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小铜锣的爸爸，一个乡村医生的死因，那是在一九六八年夏天，著名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高潮阶段，三支两军运动已经结束，斗、批、改运动过后又要清理阶级队伍。这次运动主要是把那些过去在敌方阵营干过事的投敌、变节、特务、叛徒都全部挖出来，给他们带上一顶帽子交给群众管制起来。
　　 罗云的丈夫铜铸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过少校军医官，那是上了线的。当时在文革期间所定的线就是，凡是在敌方当过军官只要是超过中尉那就够线儿，到了上尉连长就要给定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铜铸已经当了少校军医官正好够线，那顶不大不小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早已经给他准备好了。
　　 其实早在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结束时就已经不让他当医生了，卫生所收回了他常背的诊箱，理由是他的妻子罗云是右派她与党根本就不是一条心，一个右派的丈夫又是从敌人阵营过来的人他还能为病人服务，还能当好医生？就更不能同共产党一条心啦！
　　 诊箱被收回之后就让他下田参加生产劳动，这次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就好象专门对他而来。公社红卫队把他找去之后让他交待过去的历史问题，他本人也就没有一点隐瞒，把在什么年间在国民党军阀白崇禧当过少校军医官，竹筒倒豆子一样向公社红卫队交待得一清二楚，问题定性之后，公社红卫队把一块白布缝在了他的上衣后背上，在上面书写着大大的黑字“历史反革命分子”，下面的铜铸两个字比上面还要大，为了在这些人的前后好认，他们是阶级敌人，在他们的右臂上也挂上一条袖标一样大的白布条，照样书写着与背上同样内容的黑字。就这样把那些新揪出来的投敌、变节、特务、叛徒与他这历史反革命分子排在一起在各大队游街亮相之后，被遣送到原来的生产队接受劳动改造。
　　 那时小铜锣正在大队所在地的小学校上小学，整个学校的同学都看到了小铜锣的爸爸在那些坏人的队伍里，而且背上还背着一块非常醒目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白布，从这天起小铜锣也就招来了更坏的厄运，那时还不太懂事的同学打他，骂他，说他是反革命崽子，在下课之后他哭着跑回了家。
　　 中午铜铸收工后，他到村口的大柳树下毛主席像前，按照公社红卫队给他做的规定，每天必须早午晚到毛主席像前做完三请罪才能回家。到家后他在院里见到从屋内跑出来满脸泪痕的儿子小铜锣儿，儿子向他问道：
　　 “爸爸，你为什么要做反革命啊？”
　　 铜铸看着儿子，他无言以对，只好蹲下来用手来擦儿子眼角的泪痕，然后叹了口气用低低的声音说：
　　 “儿子，爸爸对不起你啊”
　　 这个情景被在屋内的罗云看见，她忙从屋内出来抱起了小铜锣儿，对他说：
　　 “你爸爸不是坏人，他不是真反革命，是人们误解了他。”
　　 小铜锣儿在罗云的怀里挣扎着说：
　　 “我不信，我不信，同学们都说爸爸是反革命，而且是历史反革命。”
　　 罗云哄着儿子说：
　　 “不许胡说，听妈妈的。”
　　 “不吗，不吗，我不要反革命的爸爸！”
　　 小铜锣儿一句话象刀一样刺中了铜铸的心，从此他的心也算一冷到底儿。为了不影响妻子和儿子，思前想后他只有那一条路可走了。
　　 中午铜铸也没有吃饭，下午又免强干了半天的重活，晚上很晚才回来，没吃晚饭就合衣头朝下地卧倒在炕上了。罗云安慰他几句，他就象没听见一样。
　　 人在寻短见之前心里非常矛盾，他在心里在反复地斗争着，没有活路，在鸡鸣时他终于下了决心咬了咬牙走出去。罗云以为他早晨有活需要起早去完成，她此时更不愿意往坏处想，到吃过早饭时，队长找铜铸去上工。罗云说他已经去了，队长说没见到他，这时罗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她带着儿子出外去找，一些善良的乡亲们也停止上工帮她寻找，当人们从生产队场院房内找到他时，他已经悬梁自尽了。
　　 有几个胆大的乡亲把他从房梁上卸下来时他的脸已呈酱紫色，上下牙关紧咬，不象人们传说那样吊死的人舌头伸出很长，只是两只眼睛的眼窝子里已经干涸，没有一滴眼泪，胸前的衣襟上有两条长长的湿印，那是他临死前所留下的两道泪痕，右手的五指紧紧地攥在一起。
　　 罗云此时已经没有眼泪，她悲伤地走上前来用力掰开丈夫攥紧的右手，从里面拿出来的是儿子小铜锣小时的照片。
　　 小铜锣儿跑上前来，趴在爸爸的身上呼着；
　　 “爸爸你不能死，你不能丢下我们不管，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妈妈说你不是反革命”。
　　 可是此时的他已经再听不到儿子的呼唤，两个小时前他就魂归地府。
　　 这时的罗云也已经昏了过去。
　　 出了这样的事儿，大队革委会主任也赶来，他不停在场院房门里转着圈，见这里没有恶人，他开口骂道：
　　 “他娘的，怎出了这么个鬼年月儿！”
　　 当罗云醒过来之后，乡亲们帮助她把这个在过去起早贪黑为群众治病救命的好医生草草地在罗云家房后茔葬了。
　　 通过这次事件，罗云从人们对她同情和温和的目光中看到，即便在当时极左最高压的态势下，那些善良的人们与党员干部的良知和人性也没有泯灭。
　　 一九八一年上级要给铜铸平反，为他恢复人民医生的名誉，座谈会由这个大队的党支书李红福主持，上级有关领导问罗云与他儿子对此有什么要求。
　　 小铜锣说：
　　 “我爸爸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而死，我强烈要求应该把我爸爸当成烈士，并将我爸爸的的坟墓迁往附近的烈士陵园。”
　　 上级领导和大队支书听到了小铜锣儿这过份的要求感到很为难。
　　 这时罗云站起来说：
　　 “我儿子的要求，我不同意，因为我们家老铜必竟不是牺牲在战场上，为国捐躯。充其量也就是受迫害而死，可是在那时极左的高压下，不是有很多象他一样的人都活过来了吗？就说程树轩一家，人家的心胸就比我们家老铜想地宽。”
　　 罗云努力说服了儿子收回那过份的要求。
　　 人民医生铜铸的迁葬仪式在上级领导和大队干部的主持下顺利的进行着，大队请了写一手好书法的中共老党员、退休干部夏添为其题写碑名，“人民医生铜铸之墓”并没有用什么那些烈士碑上所用的“永垂不朽”等云云。并还在童铸的碑的上面撰刻了铜铸的生评事迹，向后人表彰了他一生的功绩。
　　 在经过反复的选择墓地之后，最后终于在一九八一年清明节这天把铜铸的坟墓迁到了金凤山的南麓山角下，苍山绿树的林海之中。
　　 迁葬仪式那天前来参加迁葬仪式的群众人山人海。人们拿着花圈，捧着挽联象送别自己的亲人一样。以后每年一到清明节这天，都会有些不留名的人为铜铸的墓碑、坟头献上花蓝儿。坟前还留下一堆一堆的纸灰。
　　
　　 七
　　
　　 在为罗云恢复党籍补发工资以后，罗云已经六十三岁，根据她的身体和年龄关系，她已经不能再到地方的政府机关任职和主政，只是在家瞻养天年。
　　 在与人闲谈时，总是少不了对过去往事的回忆。总免不了的有人问她；
　　 “是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你们一家害得家破人亡，你恨不恨？”
　　 此时的罗云总是面色严肃地回答：
　　 “你就不该这样问，文化大革命不是我一家的不幸，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但毛泽东在我心中始终是全中国人民伟大领袖，他领导着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带领人民建立了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毛泽东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以至于他晚年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也是他为了反修防修，从最美好的愿望出发，在当时的六十年代初，逃窜到台湾的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国内的阶级敌人蠢蠢欲动，真正的右派确实想推翻刚刚建立不久的人民政权，逼迫共产党交出执政地位。”
　　 有的人又放低了声音问：
　　 “那你对邓小平又怎么看啊？”
　　 罗云仍然神色凝重地说：
　　 “邓小平在我心中仍是一位伟人，要说文化大革命，他受苦最深，受迫害最重，受到不公正待遇要超过我们一家的十倍百倍，可是在文革结束后有人要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时候，是邓小平站出来客观公证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本人的功过事非，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地评价和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地位。仅这一点就足可以看出一个伟人的胸襟。”
　　 对方听后无言以对。
　　 罗云又接着说：
　　 “邓小平对中国巨大贡献有两点，一是他正确评价毛泽东的本人和毛泽东思想，二是在中国搞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可是有的人不知足啊，他们一边享受着邓小平的改革成果一边还要骂着邓小平，一边吃着大米白面还要一边攻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
　　 听到这里，人群就不欢而散了，人们离开了罗云都不约而同地撇了撇嘴，背着罗云说：
　　 “看今天共产党内部的腐败，都烂到了根上了，罗云这个当过右派的人真是认死理，早晚有一天她还是要吃大亏的！”
　　 可是罗云在心里想着；中国共产党是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前进道路上是不可能没有挫折，更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在摸索中前进的执政党就是出现了偏差和错误，那也是属于正常的。
　　 不管有多大的波折，罗云丝毫不怀疑共产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因为她亲眼目睹了有多少共产党人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文革中，在极左的高压下有多少共产党人含冤受屈，忍辱负重；在多少次自然灾害面前哪一次不是共产党人冲锋在前。现在国家富有了，一些国家干部的私欲开始膨涨起来，败坏了党风，丢掉了本色。但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党一定会有能力有措施根除这些腐败毒瘤的。
　　 但是，罗云却有另外一种担心，随着改革开放，敞开了国门各种不健康的东西如巨流泥沙一样的涌进国内，那些西方传教士把国外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国内也相继产生了“草鞋教”“东方神教”，国内一些信仰危机的人也跟着闹腾起来。
　　 她担心自己儿子小铜锣在十年文革受到父母的牵累没读多少书，对人生价值观认识模糊，更没大的理想追求。人没信仰就没有精神支柱，心灵空虚，罗云怕儿子经不起来自这方面的诱惑，特别是国外的一些教会组织在国内广为寻找和发展信众，小铜锣心地善良思想单纯经人一说准会上当。
　　 罗云的担心并不多余，几年前罗云有病住进市里的医院，对面病床上一家几口都信耶稣，平时来探望病人的亲朋好友也多信此教，张口圣经，闭口神主的，他们看罗云儿子很单纯的就劝铜锣加入。
　　 一开始罗云和儿子没好意思拒绝，以为没答应他们就此为止，可是过了三两天，他们更进一步地规劝，可他们哪知罗云儿子的古怪脾气，他有时说出话来比核暴还要有威力。
　　 小铜锣对劝他信主的人问：
　　 “你们劝我信主，我也知道你们是一番好意，但我能问一下耶稣是什么吗？”
　　 劝他的人听后故做惊呀，
　　 “我的上帝，那耶稣是主啊！是主宰一切的上帝，是主管宇宙的神啊！”
　　 小铜锣听后把头摇晃得象个货郎鼓，表示不信。
　　 劝他的人说：
　　 “那你说耶稣是什么神？”
　　 小铜锣说：
　　 “据我所知，耶稣充其量是马利亚和耶和华的私生子，在公元前他是为了他那被压迫的民族被大罗马帝国钉在了十字架上，从那以后犹太人为了纪念他，把他的受难日叫做‘复活’。从这一点来看我宁肯信仰毛泽东，毛主席领导了中国人民仅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就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他耶稣当一回神，这一个世纪连一座大山也没推倒，你们让我信他干什么？”
　　 这回该轮到了劝罗云母子信主的人脑袋摇得象货郎鼓了。他们用自己的手在自己的胸前划了十字，嘴里念着：
　　 “阿门！”
　　 在心里暗暗地说：“这孩子算是没救了。”
　　 不过罗云听后却感到很欣慰，她觉得自己的儿子这才是真正的长大了，能说出这些来，也算是长了不少的知识了。
　　 自从国内又出现了许多中国人自己创造的神和教，象什么“东方闪电教”谁知道他们哪个是以推翻人民民放专政为目的的反动组织？这不能不让罗云担忧。所以罗云才在临终时对儿子做了特别的嘱咐，要他远离邪教。
　　 小铜锣这年已经三十多岁了，在文革中受父母的连累，没念多少书，人要是没有文化，就是缺少智慧也更不用说是睿智了，看上来就象一个傻人儿一样，周围哪有姑娘愿意嫁给一个这样的人呢？所以在他三十四岁的时候经人介绍才在离家千里之外被人招去给人做了养老女婿。
　　 小铜锣心眼实，见不得人家的好处，谁要是对他有一点恩惠，他就要听命于人。虽然这叫感恩，但这叫罗云非常不放心，就在罗云八十七岁的时候，她自我感觉将不久于人世，怕死前见不到儿子，她才用笔纸趁明白给儿子写了这份遗嘱收藏起来她相信自己死后儿子见到遗嘱，他一定照此去做的。
　　 罗云在遗嘱里这样写道：
　　 “我儿铜锣儿：妈妈今年已经八十有七了，近来自感体力不支，身体每况愈下，怕是不久于人世了，我多年来，听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理念和一种约束。我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是我亲身的经历或亲眼看到的，几十年来，我们党不仅领导着中国人民走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水深火热，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还使全国人民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扬眉吐气。尽管我们的党也走过一大段弯路，尽管我们目前的生活也有很多的不如意，但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能够象中国共产党这样勇于担当起民族的责任和社会责任，我由衷希望共产党会越来越好，把我们的国家管理的越来越好。应该说我这临死的人言语有些过激，但这是一种情绪，也是我个人对党的感情和情怀的表达，是一种发自肺腑直达心灵的剖析和表白。这种表达可能与那些只顾个人利益在心中怨恨党的人所不屑，但没办法，我们这一代的秉性就是如此，不愧为愚钝的一代，吃亏的一代、傻帽的一代。为了表达我的心声，不管死活，我都愿做一个追随共产党的傻老婆子。我希望你能听妈妈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
　　 小铜锣跟随着母亲罗云经历了数十年的痛苦和磨难，长大之后他一直秉承着妈妈的性格，尊从妈妈的教导，不法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取，谨慎为人，所以也没有大的富贵，他索性把自己乳名前面的两个金字旁去掉，改叫同罗，铜是他爸爸的姓，罗是他妈妈的姓。
　　 一年过后。
　　 他捧着妈妈的遗嘱，牢记他妈妈离世时对他的嘱附，把他妈妈的人生经历和所说过的话当成了一种财富，把他一家人所走过的路，用文字记录下来并经过整理当成了小说，并给这个小说起个名字叫“临终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