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家乡的山坡，生长着一层密匝匝毛茸茸的“白草”。它们像足球场的草皮，永远长不高，互相紧紧簇拥在一起，每棵草都在努力争取一个立锥之地，你争我抢地争地盘，争阳光，争水分和养分。同时它们的根系也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把土壤紧紧抱住，既防止被牛羊连根拔起，又避免水土流失，还可将水分储蓄于土壤中，防止被阳光暴晒而蒸发。大家用这样的办法，一起渡过最干旱的季节。村里的乡亲们也像这些白草，互相有竞争，有碰撞，有争端，有交恶，有怼恨，也有让人哭笑不得的算计，偶尔还会因斗气升级争吵打斗。可邻居之间，又极讲究和睦相处，在相帮相助中互依互存。
　　 我的家乡古风淳朴，乡情至浓。我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劳动的三年中，经常被一些温暖的场景所感动。
　　 那是一个严冬里寒流来袭的日子，队里的人在深沟河滩建设“大寨田”。半晌歇息时，撂下家伙的男女人们，呵手，搓手，跺脚，暖耳朵。突然醒悟了一般，各找了一个背风旮旯，缩着颈项袖起两手你挨我挤坐下来。一些女人还靠在后边一排女人的怀里。大家紧紧地簇拥在一起，互相挡风，互相用体温取暖。人在劳动时，体温会升高，在大风呼啸的肆虐中突然坐下来歇息，热量会迅速跑掉，冷得上下牙齿得得得打架。大家用这种方式挤靠在一起，互相间没有间隙，没有嫌弃，既用体温温暖着身边的人，也享受着别人传送来的体温，以此抵御寒风像皮鞭一样的抽打，以此抵消热量逃逸带来的寒冷。
　　 在这个难得的空档里，男人们自然要抽烟过瘾。他们其中一个掏出燃汽油的那种老式打火机，可大风里怎么也打不着。好几个男人立刻靠拢过来，头碰头肩挨肩围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圈，构成一个人体的坚固堡垒，挡住横扫狂舞的风，加上几只手的挡护，终于打着了火，将伸过来的烟袋点着了一两根。这成为他们的火种，互相“度火”点烟，就火者将烟锅扣在伙伴燃着的烟锅上，一个吹，一个猛抽几口，便将烟点着。这些瘾君子都有三五袋烟的胃口，就靠互相度火的办法，都能把烟瘾过足。我们一拨年轻人另拥一堆。不知谁从兜里掏出一支皱巴巴的香烟，也靠度火的办法点着，你夺过去抽一口，我抢过来抽一口，一支烟谁也抽着了，谁也没抽好，可都品尝到了抽烟的刺激带来的快乐。
　　 多少年后，村里人互相拥挤着用体温取暖、互相度火抽烟的情景，仍时不时重现我的脑海。我总觉得，在这些温暖的镜头里，是个不寻常的暗示和隐喻，引诱我一遍遍去解读，去思索。
　　 我的家乡由逃荒人组成，或许正是这个缘故，使我的村庄成为一个礼仪之乡。老辈人在逃荒途中和落下脚之后，穷帮穷，难帮难，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逃荒的命运，苦难与死亡的胁迫，将大家结成一家人。在我很小的时候，大人们便教导我，做人必须识礼数，懂得规矩。其中之一就是对村里上年岁人，沾不沾亲都须称呼爷、奶、伯、叔、大妈、婶子。对平辈的人，只要年龄大于自己，也要喊哥嫂或姐。只有光屁股一起长大的，才可以百无禁忌地名字绰号混叫一气。在村里，对年长者直呼其名是犯忌的，轻者会遭人白眼，重者会被申斥不懂礼数，没规矩，甚至还会累及家里大人，被指责缺少家教，门风不好。再说，对这些乡间长辈，我们小孩子们没有不尊重的道理。他们尽管性格各异，或许还有这样那样的怪脾气和毛病，但都勤劳正直，对我们也尽着做长辈的责任。比如言传身教让我们学会如何做事做人。遇到外村有人欺负，会替我们说好话求情，甚至红头胀脸和人干仗护犊子。讲礼数识规矩，还体现在方方面面。诸如在给年长者让座；在窄路上碰头给负重者让道；家里来人要起立起来，热情迎进，让水让饭；碰见年老人担水担物，帮他们担回家去；替年长者跑腿传话或办点什么事；过大年挨家挨户给满村的长辈人拜年，等等。
　　 村里上年纪的人生了病，左邻右居都会前往看望。正式的看望不会空手而去，鸡蛋、瓶装罐头、饼干、橘子粉、豆奶等，都是可选之物。拿鸡蛋的少则四至八个，多则十多个，兴双不兴单。如果觉得薄气，会搭配两个以上品种，比如几个鸡蛋加一包饼干，一瓶罐头加一袋豆奶等。正式的看望都选择在早上或上午，下午和晚上探视病人，被认为不吉利。初五、十四、二十三这些“黑道日”，也要避开。非正式的看望就没这些讲究了，作为邻居，端着饭碗或晚饭后一撩腿就进来了。说说话话间，问问病情变化，帮着出出主意。来自邻里的关怀，抵得一剂上名贵良药，说不定病人心情会因此好转，病情随之逆转。老人病情转重急送医院，或老人临终，有左右邻居相帮，不会因缺人手而乱了套。
　　 村里人最大的事是修房盖屋和办红白喜事。不管轮到谁家，互相“串忙”天经地义。男人们帮工，女人们帮厨，自带工具，早早到场。男的担水担土，和泥搬砖，比在自己家干活还掏真力气。厨房里刀砧呯呯邦邦响，女人们叽叽喳喳唠着闲话，不知不觉就把活干完了。乡村人最不吝啬的是气力，帮人出把力，流几身汗，是最正常的事，没有人会计较被帮工者以后还工没还工，还工的天数或晌数对不对称。尤其对去世的老人，年轻人刨坑建葬，抬棺发丧，覆土起坟，是事场的主角。这不光是出力帮忙，更是一种道义与责任。这些逝去的人，曾鲜活而具体地生活在我们中间。如今，他们驾鹤西去了，可他们的影像、气息、温度，仍留在我们心里。让人觉得，他们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们，不将他们发落出去，入土为安，心里真过意不去。
　　 村里人的相互帮忙，完全出于自觉，态度真诚，目的纯粹，没有任何利益利害关系掺杂其中。至于平时互相借物，更如同家常便饭。我的村庄，具象而生动地诠释着远亲不如近邻的全部内涵，构成我的村庄最美的人文景观。
　　 （五）
　　 多少年后我一直在想，农村这种地方，在阶级斗争为纲、物质贫乏的时代，往坏里说就是一个大收容站甚至是垃圾场。不管遭贬下放的，还是临时被遣劳动改造的，都往这里塞。除了这地方，再坏的去处恐怕就是监狱、阎王殿了。往好里说，这里是无形中担负起慈善机构社会功能的地方。村里这些外表憨朴土里土气的人，虽处在社会最底层，却最厚道，最宽宥，最容得下人。不管来人有身份发配而来，还是逃难要饭而来，一概收留。只要来人在村里安分守己，不祸害村人，便不会被歧视被排斥。遇到难处，村民还会帮衬一把。大伙掌握的尺度是，不管来人是啥来路，总得让人活。
　　 那时村里接纳最多的是因政治问题接受劳动改造的人。他们曾经是一脸威严、自我感觉良好的干部，或许还是某个部门、单位的一把手，运动头上被从云彩上掀下来，变成人人都能捶打的破鼓。他们刚到来时，无不心事重重，情绪低落，整日处于惶恐不安中。可村里人并不认为他们是有问题的人，更不认为他们是坏人，只把他们看作是流年不利走了背字的人，不敌视更不为难他们。
　　 上边让开他们的批斗会，村干部摆个开会的样子，找几个好说好逗的，稀溜哈啦走走过场就过去了。在地里劳动时，队长让这些细皮嫩肉的人做妇女劳力干的抬手活，不让他们干担担子抬石头之类的重体力活。在三天一换的挨户吃派饭中，管饭的人家自己吃糠咽菜，却给他们另锅专做，不但见不着糠皮野菜，三个中午还保证吃到白面条、玉米面饸饹、小米干饭各一顿。太行山区是非产麦区，这是对最尊贵客人的招待标准。“成人家不得不仔细，待客不得不大方”，是村人恪守的祖训。很明显，村里人把他们当作了客人。村里人还经常笨嘴拙舌地安慰这些倒了霉的人，在劳动空隙或在路上碰见席地而坐时说的私底话，不看政治运动的气候与脸色，凭的是庄稼人一颗朴实本真的心，说的都是最符合事实真相与实质的大实话、体己话。或许，他们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作为一种生活与人生样本，告诉他们什么叫苦难，什么叫委屈，使他们在对镜反观中，找到心理上的平衡，化解开心中郁结的冤苦之气。
　　 在我村劳动改造的干部，后来都逐步解放返回了县城。他们和村里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有的还给村里的孩子做了干爸、干妈。他们返县城后，在街头碰见村里来办事的人，会热情地往家里拖，帮助办理他们可以办了的事。有的还专门来到村里，感谢乡亲们在他们倒霉时给予的各种照顾与精神安慰，使他们渡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文革”武斗后期，我父亲在内的村里几个人，还冒着极大风险，掩护过一个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派性小头目。那时全省上下各自挂靠，形成泾渭分明势的两大派，从文斗一路发展到枪炮手榴弹的血腥武斗。后来，其中一派被国家最高文革领导机构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获胜的一方展开声势浩大的武装“剿匪”。在公检法及国家法律早被砸烂的年代，又逢这种非常时期，打死个“反革命”像捻死只蚂蚁那样简单。被剿的一方一些头目被抓后，已被“修理”死了好多个。那些活下来的，轻的脱层皮，重的落下终生残疾。
　　 父亲等人掩护的人叫吴继兴，老家是河南林州的，和我村人一个祖籍，于是互认了老乡。就因这层关系，这几个人便冒死掩护了他。老吴原是县城里的一名机关干部，当时四十不到，高挑个子，爱打篮球，很精明干练的一个人。可惜在派性斗争中站错了队，并当了个小头目，便被列入“匪首”名单。为逃活命，他潜藏在邻村一熟人家里，不敢露面。可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公社“小分队”连夜奔袭来抓他，团团包围了他藏身的小楼。他察知危险后，推开楼窗抛下一块半头砖，嘴里喊道：“手榴弹！”抓他的人立刻四散躲开，他才真的投下一颗手榴弹，趁着爆炸的烟雾掩护，纵身从楼窗跳下，三跳两蹿逃了出去。可当他跑到村口，却被隐身于此的“小分队”队长拦腰抱住。情急之中，他又掏出一颗手榴弹，拉了弦喝道：“放开手，不然咱俩一起完蛋！”小分队队长看着哧哧冒白烟的手榴弹，妈呀一声丢开他滚到一边去，他趁机把手榴弹往小河沟里一送，在爆炸声中逃得不知所踪。
　　 老吴两颗手榴弹逃脱，性质非常严重，不但“小分队”四处搜寻，县里还调来了好多荷枪实弹的人，在各条道路设卡，挨村挨户搜查，并组织搜山，可始终没发现他的影子。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发现父亲与村里几个人经常神神秘秘在一起小声嘀咕。我还几次看见，父亲于夜深后提着专门用来送饭的小桶锅，悄悄出门去。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当年老吴从邻村逃脱后，摸黑跑到我村来，找到父亲他们几个。大家既然是老乡，如今老吴有难，没有不救的道理。于是，这几个人冒险将他藏到村外土崖一孔废弃的羊窑里，每天夜深人静后给他送吃送喝，直到风头过去，才让他转逃至外地。父亲几人的这一举动，要冒很大风险，一旦被发现，会担上很重的罪名，轻者五花大绑游街示众，重者会被逮入小分队严刑拷打，死不了也得脱层皮，还会被扣上“反革命”帽子。我们做子女的，也会成为“黑五类”子弟，跟着倒血霉。
　　 时过境迁后，老吴又返回机关工作，可他没有来村里道谢。父亲和保护了他的那几个人，也没再提起这件事。在他们看来，作为老乡，保护老吴天经地义；他不来道谢，也合情合理。来道谢了，反而是见外，反而不合情理了。
　　 （六）
　　 山野的草，安于本分，宠辱不惊，无论被牲畜啃噬，还是被人刈割践踏，都默默忍受，不愤懑，不怨怼，极有隐忍承受的气度。不这样又能如何，它们是草，没有丝毫反抗能力。它们能做到的，就是在千秋万代的光阴里，苦苦修炼自己，把自己修成柔软坚韧的形与质，并具备了伤口自愈和分蘖、再生的能力，才得以延续，并保持了葳蕤繁荣的生命景象。乡村的草，每一株都是一尊佛，每尊佛都用亿万年的时光修炼而成。
　　 村里的农民也是一群修炼者。那时的宣传口径是“工农兵学商”，农民排第二，可事实上远非如此。于台面上，农民被看作是带有仙气的“芳草”。可在现实中，他们却是矮人一头的乡间野草。从当时姑娘们的择偶标准便可窥一斑：“一工二干三军人，死也不嫁老农民。”
　　 农民最容易被人看不起，也容易被人对不起，他们卑微的地位，还决定了与人计较不起。可他们接受上辈人的基因遗传与言传身教，加上自己持续不断的打磨，修炼，开悟，终于可以忍受现实加给他们的种种不公。他们说，与其活活气死，不如忍忍过去，一忍百事安，再忍百事了。这种看似麻木、无能的怯懦里，却隐藏着觉醒了的大智慧。郑板桥“难得糊涂”的名言，在知识阶层中无人不晓，却没几个人能够做到。农民的多数人不知此话的存在，或者知道了也不解其义，可他们却实实在在做到了。他们说不出“智者不惑，仁者不忧”这种文绉绉的话，却培养了向死而生、淡定安忍的心性与定力。
　　 其实，村里人荷担弄田的艰苦劳动，本身就是一种修炼。我初中毕业刚回村时，正值冬季运肥时节。刚开始，我凭着一股牛犊蛮气，还与同龄的年轻人拼抢了一阵子。可没几趟，便败下阵来。我气力不济，腿脚不行，两个肩膀也火辣辣地疼。可我却吱不得声。在村里，担不了担子，抡不了?头，就没有立足之地，连那些又土又傻的丫头们都不会多看你一眼。我不得不和那帮慢吞吞行走的老一茬人结伴而行。他们勘破我的窘境，对我传授心经：干活，心不能急，力要匀着用。心犯急，用猛力，就会折了耐力和后劲，反而脚不出路，手不出活，想快变成了慢。弄不好还会把人给努着，轻者伤筋骨，重者使气脉内脏受损，落下一辈子的病根。就说这担担子，虽是笨力气活，却是有诀窍的，其心诀是：“上坡如修仙，下坡如坐轿，平路暄起扁担小步跑。”这样，才能心生力，力扶心，后劲不断，如有神助。真没想到，担担子的笨重活还有这么高深玄奥的学问。我将他们的心得变成我的劳动实践，在肩压重担的劳动中练肩练腿，磨心磨性。渐渐，在山道和长路的荷担行走中，走出一种心闲气定、心境澄明、人担合一、浑然忘我的境界，走出一种闲庭信步，如踩鼓点，具有舞者姿势美与情致美的韵律。人一但进入这样的境界，艰苦的劳动就不再是一种刑罚般的苦役，变成由能力感、创造感、成就感支撑起的精神愉悦。我在后来补充了一些知识营养后，回想起当年他们说过的话，心中大吃一惊。他们在劳动中体悟出的这些话，与孔子的“欲速则不达”，老子的“无为无不为”，以及佛家的“苦乐源于自心”等道源禅理，非常相似。然而，他们却没有接触过孔子、老子、佛家的书典，完全是自己体悟出来，他们才是大彻大悟的智者与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