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门”终于大爆发。有一天下午，厂子里突然来了很多警察，在厕所里进进出出，十分地忙碌，有消息说：厕所的木头档板上，发现有人用白粉笔写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这还了得，毛主席坐金銮殿的人，怎么能够在厕所里呆着，简直是反动透顶，学生都被撵回了班级，等着公安局的同志过来做笔记鉴定，我因为害怕，在作业本上故意把那几个字写得歪歪拧拧。后来案子破了，风传是一个叫胡向阳的男孩写的，他比我高一届，他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一个正在走的“走资派”。
　　 那个时候叫向阳的多，“张向阳”、“王向阳”（《平原游击队》里面的游击队队长，就叫李向阳。）叫什么不好，为啥要叫“胡向阳”呢？这不是胡来吗？有朝一日我要是碰到他,我真得好好问问他：你的，皇军的干活？
　　
　　 三、洞庭湖畔的快乐时光
　　
　　 岳阳楼北墙外，是客运码头，每天开往赤壁、华容的船只，上、下午各一班。岳阳、赤壁、华容过去属于楚国地界，兵家相争之地。年轻时读《三国》，周瑜、刘备“火烧赤壁”，打败曹操的数十万大军，曹军节节败退，走的就是华容道。心血来潮，总想着约了同学去这两个地方看个究竟，却一直没能成行。
　　 码头再往北走三四里路，是渡口，是岳阳唯一的一个汽车轮渡渡口，忙的时候，等候轮渡的汽车能排出二三里，一些要过河的司机经常聚集在汽车底下的荫凉处，三五一群，四个一伙蹲在那里玩着扑克牌，鼻子、脸上贴满了手撕的纸条。
　　 从对岸过来的大车、小车，下了渡船，“突突”地都得爬两百米的上坡路。夏天，满载西瓜的拖拉机爬坡时，经常性地遭到我们的“洗劫”，一群不要命的半大小子跟在车尾，抱了西瓜就往水里跳，卖瓜的农民在后面大声地吆喝，干瞪眼。西瓜从水里浮起来，用拳头击碎了，功劳大的，挑大块的拿，小屁孩子也有份。淘空了西瓜皮做成凉帽，扣在头上，远看像日本鬼子的大钢帽。
　　 洞庭湖涨水时，湖面上过往的船只海了去，有时候我们站在岸上，冲着船上的人嗷嗷地喊：“喂，老张、老李……”船上还真就有人探头出来应一声“哎”，等发现是我们在开玩笑时，也不是十分地生气，只是拿起手里撑船的长杆向我们比划着，作势要打，长杆扬起来时，一串串提起来的水珠会重新掉落到水面上，溅出一圈圈涟漪来。
　　 “在娘家本是青枝绿叶，到婆家面黄饥瘦，不提起倒也罢了，一提起泪洒江河”（猜一交通工具），说的就是这个，撑船的竹篙。
　　 岸上有许多鹅卵石和破碎的瓦片，女孩子愿意找一些鹅卵石，塞进书包里，背回去玩那种“抓石子”的游戏，这个游戏是俩人在一起玩，找一块干净的水泥地面，一把石子刻意地掼下去，捡其中单颗，往上抛，高度要适中，趁向上抛的石子未落回前，抄起地面上其中一颗石子，迅速交到另一个手上，于此类推，再捡第二颗石子，谁捡得多，就算谁赢。
　　 在湖边上，男孩子们玩得最多的是“打水漂”，找那种比较扁的石头，最好用瓦片，半蹲着，臂膀发力，猛地射出去，瓦片擦着水面向前飞行，弹跳好几次，最后沉入水中，我每次玩的时候，都扔不了太远，力小。
　　 打水漂，小孩子玩得高兴，每次玩都能玩个把小时。周边钓鱼的常跟我们喊：“快点去上学，小心我告诉你妈，回去打你屁股。”他们烦我们把鱼吓跑了。
　　 班里“打水漂”最厉害的是郭钢，再普通不过的石头子，在他手里随便一扔，“嗖嗖”地飞出去没有了踪影。郭钢打弹弓也是有一套。老师在他的书包里什么时候翻，都能翻出一付弹弓来，粗铁丝做的，上面还缠着漂亮的泥龙丝绳，带颜色。郭钢的老爸是厂里的八级机修工，做付弹弓手到擒来。每天上学的路上，郭子总能打到几只麻雀，几个男同学争着去附近捡柴火，烧着吃，麻雀肉好吃，骨头小，嚼起来骨头不用吐。
　　 小学一年，郭拖的鼻涕长，长的时候能达到一尺，单管，收放自如。同学和他开玩笑：“鼻涕好吃不？”他高声回答：“甜中有咸，咸中略微带点甜。”别人不信，他却信誓旦旦地跟人说：私下里舔过。“实践出真知”，他说这话我信。
　　 郭因为弹弓打得准，后来当了兵，在部队开汽车，转业到地方，去了一家公司，听人说起他，现在给老总开车，现在也是有身份证的人了。
　　 在湖边玩，经常能看到“板罾”的，鱼网张开，慢慢地沉下去，每隔十分钟，就用粗麻绳拽上来，总会有小鱼小虾甚至螃蟹泥鳅之类的在网子里蹦跶。板罾的行家里手，专挑回水处，在水里撒上点熟豆饼，周边游呛水的鱼儿，闻到鱼窝子的香味，就会大老远地游来。板罾是个力气活，膀子上没有二两肌肉，根本板不动。
　　 “水曲山隈四五家，夕阳烟火隔芦花。”洞庭湖枯水季节，堤坝上的石头缝里凭空开出不少芦花来，雪白的丝穗在风中摇摆，发出沙沙的声响，絮毛飞舞，吹进脖子里，痒。堤坝上长得最多的是狗尾巴草，刚刚没过鞋，一大早过来，走不了几步，裤管就会湿漉漉一片，上面还会粘上去一两根青草。天空中常有苍鹭、鹬鸟，在头顶上“啊啊”地飞过。堤坝上到处开满了碎碎的小花，黄的、白的还有粉红的，像家里印花的床单，男孩子在“床单”上摔跤，女孩在不远处摘芦花，拿回去插在自家的玻璃瓶里，好好地美上几天。
　　 夏天，干的沙堆上露出许多螃蟹洞，用树枝往里掘，螃蟹在洞里没地方跑，缩在角落里只有吐白沫份。指甲盖大的螃蟹没有一两肉，随手放了。每每逮到大一点的螃蟹，就地拾一些枯枝，做柴火用，烧红的螃蟹，先撕腿，后揭盖，边走边嚼，特别香，我们管这叫“打牙祭”，也是一天最开心的时刻。
　　 洞庭湖盛产荸荠、菱角、湖藕和莲蓬。新鲜的莲蓬里差不多都会有二三十个莲子，抠出来，很轻松地就能剥了皮，肉嫩，莲子心一起都吃进去，没人会觉得苦，新鲜莲子都是绿色的，皮好剥，陈年的莲子尖硬像子弹，得用牙咬，听大人们说在河边上还能捡到上千年的莲子。
　　 菱角叶浮在水面，开小白花，蹲在岸边，往怀里一点点地捞上来，须子上挂满了菱角儿。菱角有三个尖角，肉白、面，吃的时候费劲，必须一点点地往外抠，像核桃仁，吃时总掉碎渣。荸荠洗净了，不用去皮就可以丢进嘴巴里，脆生，十个八个能吃饱。
　　 洞庭湖的堤坝下，是东风湖渔场，成片的鱼池，像田字格本。“东风湖寸水有鱼”，养的最多的是鲫鱼、鲢鱼、草鱼和黄姑鱼，渔场不仅鱼多，还产虾，夏天用竹耙子耙，十来分钟就能弄一脚盆的虾。新鲜的河虾吃不过来，晒干了，收起来冬天炒干辣椒，味道也不错。渔塘的土道上，种满了渔民自家的青菜，只有一条羊肠小道供人行走。夏天渔场那边，不时传来呱呱的蛙鸣声，夹带了一股豌豆花的清香。
　　 我捉鱼不在行，衣服上弄一身稀泥，还得老娘洗，费肥皂。情愿去池塘边拾些河蚌、捡点螺蛳玩。河蚌肉腥，切片后打水焯，要多搁一些葱姜蒜，最好是放一些干辣椒一起爆炒，下饭。螺蛳肉不出息，捡一桶子螺蛳，清理出来也只能炒一饭碗，螺蛳肉紧，筋道，吃起来不过瘾，不解馋。
　　 南方的孩子嬉水，光了腚，扑腾在水里打水仗，尽兴时，背心裤衩，什么时候让人一古脑地藏进了红薯藤里都不晓得，天黑了只好捂着下身回去，挨母亲训。因为担心，家长不允许孩子下水。游没游泳？用大拇指甲盖划胳膊，就能知道，划出白道道来，没的说，父母上柜子顶上取来竹条子，狠劲抽，（划白道的科学道理，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楼前楼后，此起彼伏的惨叫声，一浪盖过一浪，比重庆渣滓洞的共产党喊得还要厉害，我们管那叫“竹笋子炒肉”，滋味不好呷，打人的竹条子，家家必备。
　　 我哥他们几个同学，天天游泳，有的还能游到洞庭湖对岸去，偏不挨骂，我们背地里喊他们“洞庭湖的老麻雀”。老麻雀告诉我们：游完了泳，去水笼头底下，冲一冲，就不会有白道道了。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多吃几年咸盐就是不一样。
　　 除了游泳，男孩子常在一起赌赙。“锤子、剪刀、布”，先输的一方，乖乖地将钱币放在砖头上，另一方必须钱币高于上数第二个扣子，拇指和食指不停地捻动，最后一刻撒出手，两枚硬币相撞后，砖头上跌落的硬币，就可以据为己有。
　　 玩的硬币，大多都是一分的，正月十五前后也有玩两分的，平时没人敢拿五分的来耍，五分钱是高消费，玩不起，更担心高年级的过来“劫财”。
　　 不玩硬币时玩扣子，输急了眼，顺手从衣服上扯下来一粒，继续战斗，运气不好的，五粒扣子输得一粒不剩，只能敞了怀回家，妈过问时，就说在外面打架，扣子全给掳了去，妈偏不信，非得问在哪打的架，寻原路找过去，还真就把扣子找了回来，只是五粒扣子的大小、颜色不尽相同，母亲在灯光下一粒粒缝补好，第二天照样穿着去上学。
　　 有时候混进厂子里，去车间里捡些废铜烂铁出来，要不干脆把油桶上的铝盖拧了下来，揣在兜里好几天，也见不着收破烂的上门，那个急哟。卖糖的货郎手里拿一块铁疙瘩（铁疙瘩其实也是换糖换来的），在学校附近叮叮当当地敲，不等下课，我们的心思早就飞出了窗外，货郎的糖，是用红薯熬制的，每次去换时，他精打细敲，手法一点都不逊于《卖油翁》的老头，手头有准。红薯糖有粘性，扯出来的糖丝两尺来长，用棍子细心地绕了又绕，全送进嘴巴里。
　　 家里平时用过的牙膏皮，平时攒着，赶上家里半管牙膏没用完时，着急地全挤在爸妈的牙刷上，风一样地跑了出去，抢着跟货郎换糖，挨揍的事没顾得想。
　　 经常来厂子里光顾的还有补锅佬，肩膀上悠悠地挑着扁担，扁担的一头是风箱，一头是火炉，干活时，中间有一根破胶皮管子连着，家里的破锅漏碗，都可以拿来补。补锅前先得把火烧旺，老头呼呼地扯着风箱，焦炭在炉膛里跳跃着蓝色的火苗，老头取一些铁粉，放进坩锅，铁的熔点低，铁粉很快化成了水，趁热浇在破损处，“哧”的一声，冒出一股子青烟，补锅佬手握小锤，反复敲。再破的铁锅，使十年也没人扔，每家每户的锅子，都补过疤，像赵四头上的癞巴。
　　 “剃头怕癞头，癞头怕剃头"，厂里最烦赵癞的是邓姨，邓姨六十多岁，剃了一辈子的头，从不给癞子剃，一是因为癞头上的脓包不好剃，二是怕染了家伙什。邓姨给老人不光剃头，还给刮胡子，先给客人的胡子上，涂肥皂沫，再随身取一把刮刀在手，刮刀不够锋利，必须在一块油光鉴亮的长条布上，上下刮蹭，邓姨拿刮刀的手势，煞是好看，像兰花指。旁边的木架儿，支了一个铜盆，铜盆里有半盆清水，是专门用来给客人洗头的。邓姨剃头成人收一角，刮胡子不单收钱，小孩子五分，厂里好多人都愿意来她这，任她在头上摸来摸去。邓姨是上海人，说话侬软、发嗲。老家给她捎来的高粱饴糖，软绵绵的，有时候她自己舍不得吃，剃头的小朋友一人一颗，上海高粱饴糖的糖纸，呈黄色，上面有图案，糖吃完了，糖纸都不扔，平整地夹在日记本里，时不时地翻出来看看。收集糖纸，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喜欢，有时候还相互交换，光看不让人摸。男孩还有收集烟盒、火柴盒纸的，大人抽的烟，“白兰”、“沅水”居多，那个时候市面上还没有到“红塔山”、“芙蓉王”这个大品牌。
　　 理发店外不远，是彭奶奶的茶摊，小小的茶桌上，每次放了五六只茶色玻璃杯，茶杯里蓄满了茶，用一个玻璃片片盖住。彭奶奶的茶，里边掺了绿豆，清凉得很，要一分钱一杯，专门卖给过路的。夏天上学，我们路过摊子，彭奶奶请我们喝茶，从不收钱。茶摊不光卖茶，还捎带卖些球球糖，球球糖一粒粒的，五颜六色，比黄豆粒大，用一个大大的玻璃瓶装着，一分钱能买十二颗，彭奶奶眼花，数学成绩赶不上小学生，总出错，有时给十五颗也不知道，还“嘿嘿”地冲我们笑，露出一口的大黄牙。
　　 跟彭奶奶的茶摊作伴的，是刘爷爷的小人书摊，一分钱一本，刘爷爷租书有规定，看图书，必须在他的眼皮底下，不许拿走，更不能损坏，赊帐看书，刘爷爷分人，刘爷爷不是钻钱眼的人，知道我没钱，时常喊我到他身边的小板凳上坐下，给我看他新进的图书，我最早看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基度山恩仇记》、《小五义》都是在刘爷爷那看的，有些字不认识，问刘爷爷他也不会，一笔一划给我写手背上，让我去学校问老师。刘爷爷去世时，七十二岁，不知道他在那边过得咋样，在阎王爷那出摊，没有城管，也不用交工商管理费吧。
　　 刘爷爷不出摊时，我们就去油菜地里藏猫猫。附近的菜地里每年都不少种油菜，油菜花开起来，成片成片，黄澄澄地特别好看，我们在里面玩“抓特务”的游戏，总能遇上厂子里上班的大哥哥、大姐姐躺在那说悄悄话，双方见了面，他们自己的脸倒是先红了起来，头发也零乱得很，弄得我们手足无措，只好悻悻地回家，回家前没忘了撸一把油菜籽装进兜里，见谁打谁。
　　 我们那炒菜，喜欢用菜籽榨的油。小时候吃惯了，总觉得比东北的豆油香，那个时候粮店供应油凭油票，每人每月只有五两油，炒菜舍不得多放，每到月底，油罐里早就刮得见了亮。平时炒菜，一半猪油、一半菜油，掺合着吃。猪油都是大肥肉熬成的，炒出的青菜，能吃出猪肉的味道来。实在没有菜吃时，饭里边乘热拌上一坨猪油，照样能吃一大碗。再穷一点的人家，用酱油拌饭的，酱油也是“油”，胃口好，吃嘛嘛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