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福，什么是禄，什么是寿，答案就在他们的脸上。
　　 在老家，只要人家填了“三代”（在红纸上填写的祖宗三代神位，比如我们郭家，就写郭氏门中三代宗亲之神位），大年初一都要去上香的，即便两家是仇人。在老家，许多冤家就是大年初一这天和好的。人家都能进门来，在三代前上香，在祖宗前磕头，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原谅的，于是握手言和。就是再大的仇恨，如果这天你不去人家三代前上香，那全村人都会看不起你；假如你去了，对方不让你进门，那全村人从此就会不进他家的门。
　　 正是基于这样的民间条例，大年成了一个天然的和事佬。包括大年初二之后的“走亲戚”，除了体现着感恩、孝和敬的主题之外，还是对乡村伦理的一种自然维护。
　　 这种和合还体现在非人间伦理上。你比如，大年期间门神、药神、土神、喜神、吉神、财神、井神、梯神、路神、场神、车神、水神、牛头马祖等等众神共庆的场面，无不上演着一种和合大戏，也体现着中国文化让人感动的包容性。再比如，三十的火元宵的灯，每个房间要通明。它是在两个不同的时空点上，以火和灯演义一种平等性。故乡的讲究是大年三十晚上每个屋子都是不能黑着灯的，无论是牛窑羊圈还是鸡棚狗舍，都要给它一盏灯，都要“进火”，不能有一处黑暗，不能有一处光明的盲区，真是天涯共此时，光明共此时。元宵节的灯也一样，应该分配在每一个层面，包括仓屯、井栏、草垛、磨台、蜂房、燕窝，甚至桃前李下，都要和人一样拥有一盏灯，都不能有遗漏，这就是中国人的“众生”理念、平常心和平等观，它的背后还是一个“合”。
　　
　　 五、大年是“天人合一”的演义。
　　 这种演义从“腊八”就开始了。关于“腊八”的传说有许多，在我看来，它旨在提醒我们从功利中回来，“难得糊涂”一下，享受生活，享受当下。因为回到当下是对诸神最大的礼赞，也是对生命的最大关怀。“慈悲”的“慈”，是“兹”下面一个“心”，就是现在的心。古人借之告诉我们，回到当下是最大的慈悲，因为只有你回到当下，你的心才在现场，而只有你的心在现场，你才在“生”之中，才在“人”的“职分”之中，你也才有感恩的资质，甚至就是感恩的本意。而“忙”则是“心”的“亡”。
　　 在中国古老的哲学体系中，无论是儒，还是释，抑或是道，“天人合一”都是它们的核心指归。为了达到这种天人合一，我们需要腊八的“难得糊涂”，需要从小年开始的除尘。“难得糊涂”是让我们从惯性和速度中解脱出来，从功利和世俗中解脱出来；除尘是让我们从污染中解脱出来，从尘垢中解脱出来，而从一定意义上去讲，惯性和速度也是灰尘。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井里看到自己，那是因为井的安静，我们之所以在湍急的河流里面看不到自己，那是因为河流的匆忙。
　　 人们只有扫净心灵的灰尖，回到当下，才能走进“天人合一”，才能和诸神沟通，才能和天地同在。
　　 这也就是古人为什么要让我们“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
　　 为此，在大年中有许多具体的要求和程序。
　　 听父亲讲，社火中陪伴议程官的几大灵官，在上妆之后就不许说话，整个过程，多数情况下是整整一天。因为在进入“社火”之后，你就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傩，而傩就意味着天地中介，人神共在，凡圣一体，任何世俗的表达都是不敬，都是冒犯，都是非道，包括世俗的念头都要警惕，都要观灭。这种极为强烈的角色意识和纯粹的进入，其实贯穿在大年的所有祭礼中。为此，从腊月三十开始的一个个祭礼，无不都是一种走进天人合一的门径。关于爆竹，也有许多说法，但在我理解，它既不是为了驱邪，也不是为了热闹，它仍然是唤醒世人的一种方式：通过那一声声一串串或脆或钝的响声，把我们从迷糊中警醒过来。
　　 “古寺无灯明月照，山门不锁白云封”。当第一次在老家的山神庙门看到这样的对联时，一种难以言说的美感让自己心灵战栗。那种超尘超凡，真是深入人的骨髓。在大年，你会随时体会到这种心灵的震颤。
　　 而月圆之夜，点灯时分，则纯粹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方法论。有一年我去逛一个城里的灯会，有烟花，有铺天盖地的花灯，心里却觉得十分的隔，不多时就打道回府了。当我站在阳台上，向老家张望的时候，有一串火苗就在心里展开，心就一下子静了下来。多年以来，我都在寻找一个词去表达心中的那种感觉，却很难确切。我只能勉强说，它是一种大喜悦，或者是一种大安详。
　　 那是老家的元宵，深甸甸的月色中，一桌的荞面灯渐次亮起。
　　 就永远亮在一个游子的梦里。
　　 点灯时分，它是一个怀念，更是一个引领。借助那些摇曳的灯苗，我们得以走进生命的原初，得以看到释家所讲的那个“在”。
　　 也许这灯，就是灵魂的形状，或者说是生命的形状，或者说是天人合一的形状。它本身给人一种召唤。我想每一个人在看到灯的时候，火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回到自身的感觉。所以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写到，暖气片尽管给了我们温暖，可我们觉得它是冰凉的，而炉火可能提供不了暖气片那样的温暖，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一束火苗的时候，一种莫名的温暖就从心底升起。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祭礼中要出现火的缘由吧。也许，火的状态就是一种当下的状态，火在点燃之前是沉睡，燃烧之后则进入另一个沉睡，只有燃烧的那一刻是醒着的？而只有亮着灯光的房间，小偷才是不敢光顾的，可是一生中客串我们心宅的小偷何其多也。这也就是元宵节，点灯时分，老人为什么不让我们心生任何杂念的缘故吧？你比如说，我问父亲可以想发财吗？他说不可以。我说可以想当官吗？他说不可以。那干吗呢？他说你就静静地看着，看那灯捻上的灯花是怎样结起来的。看着看着，我们就进入一种巨大的静，进入一种神如止水的状态。那一刻，我们的心灵可以说是一尘不染，就像头顶的一轮明月。所以让我敬佩的是创造了元宵节的这个人，他能够把点灯时分和月圆时分天然地搭配，简直是一件再高妙不过的创造。你的面前是一个灯的海洋，头顶却是一轮明月，那事实上就是你的心了。这一刻，你怎么能够不天人合一呢？
　　 而那灯本身就引人思索。一勺油，一根捻，一团荞面，就能够和合成一个灯，而且油不尽则灯不灭，而最终让这灯亮起来的则是人手里的火种，那么，人手里的火种又是谁点燃的呢？
　　 这难道不是生命和宇宙的奥秘吗？
　　 为此，古老的元宵节，在我理解，它是古智者苦心为他的后人设计的一场回到当下的演习。
　　 为此，我写了散文《点灯时分》，之后又写了同名小说，仍是意犹未尽。
　　 相比点明心灯，城里的闹花灯它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种竞技，或者说一个规模性的文化活动。而只有保留在民间的点荞麦灯，还保存着心灵学的意义，还保留着元宵节点明心灯的原始意义。
　　 如此看来，人们把以纪念释迦牟尼成道之日腊八作为大年的开始，把元宵夜点明心灯作为“大年”的结束，有着特别强烈的象征意义。因为在东方人看来，成道、明心见性意味着大解脱、大自在、大安详、大快乐、大幸福。这些“大”，也许才是“大年”的真正含义，也是人们为何如此迷恋“过年”的秘密所在。为此，“五谷”和“丰登”才有了真实的贡献意义。否则，人生就是浪费，生命就是罪过。所谓“众生一粒米，大如须弥山，此生不了道，披毛戴甲还”。何况我们受用着天地造化如此丰厚的馈赠。为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孔圣为何感叹：朝闻道，夕死可矣。
　　
　　 六、大年是祈福的演义。
　　 无论是年画，还是社火，还是大戏，还是各种祭礼，包括一言一行。《一团和气》《连年有余》《五福临门》《出门见喜》《天官赐福》这些年画，既是公认的中华民族符号，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意象，同时也是人们美术化了的祈福。而社火则纯粹是一种媚神之歌舞，社为土地之神，火是火神。社火中的议程则是赤裸裸的祝福。比如中国人妇孺皆知的《刘海撒钱》：“一撒风调雨顺，二撒国泰民安，三撒三阳开泰，四撒四季平安，五撒五谷丰登，六撒六畜兴旺，七撒北斗七星，八撒八大金刚，九撒九天吉祥，十撒十方如意。”比如《状元郎》：“大门楼子高院墙，凤凰落在房顶上，凤凰展翅人发旺，辈辈儿孙状元郎。”比如《祭灶词》：“今年又到二十三，敬送灶君上西天。有壮马，有草料，一路顺风平安到。供的糖瓜甜又甜，请对玉皇进好言。”比如《财神颂》：“财神进了门，入着有福人，福从何处来，来自大善心。”就是说，财神进门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你首先要是一个有福人。而福从何来，福从善来。为此，我们发现，这个《财神颂》，实事上是告诉我们财神的本意。
　　 而作为祭祀主体的祭祖，更不必说。儿孙福自祖德来，这是中华民族最为广泛的因果认同。既然儿孙福自祖德来，托庇于祖先保佑，则是千家万户再自然不过的心愿。
　　 这便是古人对祈福的理解。福是怎么来的呢？福从积德行善来。在古老中国朴素的因果传统中，它认为一个人做了大官发了大财不是他自己的能耐，而是祖宗阴德。为此我想，大年期间的祭祖它也是在表达着一种古人对祖先的理解：祖宗是你快乐的源头，是你财富的源头，是你显贵的源头，祖宗和后代之间有一种深沉的隐秘的逻辑关系，甚至人们把一切好运的到来都归功为祖上有德。所以我们怎么不可以不去认真地感谢祖德，去认真地祭祖呢。《朱子家训》有言：“宗祖虽远，祭祀不可不成”，并且把它置于“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的前面，以此呈现一种并列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春节期间的祭祖，他既是感恩，又是祈福，又是教育：你能有今天的健康，今天的平安，今天的荣华富贵，这是因为你有一个大后方，那就是祖宗功德，这就是中国人的因果原理。它告诉我们一个公理，做好事不吃亏，做好事绝对正确。什么叫五福临门，什么叫出门见喜，什么叫天官赐福，都是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一种比较仪式化的训诫，这才是祈福的本质意义。如果说你带着很强的功利心去求荣华富贵，是求不来的。
　　 为此，唐五代的冯道说得好：“但凡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七、大年当然是喜庆和快乐的演义。
　　 大年的喜庆如汪洋大海。她在香喷喷的饭菜和茶饮里，在红彤彤的“门迎春夏秋冬福，户纳东西南北财”的句子里；她在排山倒海的爆竹声中，也在喧天动地的锣鼓声中，还在满山遍野的秦腔中；她在一家人团圆的天伦之乐中，也在孩子们的新衣服和压岁钱中；她在灯方，在墙围，在年画，在门神，在对联，在社火，更在老百姓的把酒相邀共话桑麻里；她在瑞雪兆丰年的期盼里，也在普天同庆的氛围里；甚至在《猫吃献饭》《老鼠娶亲》这些窗花里。想想看，雪打花灯，喜鹊啄梅；想想看，热炕在暖，子孙在绕；想想看，抬头迎春春满院，出门见喜喜盈门；想想看，一元复始，普天同庆。注意，是“普天”，是“同庆”。
　　 大年的喜庆真是像根一样埋在大地深处，埋在季节深处，也埋在华夏儿女心灵的深处，它像庄稼一样成长，也像华夏儿女的心事一样成长。
　　 这大年，就是为生长喜庆而来。
　　 大年的快乐如汪洋大海。且别说在现场，就是每一次回想，都让人的心灵为之战栗。在写完短篇《大年》之后，我再也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享受的写作流程，那真是一段记忆中的黄金。如果说我这一生还有什么足以让自己欣慰的地方，那就是我的记忆中拥有着大年这样的节日，或者更为深远一点说我欣慰没有生在城里，包括豪门显贵之家，我很欣慰我生在了宁夏西吉县将台堡的一个叫粮食湾的小山村，它让我能够从童年开始就享受大年所带来的那种刻骨铭心的快乐，销魂的快乐，无缘无故的快乐。我曾经在《大年》里面写到过一个细节，当明明和亮亮把新衣服穿上以后，正式的守岁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他们俩就在院子里莫名其妙地跑，从这个屋跑到那个屋，从那个屋跑到这个屋，没有缘故，就像两尾鱼，在年的夜色的河流里穿梭。那种没有缘故的快乐，在我人生以后的乐章中再也体会不到了。那种快乐我想之所以让我那样迷恋，是因为那样的快乐是纯粹的快乐，没有任何污染的快乐，没有任何杂质的快乐，它是一种天然的快乐。这个快乐我现在还说不透，它到底为何如此让人怀念，让人感动，让人难以忘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跟大年有关。
　　 也许大年它本身就是童年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人类的童年，本身就是无尽岁月的一颗童心，所以才如此让人彻骨地怀念和感动。所以大年虽然说它是一个节日，事实上它已经不单单是一个节日。它是一种类似于母亲怀抱的这么一个所在。在这个特有的母亲怀抱里，我们的灵魂得以舒展，得以灿烂，得以滋润，得以狂欢。
　　
　　 八、大年最终是教育和传承的演义。
　　 时时处处，都在演教。无论是对联、年画、社火，还是祭祖、守岁、拜年，等等，无不是为了唤醒人们的正知正见，让人们回到真善美，甚至回到生命本质。“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这样的对联自不必说；“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这样的议程词自不必说；《朱子家训》《弟子规》《和气生财》《和气致祥》这些年画自不必说；这种教育，还渗透在大年的每一项活动和每一个细节之中。比如短篇《大年》中父亲写错了一副对联，很可惜，亮亮说没关系的，我们可以送给傻子家。父亲就生气了，他批评亮亮只有小人才欺负傻子。同样在短篇《大年》中，腊月三十，父亲带领明明亮亮上完自家的坟，没忘去乱人坟。小时候，我们去跟年集，父亲都要叮嘱，请灶神时，灶君脚下的鸡一定要向家里咬，狗一定要向门外咬。问父亲为什么呢？回答是一个称职的狗是不咬自家人的。贴门神时，他则叮嘱我们秦琼敬德一定要面对面。问为什么。回答是面对面是合相，脸背脸是分相。比如，在故乡，把初一到初七七天分别名为鸡日、狗日、猪日、羊日、牛日、马日、人日。问父亲为什么把初一定为鸡日。回答是鸡是“五德之禽”，它头上有冠之美是文德，足后有距能斗是武德，敌在前敢拼是勇德，有食招呼同类是仁德，守夜报晓不失时是信德。再比如，每家的老人都要叮嘱孩子，过年要断“三恶”修“四好”。“三恶”是恶口、恶行、恶念，“四好”是“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享好福”。单说断“三恶”，不“恶口”，不“恶行”大家努力一下也许可以做到，但是要不动“恶念”就很难了，但是古人并没有因为难，就降格以求。想想看，当每一个人都做到了断“三恶”修“四好”时，那日子该是多么的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