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少安很快搭上了这趟车。包产到户后，孙少安被解放出来了。他不必整天为村里的事操心，也不必整天捆绑在土地上，他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在同学刘根民的帮助下，孙少安捞到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开始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孙少安发现了一个重大商机，从而决心办砖窑。
　　 让双水村百姓真正感到震惊不是孙少安，是金二锤，金光亮的儿子。以前双水村地主成分家庭的成员参军了，地主的后代都能参军！这个在这去十几年中，一直生活在最底层，被人们所歧视的家庭，竟然翻身了，世事真的变了!
　　 “受了多少年的冷落，金光亮现在要借此机会寻找人们的尊重，几十年经受的过分待遇，看来把人弄得有点不正常了。瞧他！尊严和荣耀到了几乎滑稽的地步……”这是得知金二锤能参军后，金光亮的变化，很有范进中举的味道在里面。金光亮的变化是有点滑稽，可这滑稽里太多辛酸。
　　 金氏家族第二件喜事是金俊文的大儿子金富归来，带着满口的新鲜词和许多新鲜玩意。金富真的富了，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至于他是怎么富的，其实双水村有些人心知肚明，只是不点破了罢了。
　　 社会在变，人也在变，有人在向好的方向努力，有人却在一开始便走向了迷途。当金俊武向大哥金俊文点破金富的财物来路可疑，反遭大哥痛骂时，那一刻错的是谁？当金富用自己精湛的手法证明了自己的“职业”时，俊文又在想什么？
　　
　　 （六）一九八零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社会生活开始大面积解冻了。”
　　 如果说一九七九年是破冰时期，那么一九八零年就是融冰时代了。时代的列车进入了到了加速阶段，双水村也出现新的变化，全村实现包产到户。虽然过程略有些曲折，但最终的结果还算是令人满意吧。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田福堂，一个起初对包产到户十分抵触的人，现在也开始适应着新的生活。虽然他打心里对这些很不满，也“对目前社会的大变革接受不了，但他的理智告诉他，这一切已经很难再逆转了——不管你情愿不情愿，社会就这个样子了！”
　　 与田福堂相反的是孙玉亭，他依旧渴望社会能回到各种轰轰烈烈地运动中。因为只有在那些运动里，才能让他感觉到自己还是个人，才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孙玉亭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我们看到孙玉亭落寞了。那个过去忙忙碌碌的人，一下子没事可干了，孙玉亭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寄托。其实，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读者，过去那种生产模式已经被社会淘汰了，再也回不去了。春天已经来了，孙玉亭一个人继续在冬天行走。
　　 孙少平这时也开始寻找自己的春天，他知道双水村是他的家，却不是他的世界，他的世界在外面某个不知名的地方。以前由于那种集体生产方式的限制，孙少平没走出去的机会。现在有了，孙少平不愿继续待在双水村，他要出去闯一闯，哪怕没有什么结果他也要去。这时，孙少安已经在双水村闯出了一方天地，办起了砖窑。
　　
　　 （七）一九八一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太多不值一提的事，总会有人把它搞得声势浩大。至于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只有具体操作的人才心知肚明。那一年，原西县那次夸富大会，与过去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实无区别。
　　 这一年的社会风气与前相比是开放了，但还有些浮躁，“实事求是”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一句口号。这次夸富大会上，石圪节公社的“冒尖户”孙少安是一正宗冒牌货。因为县上给公社定了指标，于是孙少安成了“冒尖户”。而这与七五年那次田二受批斗的事又是那么相似：有冒尖户，你报一个上来；没有，造一个上来。虽然时代已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已开始解放，然而人们的处事的思维和行事方式还停留在原来的模式上，只不过变了一个名称罢了。过去叫批斗会，现在叫夸富大会，整个社会还是热衷于各种运动，只是运动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这些运动在激励众人的同时，也在掩盖一些社会问题。表面上看来百姓物质富足、生活幸福，可现实呢？就像那个冒牌“冒尖户”孙少安一样，外表风光，心其实还是虚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到达那种程度。
　　 在此，再顺便提一下王满银，双水村的生意人。这个满世界乱逛的生意人，在社会转型期，又开始了自己的生意，只是从未发达。这一年王满银的生意似乎有了转机，与一南洋女人合伙卖电子表。从这一次经历我们知道了王满银为何没能发达，因为他的生意是以骗为主，而非其它。后来兰花的寻死事件，也在间接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个人眼里，只要能弄到钱，什么骗人的事都可以干。
　　 除了王满银之外，在这里再说两个人。他们对小说的情节推动几无作用，但又一点也不多余，可能有些读者会选择性地忘掉这两个人。他们一个叫刘玉升，是双水村的村民；一个叫小翠，是少平在建筑工地上认识的一个做饭小丫头。刘玉升在此时成为了双水村的“神人”，这个人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又不会农活的人，此时以降妖除魔为职。在农村还是集体生产制度时，刘玉升每天都可以混口饭吃。可包产到户后，他一下露出了原形，这让人不禁想起历史那个有名的南郭先生。集体生产的弊端，在这人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劳动”一天就可以混口饭吃，会与不会均有如此待遇，那还有谁努力干活？记得小时在地里帮父母干活时，有时拿着农具就在地里站着，父母就说我是“三脚社员”。于是我问父母什么是三脚社员。父母这样对我说：“地里活就有那么一点，很快就做完了，每天还要去地里做工，但又实在无活可做，大家就拿着家工在地里站着，等着收工，这样的人就被称为三脚社员。”其实，这也从侧面说明，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劳动，用现在的话来说都只是作秀，全国人民一起作秀。当这样的氛围不再时，大家都实干，刘玉升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双水村里装神弄鬼，勉强混口饭吃。
　　 接下来说说小翠。年纪不大，因为家里人口众多，被父亲逼着出来打工。第一次打工时，被一个叫胡永州的包工头欺凌，在少平的帮助下离开了那个打工场所。她离开时说：有了钱，爸爸就不会打我了。然而，时日无多，少平在揽工场所再次遇到小翠。当少平问她:“你为什么又要来呢？”她的回答很简单：“家里没钱了，我爸又骂又打，叫我出来做工……”让少平受到震动不是这段对话，是小翠打工时的选择和境遇：工头依旧是胡永州，她依旧受欺凌。当少平问：他（胡永州）再欺负没欺负你。小翠回答：“我已经习惯了……”“你为什么还到这里来呀！”少平绝望了。小翠依然平静。“没办法嘛。”那一刻的少平心里不知有多痛。上一次，他不惜与工头翻脸帮助的孩子，现在竟然自觉走上了这条路。她怎么了？他又怎么了？
　　 这些事都发生在八一年，在这个年代里已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苗头，而这些事围绕的中心只有一个：钱。上级领导关心的是谁钱多，在那次夸富大会筹备阶段时，金富都曾作为“冒尖户”的候选人被考虑过，大有“英雄不问出处”的架式；王满银为钱不惜去骗别人，当被别人发觉时，就先躲起来，风过头了再去骗；而小翠则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一路堕落（当然，这里面还有其它原因，在这里不作讨论）。这时的社会似乎进入了一个一切向钱看的时期，是因为人们穷了那么多年，穷怕了，还是其它，这点不是很清楚。但有一点，很清楚，从那一时期，人们对道德的要求似乎不再那么高了，这从人们对金富的态度上可知一二。
　　 （八）一九八二
　　 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人的需求也随之水涨船高。
　　 “钱啊！成了庄稼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个字眼。”（其实，到现在也是如此）。于是众人各展其能，努力为自己多赚点钱。孙少安办砖窑，田福堂当包工头，金俊山养羊，田海民养鱼。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中国向商品经济社会进军，钱成了人们的第一需求。
　　 整个社会有了新的目标后，也有了新的问题。“钱”似乎也成了人们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情淡了。田海民开鱼塘之后，其父田五（田万有）想要入股，结果被海民拒绝了。说好听是因为海民觉得养鱼是技术活，父亲不宜参与。若再往深里想一点，海民只是不愿意与他人分享他致富道路上的那一杯羹。当生产归个人支配后，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也展现出来了，有本事你尽情使，没本事，你活该贫困，你的贫困与我无关。
　　 田海民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拒绝了田五。双水村村民在看到孙少安发达起来后，有好多人想从少安这里得一点好处。初时，少安一一拒绝。也正为如此，少安受到了刺激，想到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这个平凡的人决定做点不凡的事，让自己村的人更富足一些。少安能这样想，有他的主观想法，也是当时村子里的客观现实促成的。当农村生产方式改变之后，地自己种，众人皆在土地上用心，农闲的时间多了，地里的投资也多了，钱却不够了。村民有打工赚钱的需求，少安有扩大生产规模打算，两者一拍即合，双方的目的又是那么一致，多赚点钱。
　　 不幸的是，孙少安失败了，因为信错了师傅。可双水村有些民众不管这些，他们只记得自己给少安打过工，孙少安欠他们工钱。在孙少安失败之后，他们担心的不是孙少安，而是担心孙少安能否如数付清他们的工钱。这是怎样的一幅人情冷暖图。少安失利后，双水村“许多人就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孙少安了”。“双水村部分舆论认为，他（孙少安）小子要从这场灾难中翻过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没钱了”。少安成功时，他们想着从少安这里得到一点好处；少安失败时，他们想到的是这个人对自己来说没用了。当双水村讨债者一次次上门，并有人讽言嘲语之时，少安只能忍。忍即是心中有怨、有愤、有怒，只是没有发作。少安本想带众人将路走得更宽，结果走断了。不知那一刻少安有没有想到田海民，一人独行，盈亏自负。
　　 这一年，双水村倒下的还有金富。因从事不正当职业被抓，而且使其父母受到牵连。金俊文一家就如此垮了，金家的老人，金富的奶奶也因此离世。这位老人在自己小儿子离世时坚强地挺了过去，但这一次没有，金家的在双水村的好名声就这样被金富毁了。金老太是羞愧中死去的。双水村人的启蒙学习多是在金老先生的教导下完成的，可现在金家的后代竟走上了这样的路，金老太受不了这样的巨大讽刺，死了。金老太的逝去，似乎寓示着双水村道德评判的缺失，也寓示着社会道德评判的缺失。那一刻，不知双水村的百姓有没有想到这么一句话：英雄也问出处。
　　 （九）一九八三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社会大变革的浪潮异常迅猛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这一年孙少安在“一九八三年开春以后，不管条件是否成熟，各地的乡镇企业星罗棋布般发展起来”的大好形势下，准备打一个翻身仗，重新站起来，这里不赘述。这一年中国最大的特点，是文学大爆炸，作家突然变得多了起来，作品也多了起来，社会思潮的活跃在文学方面得到了一次充分展现。
　　 这一次不说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谈论下另一人物，看上去像是《平凡的世界》中的一个小插曲。这个人叫杜丽丽，田润叶的同学，团地委书记武惠良的妻子。武惠良与杜丽丽，在润叶眼里是很幸福的一对。就是这样幸福的一对，在这一年出问题了。杜丽丽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后在一次文学交流会之后，与另一位更出名的诗人古风铃走在了一起，出轨了，而这在她眼里似乎正常。武惠良觉察这件事后，向杜丽丽提出离婚，杜丽丽没有同意。武惠良问：“难道你既不和我离婚，又和古风铃一起鬼混吗？”
　　 杜丽丽如此反驳：
　　 “怎么能用这样粗鲁的话评论我们的关系？”（可是高尚吗，或是很纯洁的？）
　　 “你现在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年代。你现在很痛苦。我理解你的痛苦。”（理解吗？未必！你的思想在过去，而我在现在，我们之间有隔阂了，你知道吗？）
　　 “我也很痛苦，我的痛苦你未必理解。这既是我们个人的痛苦，也是现代中国的痛苦。”（你的痛苦是什么？错的时间遇上自认为对的人？武惠良或许真不了解你的痛苦，可你向他倾诉过吗？再有，不要动不动就扯上时代、社会，似乎自己一点错也没有。）
　　 如今回首那个年代，杜丽丽所谓的那个“时代的痛苦”到底是什么呢？下面是个人的一些见解：当人们的思想被禁锢了十余年之后，又突然全面开放，各种思潮相涌而出，旧有的观念受到强烈冲击。过去的个人婚姻以政治成分为先，到那时开始讲志趣相投，两情相悦。而在那个文学大爆炸时代，文学作品对这种思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作家”“诗人”又是这股思潮中相当活跃的份子，“诗人”杜丽丽与“诗人”古风铃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相遇、相知、相爱了，并对武惠良造成了伤害。
　　 当润叶劝杜丽丽时，杜丽丽说过这样的话：
　　 “命运中的大错，往往是在一时的荒唐中造成的……”（这是一个大错，与古风铃走在一起，不过是一时荒唐，可她不想承认。）
　　 然而他对武惠良说得是：“对你，我一直真诚爱着。可是我也真诚地爱古风铃。如果我不说出这一点，那才是真对不起你了。”（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爱，可能许多人无法理解。亲爱的读者，你们能吗？在我心中，爱应该是有取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