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坐别人的车子，见到我的学生，必然请师傅让该生上车。我这样做，纯属热爱学生之举，不想他们居然投桃报李，“强迫”我接受谢意。一些学生参加工作后，凡是我上秀山，或从秀山回石堤，有许多学生在先下车时，往往给我开车费，有的学生家长也是这样。
　　 教师与富翁相比，就比较寒酸。但是，学生、家长、社会对我的这种认可，这种谢意和敬意，我觉得是最好的精神安慰和最大的精神财富。
　　 对校内外的年轻教师，我也非常关注。
　　 我对彭小芹、杨波、章勇、吴光洪、黄忠勇、刘敏、杨泽富、黄忠娇等年轻教师关怀备至，或给他们指导教学方法，或指导他们写教育教学教研论文，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候简直是不遗余力。
　　
　　 （六）主动服务社会，弘扬奉献精神
　　 学习雷锋好榜样，一切落实在行动上。
　　 我积极参加希望工程行动，为石堤小学（现石堤镇中心校）改善办学条件而捐资100元。
　　 我积极参加农村扫盲教育与科普工作，为在农村普及农业科学技术，利用节假日，为农民业余技校，编写普及农科教案400多节。
　　 我42年的奋斗与奉献，当然不只是在校内。早在1960年，我才读初中一年级时，就已成了《秀山报》的通讯员，但是，直到1964年以后，才逐渐在《秀山报》、《群众报》、《川东南报》、《四川农民报》、《四川日报》上发表了一些新闻、通讯、诗歌和评报文章，不过都只是一些“豆腐干”。我曾多次被评为上述各报的积极通讯员或优秀通讯员。
　　 我投身社会，尽量给别人予以帮助，其中对本县保安乡中学校长黄忠智的帮助最大。事情分两个方面：
　　 1、宣传保安乡中学率先进行六年“绿色证书”教育探索的重要成果：（1）于2005年10月，与黄忠智合写了长篇纪实文章《希望的田野大有希望》、经验文章《农村中学“绿色证书”教育探索的初步经验》。（2）与姚祖恩、黄忠智、姚本武合力创作了《“绿证”之歌》。（3）2006年3月，与本校教师黄忠勇又合写了“绿证”论文《学习先进经验、搞好绿证教育》。
　　 为此，我被保安乡中学聘为“终身名誉教师”。
　　 2、为抢救（挖掘）、恢复和发展传统民族民间文化——保安乡灯儿戏作了大量工作：（1）2005年10月—2006年3月，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写出与时俱进的保安灯儿戏剧本《喜从天降》、《风雪凉山寨》、《我们的好校长》、《“八荣八耻”歌》等共23个。（2）代保安乡中学起草向县府、市府申请保安乡灯儿戏的立项申请报告。（3）与灯儿戏第二代传人吴宗炳加强了联系。（4）给灯儿戏剧团副团长黄忠智出了大量主意。
　　 为此，我以灯儿戏第三代传人的资格，被灯儿戏剧团聘为编剧兼理论工作指导。
　　 此外，我写了大量诗歌、散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初稿，目前都在修改之中。其中主要有：（1）多部曲巨型系列中国革命建设纪实文字学大串编《太昊龙魂》（前11部）。（2）《石堤镇志》。（3）长篇小说：《曲江》、《凡人蜃楼》、《金姑桥》等。（4）《蚌壳姑娘》（戏曲）。（5）《边陲明珠》（人文旅游散文）。
　　 课余时间、节假日，我还为校内外中小学生进行义务辅导，他们中有：李元英、石小蓉、徐江楠、吴光跃等。其中，吴光跃后来本科大学历史系毕业，已在中学任教多年；石小蓉也已经大学毕业。特别是吴光跃，不忘我们的师生情，为我编写多部曲巨型系列中国革命建设纪实文字学大串编《太昊龙魂》一书初稿，提供了许多历史资料。
　　 在我晋升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以后，本校办公室主任王习文问我：“你还有什么目标？”我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还有目标？”他说：“你始终都在奋斗。”
　　 谢谢王习文，诚如是。以后的目标还多得很：（1）修改上述初稿，争取出版（含《保安乡灯儿戏现代剧本集》、《石堤山歌集》）；（2）写出《保安乡灯儿戏发展创新论》、《保安乡灯儿戏简史》（同姚祖恩合写）等。
　　 总之，就像我在给保安乡中三年级学生做题为《绿证教育大有可为》的报告中所讲的那样：“我将以60岁的老人、18岁的心脏这一姿态，继续拿着笔，奉献我所有的余热。”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已年届一轮花甲，即将退休。
　　 就是这样，我决定：拼命三郎，一拼到底，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只要一息尚存，我就决不停止奉献。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定将成为我终生的写照。
　　
　　 二、我的耕耘我的爱
　　 我的脑壳大。于是，老一辈的人触景生情，开起了小辈的玩笑，说什么“头大好当官”。其实，我一辈子也没有官运，随之也就没有官瘾。无官一身轻，好当老百姓。当来当去，弱冠之年，也就是十九岁上，当上了教书匠，还是个民办的；不在家乡，而在外地，打游击，游来游去。游来游去的民师也没搞长久，才三年，“革”文化之命，把我从民师又“革”成了农民。
　　 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爱就爱个登头，爱就爱个钻心。当农民，爱农活。六月炎天，正午，日头当顶，人们早已“歇伏”去了，我却在给红薯、辣椒锄草，草也死得特别干净；寒冬腊月，清晨，大雪封山，人们早已“蛰伏”去了，我却上山砍柴，从早到晚一身热汗。教了三年书，当园丁，爱鲜花，不得浇水、捉虫，手就痒痒。我拼来闯去，好不容易“二进宫”，又当起了教书匠，还是个“游击队员”：一时代代课，一时教小学戴帽“民师”桂冠。这些，我不在乎，只要社会需要，只要人民需要，只要鲜花需要，我就干。
　　 我舍得下力，整天泡在“教案”中，整天泡在学生中；我当班主任，干实事，让别人拿班主任津贴。无所谓，谁叫我迷上了这一行道？1979年，我送走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初中毕业班。老校长和上级要求我拿出十个升学名额，结果25个考生中，13人升入了高中。李家庄小学戴帽初中班，在凉水大地上出了名，学生纷纷涌来。1980年，又一个初中毕业班毕业了，48个考生，28人上高中录取线，因4人超龄，24人上了高中。
　　 我舍得下力，老校长石敦金也舍得下力。他从公社跑到区，从区跑到县，到处为我请功，到处为我找代课转公办的门路。成绩，人们有目共睹；转公办？那可没有门路。长途漫漫无尽期。我后悔了吗？我失望了吗？我没有后悔，我没有失望。
　　 我想起了一件事，那是1979年秋，我看到在全公社物理统考中，我班第一名的尖子生才23分，太令人震惊了！于是，我向老校长请缨，把物理课揽来，每周星期日，跑一趟石堤中学请教，学一天，教一个星期，热炒热卖，结果物理考了全区第一，最高者99.5分。这难道证明不了我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园丁吗？送两个毕业班的教育教学成绩，不也是证明吗？事实和结果证明，我有着爱生之心，深沉的爱生之心，尽职尽责之心。可以无愧地说：我是一个尽职尽责，热爱鲜花的园丁。热爱事业事业有成，怎么会后悔，怎么会失望呢？
　　 毛主席不是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吗？我就是凭着这种精神，这股子劲，继续走我的民师之路。艰难的民师之路我走过来了，大专函授毕业的文凭，到了我的手中，民师、农民、大专函授学员“三位一体”的状况结束了，“游击生涯”结束了.
　　 ——1985年3月，社会最终承认了我，我成为一名正式的公办中学教师，从“游击队”来到了“正规部队”，从民办小学到了正规中学。自此，事业心、责任感与日俱增，爱生之心有增无已。
　　 自那以后，有顺境，也有逆境；有浪峰，也有低谷。不过，大多数时间是鲜花，是辉煌，是光明，是快乐。
　　 1984年7月至石堤中学，1985年春旗开得胜，我任教的两个班，同全校一道，在地区“三合一”考试中，升学率、语文及格率都居全县前茅，其中一个班22个考生，有7人上了中师、中专。1986年春，我所任教的86级二班60人，参加全省“三合一”会考，59人语文及格，及格率达98.4％；同一学期，另一个班在县统考中，语文及格率98％，例子举到这里为止，因为我自己已经发腻了。
　　 实践的积累，使我拓宽了教育教学领域，我大力开展了课外活动，就是人们所说的“第二课堂”。为了让学生优秀作文走出学校，走向全国，我指导学生大胆投稿、参赛。同学们的作文一再见报，他们看到了自己的铅印大名欢腾雀跃，欣喜若狂；参加全国性的作文竞赛，有4人获得了全国奖；我也多次获得全国性的园丁奖。蓓蕾初绽，一经雨露，鲜花便大放异彩。个中的喜悦，只有园丁才体会得到。
　　 实践的积累，也可产生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我提出了“教学科研一条龙”的主张，并身体力行之。同时，我进行了长期的初中语文整体教学实验。飞跃产生于其间。教学之余，或教育教学的同时，我发狂地写教学科研论文，少部分见诸杂志，大部分参加各级交流，常获奖励，其中全国有了5个。多少园丁，多少经验，多少心得，常失之于分散、零碎，这是自有教育以来，语文科教育教学的弊病，以致在各门自然学科已系统化、条理化、科学化之后，语文学科仍处于分散、零碎、繁杂的无系统的不科学状态中。我们这一代人，语文教育教学工作者，第一线执教人等，都应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正是为此，我才提出了“教学科研一条龙”的主张，若能推而广之，一定有助于语文教育教学的深化改革。
　　 艺无止境，学无止境，钻无止境。每进一步，就越接近我们的目标。
　　 第一课堂，第二课堂，教育教学，科学研究。这一切都浸透了园丁深深的爱挑李之情，爱鲜花之情。不误人子弟，是我们神圣的、崇高的师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读书无用论”在神州大地沉渣泛起，教师下“海”，学生厌学风纷纷刮起。下海“挣钱”，固然迷人，但教育战线需要人，党和人民把这个岗位交给了我们，就像党和人民把守卫祖国大门的岗位，交给边防军一样，我们就应该“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巍然屹立，坚守岗位，忠诚事业，不断创造新的成绩。含苞的鲜花，嗷嗷待哺的雏鸟，累累的桃李青果，我们怎能不见不闻？我们怎么能弃之不顾，说走就走？我们怎么能舍本求末，不顾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厌学，犹如害虫，驱除这害虫，正是园丁的天职。我浇水、除虫更加倍下力，因此，新的成绩又创造出来了。校长把语文极差且临近毕业的两个班交给了我，还担任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蹲堂、辅导、谈心、开导，汗珠换来了硕果。1993年春天，全校五个班在全省会考中，上预选线者56人，我所任教的两个班有24人，中考后上体检线者，全校24人，我的弟子有14人；上中师统招线者，全校4人，全是我的学生，其中，我担任班主任的一班有3人。
　　 事在人为，地在人耕，世界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战场没有攻破不了的堡垒。关键在哪里？在于我们的行动。
　　 教师，是最崇高最美好的职业，她与祖国，与人民同在，与时代瞬息相通。园丁，是最恰切最美丽的比喻，她刻在我的心中。对教师职业，对鲜花桃李，我永远一往情深！
　　
　　 三、快乐的末班车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凭着自己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我呕心沥血，尽职尽责。我一步步走过的坎坷、在教学中所取得的成绩、独特的教学方法、与学生之间深厚的情感……学生和家长不能不为之感动，因此，人们对我的口碑甚佳。
　　 辛苦大半生，奔波千百里，没想到，居然搭上了末班车。快乐的末班车，得意的末班车。
　　 在这快乐的末班车上，我忝为中学高级教师，虽是对我几十年苦干实干的认可，但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文凭仅是大专毕业，比大学本科这一基本标准，的确差了一截，如非“破格”就不够格，学校会计公布的报名“硬杠杠”中，这是首要的一条。从未教过高中，只教过小学与初中，且一直在山区为土家族苗族学生服务，为边远地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尽力，浑身的土气，始终没有减淡，更无从改变，害得市县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在接触我时，闻土气而摇头，叹土气而遗憾。我呢，土惯了，我行我素，对别人的摇头遗憾不以为意；不仅如此，还听说过“厌土派”人士，因阻塞土气人成才之路，而被人用极土极粗鲁的语言怒斥之轶事，听了觉得“用粗者”颇有几分尊严和正义感。
　　 我的中高，不仅沾了“破格”的光，也沾了“免试”的光，一免就是两大项——外语、计算机。对这两项全然不知，当然非时代的落伍者莫属。惭愧之余，为了勉强跟上时代步伐，我在退休两年后，拼命当“舀匠”，向昔日的学生，也向返聘到另一个单位后的同事“舀”了计算机的一点半边艺。
　　 在过去的大半生中，我“舀”的东西也不算少了：教书前没进过任何师范学校，是在工作中学会工作、“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教了几年民办后，才去教育学院进修了一个中文专科；所写教育教学论文，虽在全国农村中学语文教改研究会，和其他民间赛事中，有二十几次获奖，且多属一、二两等，但公开发表的文章要说完整的、像样的也只有篇把两篇，实在贻笑大方、令人齿冷；所教学生虽然在中考中，有百分之百及格的时候，虽然也算桃李满天下，但出类拔萃的弟子委实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