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云把小铜锣儿放在刚刚冒上点热气的炕头上，她解开了包着小铜锣儿的小被儿，小铜锣儿的小脸从被角里露了出来，两只小眼角里似乎还含着忍饥挨饿的泪水。
　　 罗云解开了自已上衣的钮扣，抱起小铜锣儿，把自已干瘪乳房上的乳头送进了小铜锣儿的嘴里，小铜锣儿猛劲的吸了两口，母亲乳房里的乳汁就被吸干，小铜锣儿似乎好象很懂事儿，不哭也不闹的把母亲的乳头吐了出来。在罗云抱起小铜锣儿的时候，从小铜锣儿的被包里掉出个沉甸甸蓝色印花包皮包着的小包来。
　　 罗云知道这包里是临来时李荣林的妻子给包的二斤红糖,可是这蓝色印花包皮却这么眼熟呢。罗云放下小铜锣儿，打开包，翻来覆去的的抖动着这个蓝色印花包皮。罗云终于认出来了，这个东西原来是出自已的手，是自已亲手织就的，自已亲手印染的。图案也只有自已才有，在义县城西这个地方独一无二的蓝色印花头巾。
　　 罗云努力追忆着，努力思索着；原来这位管区主任就是四七年在义县城西活动的共产党区武装工作队的李队长，在那天游行时候见面，罗云不敢认，也不能认，因为人家是县里派下来的干部，两种身份，一张政治幕布把昔日在一起共同战斗过的同志隔离开来，仔细的想了想，一股苦味涨满了罗云的心头。
　　 原来在在土改时期，时任区武装工作队队长的李荣林与罗云还有过一段渊源。
　　
　　 三
　　
　　 历史时光推回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党所领导的农村政权才刚刚建立，区、村政府还没有自己的武装，逃到义州城内的反动地主和在城内的国民党党棍，失意国民党反动军官勾结在一起，组成了反动的还乡团。他们经常昼伏夜出，出城到城西来刺探军情、抢劫农会物资，杀害农会干部，摧毁农会政权，破坏土改运动。与当地的不甘心被翻身农民分去土地、财物的反动地主串连起来进行反攻捣算。他们经常的提着农会干部的人头回到城内向驻守在县城内的国民党军主子请功邀赏。
　　 仅在一九四七年三、四月间这伙还乡团的匪徒就在城西砖城子一带抢走耕牛四十三头，在富家屯抢走大车十七辆，在大定堡的姑寺沟杀害农会干部五人，在留龙沟的高家沟奸污妇女若干。在谢家屯大山底下为被分走土地财物的地主反攻捣算数起。他们对共产党在城西建立的农会政权红了眼，所以深受其害的老百姓都称这伙还乡团为“红眼队”，见什么抢什么祸害老百姓的红眼队。
　　 在这年七月间的一个深夜，罗云从恶霸地主孙老六的窗前经过，她看见这间住室的窗户向外敞开，窗里用黑布遮蒙着，从黑布的边上向外透着一丝一片的光亮，室内有两个人的说话声，罗云停住了脚步，她细听着，原来是孙老六在和管家密谋，向住在义州城内的国民党九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师师部搜索连告密来抓边区县政府派来到义州城西组建农会武装区小队和民兵队工作的李荣林
　　 原来这个地主恶霸孙老六是国民党九十三军谍报处在城西发展的谍报员。
　　 罗云听后悄悄地离开恶霸地主孙老六的窗前，找到了在地主家的女佣张嫂，要了钥匙打开大门，向七里地以外的土改工作队李荣林的驻地奔去。可是还是晚了。就在罗云进李荣林所住的农家院的时候，住在城内的红眼队已经进村。他们是前一天得到当地的地主报告，赶在了国民党九十三军暂编二十师师部搜索连前面，率先行动了。当罗云在这个屯一个远房表姑家这个院子里找到李荣林的时候，红眼队就到了大门前。
　　 李荣林拿出一枚手榴弹交给了罗云，他让警卫员唐小楼带着罗云先走，让警卫员先把为他们报信的罗云救出去，随即他拔出手枪准备边焚烧文件边奋勇抵抗一番。这时红眼队的匪徒开始砸大门了。
　　 罗云一把扯下了她头上的印花头巾，兜起了李荣林正要焚烧的文件，一手拉着李荣林，一手拽着十六岁的唐小楼，来到了表姑家的西厢房内。
　　 原来这院是罗云小时常跟着妈妈到这亲戚家来串门儿来过，对这院里的情况非常熟悉，表姑家的厢房后墙是用泥土堆就的，日本鬼子占领东北后，在这兵慌马乱的年代里，表姑父为了让家人遇有紧急情况出逃方便，他在厢房后墙上挖了一个洞，平时里外用柴草掩盖，遇有紧急情况，一家人钻出墙洞就是庄稼地，仅有百八十步就躲进了西北沟的树林里，别说是黑天，就是白昼只要进了西北沟，也难寻找了。
　　 时值农历七月间，高梁已经拉齐穗。罗云领着李荣林和唐小楼钻出了表姑家的厢房后墙，进了高梁地，随后表姑一家三口人也从墙洞里逃了出来，当红眼队的匪徒砸开大门进到上房时，正房两间屋子已经人去屋空，红眼队的匪徒一无所获。气得红眼队的头目杨大巴掌命令手下放火烧掉这个院子。
　　 就在这时从北面响起了枪声，原来城西第三区接到城里内线的情报说红眼队要到大山屯来抓捕在大山屯工作的武装工作队长李荣林，区长就让小白庙子民兵队长赵常带领小白庙子民兵队到大山屯来救援。
　　 北面枪声响起之后在大山屯的周围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在留龙沟活动县大队两个班接到报告后也由大定堡的姑寺沟向大山屯赶来。在地藏寺蔡家屯一带活动的第十区区小队听到了枪声也由齐盘山向东赶来增援。
　　 这红眼队四十几个匪徒见此阵势，害怕被活动在城西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队合围，就把已经点着的火把扔在屋里顺着通向城内的官道逃之夭夭了。
　　 李荣林和他的警卫员唐小楼在地主家当女佣罗云的帮助下及时逃离虎口，保住了生机也保住文件，保住了党的机密，在以后日子里，李荣林一直把罗云这印花头巾保留在身边，用它来刻记这段往事。
　　 事过三天，中共第十八分区向大山屯派来了大批的武装工作队，并运来了武器弹药，在大山屯组建了能保障农会干部安全的民兵队。
　　 在地主家做女佣的罗云，在李荣林的介绍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山屯的土地改革运动，并被选为农会的妇女会主任。
　　 这条做包皮的印花头巾，就这样给罗云带回了对过去往事的回忆。
　　 在东北解放初期，罗云是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刻的认识，她才参加土改工作的，直到后来她身遭厄运，她也没有改变自己对共产党的感情，更没改变自己的信仰，因为后来她身处逆境之时，她身边还有许许多多有良知的共产党干部和共产党员。这些都是给她勇敢地生活下去的勇气，共产党留在她心中的形象是永久不灭的。
　　 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刘龙台与头道河乡分开，自己成立了人民公社，上级派来了一位叫孟兆信的干部前来当刘龙台公社的社长。他就是忠诚于党，热爱人民，凡事又实事求是的好干部。
　　 四清运动一开始，罗云所在大队就有一个叫马斗本的运动积极份子，他向孟社长反映罗云的历史问题，说她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这本来就是立场问题，应该给罗云划到对立面去。可孟兆信说，这个事等我了解了解再说。
　　 过段时间，马斗本又向孟社长提出了这个问题，孟兆信社长给了马斗本一个明确的答复说；
　　 “罗云是嫁给了国民党的军官，可是这个国民党军官在解放大西南时，他救下了七名解放军战士，这种行为的本身就是革命的行为，总不能揪住人家的过去不放，历史有过一点污点就抹没了人家的功绩啊！现在我们共产党内有好多从国民党过来的大官儿，对新中国的建设做了很大的贡献，也能说人家是反革命？”
　　 这个孟兆信社长曾面对面的对这个马斗本说：
　　 “你为什么总是与罗去过不去呢，你不要以为在解放时你狠狠地斗过地主，新中国的政权就是你帮建立的，你有多大的功劳，那罗云在土地改革斗争中曾出生入死，你知道吗？远的不说，就说这罗云在家里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抚养着三个抗美援朝烈士遗孤，这一点你们谁能做得到？”
　　 提起了这三个烈士遗孤，这马斗本与罗云结怨还就是从这三个烈士遗孤其中的一个女孩子身上来的
　　 那时这个女孩儿已经有十五岁，名字叫景艳，长得非常的俊秀，马斗本自己有七个儿子，老大已经到了二十岁。马斗本一考虑，在农村说对像非常的难，这个景艳的父母都死在抗美援朝前线。要是能把这个景艳娶来给他做儿媳妇那可太好了，儿子多娶上一个是一个。于是他就到罗云家托媒，被罗云拒绝，从此马斗本就对罗云怀恨在心，以后马斗本又托了别人，但被刚正不阿的共产党干部夏添给阻拦住，夏添又向马斗本宣讲了新中国成立后所颁布的婚姻法，并告诉马斗本，女方必须年满十八岁才能结婚。以后不久罗云就做了右派，马斗本曾直截了当地报复罗云几次，但都是夏添为罗云伸张正义。马斗本又不敢直接报复夏添，因为那时夏添是党员干部又没错误。
　　 罗云在孟社长和夏添这样正直共产党人的保护下平稳的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这位孟社长因病故去，公社的领导权被整人的人篡夺，罗云还是在四清运动后期被开除了党籍。
　　
　　 四
　　
　　 往事仍在过去历史中翻腾着。
　　 夏添是在罗云被免去乡长职务之后，上级党组织派他来做头道河乡长的。
　　 他是解放前夕加入中共的老党员，在他上任当乡长的第四天，这个乡的公安员求他协助去抓赌，也给他弄来一支手枪，因为夏添在解放时是政府里的一个文职官员，他没摸过枪也根本不会使用手枪，更不知道公安员已经在枪堂里上有子弹，他顺手用右手拇指把枪机扳起。可是他又一想这还没到抓赌现场，用不着如临大敌一样，他想把扳起的枪机恢复到原来位置上却撂不回来了。如果常摆弄手枪的人，他们都懂得，手枪在这种状态下，用左手压住枪机，用右手的食指扣动手枪的扳机让扳机达到击发的位置上，再用左手轻轻地放下枪机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夏添却想法简单，他想，只要扣动扳机枪机不就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就这样他只顾看枪却没顾在前方几步远还有一个公安员这个大活人，当他扣动扳机之后枪机击发，从枪堂里射出来的枪弹把这个公安员击倒，当场毙命。
　　 后来上级追查原因，是因为枪走火，误伤人命并把夏添降职使用，让他去做教育助理，这此期间他经常去找罗云，让罗云帮助他完成扫除文盲任务，他们协作得很好，在夏添任教育助理这段时间，他把本乡的教育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后来夏添又做了掌管全乡大小学校的工作。特别是罗云从夏添的身上看出一个中共党员人格的力量。
　　 夏添给罗云留下最深的印象还是“文革”的初期。
　　 夏添养病在家，他所在的屯落里被遣送来一个叫程树轩的下放户，给他带的帽子和结论是反革命分子。程树轩本人在解放前加入了国民党，在他们的党内受国民党左派的影响，他又在国民党内加入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是现在所说的“民革”。在三年内战期间，程树轩和他的左派同仁为反内战，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奔走和呼喊。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做过贡献。他的妻子原来是一位中学老师，后来加入了“九三”学社。夫妻俩为了建立新中国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
　　 在“四清”运动之后，中国大地上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把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冲击得荡然无存。也把这对夫妻当成了反革命分子从城市遣送到边远山区的大山屯来进行劳动改造。那时三年的自然灾害刚刚过去，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将要来临，每个生产队的社员也都在受着贫困和饥饿的威胁。好在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政府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上级政府积极从外地调拨大批的救济粮发放到人民群众的手中。可是党的政策再好，一到下面就被执行者篡改和走了样，分发救济粮都是给贫下中农的社员群众，可哪有给反革命分子和他们子女的份儿。
　　 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生产队正在分发救济粮，程树轩的妻子眼巴巴地望着领取救济粮的人群，她提着一个筐篮，用手擦着眼泪到地里去找野菜，原来她们家早在三天前就已经断顿，没有一粒粮食了。她下地挖野菜的必经之路是从夏添门前经过的，正好夏添一出门就遇见并叫住了她，因为那时的知识分子她不会撒谎，就对夏添说了实情。
　　 夏添让她把筐送回家，去取口袋来。
　　 程树轩的妻子说：
　　 “取也白取，也不可能有我们的份儿。”
　　 夏添心里感到不恭，也上来了火暴的脾气；
　　 “让你取，你就取！”
　　 程树轩的妻子把送回家又取来了口袋，她自己不敢到领粮的人群里去，把口袋放到了夏添的面前。
　　 夏添拿起了程家的口袋，柱着棍子挤进了领取救济粮的人群，把口袋摔在了队长和保管员面前，用棍子捣着口袋说：
　　 “这是老程家的口袋，给他们过称分粮！”
　　 夏添这一举动把队长和保管员还有领粮的贫下中农弄愣了好半天，后来当队长醒过来时才说：
　　 “这是共产党给贫下中农社员群众的救济粮，可没有他们四类分子的份儿啊！”
　　 夏添听到这里，更来了火气，用棍子指着队长的脑门问：
　　 “是你是共产党还是我是共产党啊？他程树轩是反革命，他们的孩子也算是反革命吗？”
　　 生产队长自知理亏，半天才回答：
　　 “不是！”
　　 夏添紧接着问：
　　 “那他的孩子不是反革命，就是基本群众，党给群众发的救济粮为什么没有他们的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