，必须尽快回到所在学校。这可不是小道消息，因为接待站确实照章办事了，不仅催促我们起驾，竟是按人头发了火车票，要强送我们回家。
　　 我从小就是路痴，对于要走的路甚至地名都记不住。我只知道跟着大家走就丢不了。
　　 车厢里几乎都是在外游荡的红卫兵，都因复课通知而被强行送返。似乎也都游兴未尽，还眷恋着大城市的繁华热闹，惋惜没有走得更远一些。
　　 我们原先的串联计划是春节前南下至上海，春节后再往北，起码要看看首都，亲眼见一见毛主席挥手检阅红卫兵的天安门城楼。可计划赶不上变化，没想到中央一个通告便砸碎了我们的美梦。南京，还只是在家门口，到这里便打道回府，怎有颜面见江北父老？怎有本钱在乡亲们面前夸耀？
　　 我相信这样想得不止我一个。因为在那几个大男生鬼祟得窃窃私语后，我便接到一个指示：放机灵点，各自为战，躲过查票的，千万不要在镇江站下车。
　　 我们串车厢，躲厕所，还真就都蒙混过去了。其实，添乱的红卫兵太多，寥寥可数的乘务员哪里检查得过来？
　　 我们没在该下车的地方下车换乘汽车回家，而是跟着那列火车到了上海。可我们还是小看了铁路部门，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在车上将我们尽数驱逐出境，但是他们还有一道最后防线在等着我们自投罗网。
　　 我们下车经过检票口时，因为所持的票根与到站不符，全被扣留在一个大候车室里。出口有人把守，想出去必须补票。我们带的钱本就有限，在南京已被挥霍得七七八八，想去大上海混，还不知如何应付，哪里还有钱去补票？
　　 还是学哥们的脑子好使，十几个人就补了一张票，先由一个人拿了出去，把门的伸头看一眼车票，努努嘴放行。然后，那个人在离出口稍远的地方找了一块有缝隙的板壁，将车票塞进去交给里面等候的同伴，第二个人拿着票走向出口……就这样，我们十来个人凭这一张票堂而皇之地全出了候车室，如鱼得水般进了这个曾经是冒险家乐园的大城市。
　　 这次，我们住得是最繁华的地段，在上海第一百货的七楼。
　　 和所有的接待站一样，大屋里两溜靠墙的地铺。凭串联介绍信领来被子，分男女进入自己的房间。
　　 在上海，我们又住了十来天。我们去了外滩，看到波光粼粼的黄浦江上停靠和行驶的各种各样船只。好像全国各地统一规定似的，公园和本来供人参观的场所一律不开放，我们只能沿街看看楼房而已。偶尔进入一些商店，看到那些标价不菲的商品，露出刘姥姥的眼神儿，再看看自己一身很土的家做便衣，自惭形秽。我从那些本地人的眼里，看到的是一脸的不屑，似乎听到她们喉间挤出的“小瘪三”哼哼声来。
　　 一个落雪的日子，我们几个起早去虹口公园，走到本来卖游园门票的窗子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们早就排了长长的队，等候领取一枚纽扣大的银色小像章。该像章与后来不断问世的越来越大、越考究，质材不一的像章相比，寒碜得可怜。但我们仍当做宝贝一样，怀着虔诚之心，任凭寒风携裹着雪花扑打的脸颊疼痛，双脚冻得麻木，随着长龙队列一点点向前蠕动，去获得那枚小像章。
　　 这之间，队伍起了一阵骚乱。原来，混进了一个小流氓，在队伍里去摸女孩子的屁股。其实，大冷的天都穿着棉衣，那屁股男的女的又能有多少差别？不过是个变态的下流胚子罢了。在一阵群情激奋的喊打声中，那小痞子如过街老鼠，灰溜溜地飞快跑远了。
　　 在中百七楼的十天，还是挺惬意的。入夜，大上海还是灯红酒绿。从七楼的窗子可以看到近处漂亮的霓虹灯和远处繁星一样的万家灯火，可以听到楼下街上老太太叫卖雪糕的声音。大冬天吃雪糕是个什么滋味？我们几个决定去买来尝尝。电梯已经停开。我们“噔噔噔”地顺着楼梯跑下去，每人买了一支雪糕。奇了，那雪糕真的不凉哎。也许它知道再怎么也凉不过这数九隆冬吧。雪糕甜甜的，有些软糯，绝不是家乡三伏天那二分钱一根，咬得“咯吱吱”响的冰棍可比。
　　 我们几个小的，会在楼梯转角处截住肥头油面的胡涛，逼他交待暗恋家孝姐的事。他憨憨地笑着，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我知道，他是喜欢家孝的，因为她长得很漂亮，有一个高挑的好身材，一张白皙的俏脸，一双会说话的大眼。除了走路有点里撇子，简直就是中国第五大美女。再说，她还有个医术精湛的爹呢。可是，我也知道，胡涛那小子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罢了。以他的家庭，以他的长相，无论软件硬件都绝非家孝门当户对的目标。所以，他也只能是欣赏人家的后背干咽唾沫，在心里做美梦了。
　　 那十天，我也出过令人啼笑皆非的糗事。有天晚上肚子饿了，想想挎包里有半个没吃完的干面包，如果用开水泡了，勉强可以充饥，便去学哥们那里讨杯开水。一个学哥慷慨地倒了一杯水给我，我将面包扯碎了压入水中泡得软和，趁热下肚。那个学哥倚在门上，与另一个同学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吃完后问：“好吃吗？”我说：“好吃，饿了什么都好吃。”他大笑起来：“哈哈哈，当然好吃了，洗脚水泡面包，有滋有味哦。”我以为他是和我开玩笑，谁知他说的煞有介事，言之凿凿，不由我不信。这下，改由我扒着喉咙想吐，却怎么也吐不出来。
　　 此后的几天，那几个男生见了我就坏坏地笑，问我洗脚水泡面包到底是啥味道。恨得我牙根儿痒。这件事憋在我心里几十年，就想弄清那个恶作剧的家伙给我的那杯水到底是不是洗脚水。
　　 那年的除夕，是在中百一店七楼度过的。中午，接待站供给的午饭，菜盆里多了几块红烧肉。
　　 晚上，在七楼的大礼堂里，来自全国各地串联的红卫兵们齐集一堂，开起了联欢会。有相声、大合唱、舞蹈。节目大约有六七十个。维吾尔族人不愧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光是新疆一所中学出来串联的十多个人，表演的节目就占了五十多个。
　　 维族的小伙子很帅，眼睛大，鼻梁挺，皮肤白皙，穿着那种“谢尔盖”式的套头衫。姑娘们个个体态婀娜，漂亮得很。只是她们不像我们北方人，冬天讲究“寒从脚下来”，将腿脚穿暖和了。她们用大围巾将脑袋包裹得只露出眼睛，上身穿着厚厚的棉衣，下面却光着腿，穿着塑料凉鞋，让人看了从心里往外直冒凉气。
　　 维族的舞蹈很美。姑娘们柔若无骨，两条光洁的长臂舞动起来犹如两条白蛇。小伙子膝盖朝外，两只脚跟并拢蹲下身子，双手高举铃鼓，边敲边围着姑娘们盘旋起舞。他们用得是维汉两族语言。整场晚会下来，维语我们只学会“亚克西”三个字。
　　 春节无雪，天有些干冷，冷到心里的那种。除却年三十的联欢会，没有其他的活动。我们结伴去了黄浦江边，看江面上来来往往的大小船只拉响汽笛，看江边来来去去的行人缩着脖子匆匆经过，看远远近近鳞次栉比的高楼。总算是来了一回大上海。
　　 大年初二，我接到母亲的二十元汇款。在这之前，我花光了从家里带来的近三十元钱。那时的我，不知钱来之不易，不能珍惜这笔几乎是母亲一个月的工资。我想，母亲一定为我这个败家女摇头叹息。可她又记着老辈儿“穷家富路”的话，宁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让我出门在外不致手头窘迫。时隔多年，想起这件事，我都羞愧自责，觉得很对不起母亲。
　　 串联，除了让我们这些井底之蛙多看了些人，多看了些车，多看了些楼房，收效甚微。给那些大城市的秩序带去了混乱，增加了交通部门的负担。那时的火车、汽车、轮船上，多半的乘客都是串联的红卫兵。其中，有本该在校学习的学生，有本该在工作岗位的工人、职员。被那场大革命的潮流推向全国各地。串联的队伍中，鲜有种地的农民，那些祖祖辈辈被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束缚的人，仍然以土地为本，坚守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头，虽然也或多或少地参加了派系争斗，参加了自以为正义的革命，但若要他们抛撇了家乡土地去随波逐流地搞什么串联，那是绝不愿意的。
　　 在沪逗留十五天，除了不花钱地遛遛大城市的街道，听听黄浦江的汽笛声，索然无味地浏览一下数九寒冬枝叶凋零的公园，无事可做。也终于淡了走遍祖国大好河山的念头。在传单、小报和喇叭里一再传来的中央关于复课闹革命通知后，我们一行也做了打道回府的决定。乘火车抵达徐州，在戏马台住了一宿，回到各自的家，结束了这场历时四十天的大串联。
　　
　　 【三】挂羊头卖狗肉
　　 说是复课闹革命，谈何容易？几千年来孔老夫子的师道尊严在短短几个月里早就斯文扫地。学生们在外玩够了，野够了，心却收不回课堂，再也学不进文化知识。已经被批斗、游街吓破了胆的老师也睁只眼闭只眼，只管在讲台上说他的，底下的学生是否在听好像全然不关他事，免得惹毛了这些造反的猴儿们，自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复课成了雷声大雨点小，前后不过一两个月时间，猴们奋起千钧棒继续闹革命，照样地拉自己的山头，形形色色的“司令”如过江之鲫。原本歪鼻子斜眼不成人样的，满脑袋浆糊，满肚子坏下水的人，也可以竖起大旗自立为王，腆起肚子当起司令来。
　　 我们学校算是比较平和的，两派之间除了见面瞪瞪眼谁也不理谁，倒也没发生多少直接冲突。虽然受到外界大气候的影响，终是坚守着一些做人的本分。倒霉的就是那些黑五类了。我们学校里的头儿们滑得像泥鳅，早已躲得不知去向，留下历史有“污点”的狄老师，拖家带口哪儿都去不了，只好死猪由着开水烫了。
　　 狄老师大约五十多岁，很早就聪明“绝顶”了，脑袋上一圈稀稀拉拉的几根毛发，围着中间光溜溜的不毛之地。
　　 狄老师其实是很有才华的人。也正是这样的能人，才会恃才傲物，才会成为异类。早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又顺理成章地晋升为反革命分子，屡屡被两派争着抢着捉去批斗。那家伙很逗，你说拉去批斗，他拿起自制的高帽子马上点头哈腰地跟着走；你喊“打倒狄XX”，他马上来个五体投地，直接就趴在地上，批斗会往往在一场闹剧中草草收场。别的老师被批斗得茶饭不思蔫黄了脸，他倒是心宽体胖红光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