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里，罪犯间的财物极为少有，许多在社会上不值一提的小东西，诸如一块肥皂、一袋洗衣粉、一条牙膏、一双袜子等等，眨眼间就会不冀而飞。一些家里经济困难的罪犯，每当丢了几元钱的东西之后，就非常伤心地来找干警。我们马上着手调查并尽力给他追回失物，但诸如一块肥皂之类的东西，没有哪个罪犯会承认他的肥皂是偷来的。怎么办？我和同事们采取的办法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日常用品送给犯人。当然，监狱里的罪犯没有大宗的财物，我们干警垫些小东小西给犯人，不会在经济上给自己带来压力，也不违反政策。但有些事，处理起来就没这么简单了。比如某罪犯把家里给他带来的食品，几乎全让了另外一个罪犯给吃了。当我们找罪犯调查询问时，该罪犯竟矢口否认：“报告政府干部，接见时家里给我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吃了，我没给别人吃。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如果不信，调查出来的话，怎么处理我都行。”每当此时，我和同事们又生气又好笑，只好在下一次他把自己吃的东西，正送给别的罪犯时，我们突然出现在现场，抓个现行的。
　　 令我和同事们头痛的是罪犯间相互设坑布局，一个整一个，或者几个罪犯串通起来，对某一罪犯进行诬陷或包庇某一罪犯，即合伙提供伪证，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的说成真的。一次，有名罪犯找我反映情况，说某一罪犯偷了他两包烟，而且给我提供都有那些罪犯看见了，可以给他作证等等。果然，有几个罪犯都说是真的，而且他们说出的细节几乎一模一样。但那个被指控为偷烟的罪犯却大呼冤枉，发毒誓说他若偷了别人的烟，让他的全家都死光。针对这样的问题，或者类似于此类事情但却性质相反的问题，即数名犯人提供假证包庇某一犯人干了错事，我和同事们就采用冷处理的办法，动用我们特有的手段，各个击破，从细微的环节中找到突破点，并拿出有力的证据来揭穿他们的谎言。
　　 经常，在罪犯开完会或集体活动结束之后，当我看到个别罪犯在捡烟头时，心中颇有感触，想到罪犯不但给受害人造成了各种各样的伤害，而且给社会带来了危害，也给家人带来了损失和痛苦，他们在服刑期间给家里创造不了任何财富，但他们仍然吸烟。“为什么不戒烟呢？”我就试图去劝说他们戒烟，当说到要害处并击中他们的软肋时，他们会感动得流下泪来，也就痛下决心，真的把烟戒掉了。当然，每逢过年过节，监狱和中队都会把那些常年不接见、家里经济特别困难的罪犯组织起来，由监狱出钱，给他们买些生活必需品，开个联欢会，并鼓励他们积极改造。
　　 那时正是社会转型期，罪犯的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年轻化；二是以财产和暴力型犯罪为主；三是家庭贫困的罪犯越来越多；四是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也影响着正在服刑的罪犯。用老一套的说教，很难让罪犯心悦诚服。许多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不但让我们干警感到困惑，当然也波及到罪犯的思想认识，这就无疑加大了我们工作上的难度。但不管怎么说，每当看到罪犯在队列训练时整齐的步伐、听到罪犯嘹亮的歌声、或观看罪犯自编自演的小型文艺节目时，我的心头往往为之一震，在犯人身上刹那间闪现出的人性中的光芒，会让我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几年间，我写了好几本日记和工作体会，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写了部名为《青涩》的中篇小说。同时，我还着手撰写监狱工作法学论文。并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
　　 这段时期，我的工作和生活基本平稳，要说有什么值得重笔一书的，就是在一个极为寒冷的冬夜，在抓捕一名逃犯时，我在野外一桥头蹲点守候，呼啸的北风险些将我冻僵，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寒冷的一次生命体验。
　　
　　 四
　　 一九九0年春节刚过，正是乍暖还寒时，我以优秀论文获得者的身份，被通知去北京参加一九八九年度全国劳改法学会（后改为监狱法学会）年度学术研讨会。
　　 身为一个最基层的狱警，因一篇论文能去首都参加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在单位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我一夜之间成了单位的焦点人物。
　　 待我从北京开会归来，监狱领导把我安排在单位的企业改革办公室，负责制定各种新的规章制度、岗位责任制、操作规程和新的考核奖罚办法。一年之后，我又被借调到省劳改局（后改称监狱局）工作，专门从事大型材料的撰写工作。其间，我几乎跑遍了省里各监狱。虽说毕业前在一所监狱煤矿实习了两个月，但当我第二次来到这所监狱，再一次看到基层干警和犯人一起下井，在井下最危险的工作面带领犯人进行巷道掘进和采煤时，使我对监狱基层干警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当我来到位于陕北深山老林的监狱农场时，看着脚下的一条条土路，望着干警和家属们居住的那一座座就像山区农舍一样的柴屋及一孔孔窑洞，我的心头不由得泛起一阵阵酸楚……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当我到了那些远离场部的场站（后改称为分监区），看到监狱农场的基层干警在用柴火生炉子煮饭时，“农民！”两个字条件反射般地让我脱口而出，而正在生着火炉子被烟熏得不停地眨眼的那位年轻的我的同行，笑着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和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在这地方工作，最困难的是找老婆了。我工作四年啦，还没谈到对象呢！”我无言以对，只好默默然。
　　 从那次离开监狱农场至今，已十多年了，我不知道现在的监狱农场铺设柏油路了没有？干警和家属们住上楼房了没有？当时还很年轻的、正生着炉火准备煮饭的那位同行，哪一年才娶了老婆？每当我想起在监狱农场的那段体验时，有许多的话想说，但却说不出口，心里总是酸酸的……
　　 由于诸多原因，我没有托人走关系留在省监狱局，而是参加了九二年夏季全国成人高考。
　　 我和单位签定了毕业后十年之内不准调动的协议之后，于一九九二年秋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带工资就读于设在保定的中央劳改劳教管理干部学院（后改称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在两年的大学生活中，我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就是泡在图书馆和阅览室，创作了三部中篇小说和十多个短篇小说。同时，我很有兴趣地把日本和中国作比较，想找到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是如何成为亚洲各国的佼佼者的？同样是在西方列强的铁骑之下，日本是如何跻身于强国之列、反过来又凌辱亚洲各国人民的？针对此，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并写了不少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我为自己掌握了更多的历史知识而颇感欣慰。
　　 同时，学院浓郁的学术风气，促使我对许多监狱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作理性思考。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的大变革时期，在对罪犯的改造教育中，如何坚持并发扬光大“引礼入法”、“明刑弼教”、“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传统思想？如何把“礼治、德治与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天理、国法、人情”有机地统一起来？基层干警在改造教育罪犯时，如何能够把“法、势、术”运用得恰到好处？如何才能处理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辨证关系……在把监狱盖得比许多中学还要漂亮得就像一座花园时，我们该怎样去感受和体验受害人的情感和情绪？我们又该怎样来充分发挥刑罚的社会效应？我们该如何面对社会上那些生活条件还不如罪犯的低收入群体？在罪犯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后，那些刑期很短的罪犯，恶意谩骂、羞辱、动手撕打基层干警，在闹事的罪犯不怕禁闭处罚又够不上加刑的情况下，该怎么维护基层干警最起码的人格上的尊严和其它方面的合法权益……我思考的很多，又很杂乱，直到两年后毕业时，也没有找到答案。
　　
　　 五
　　 毕业后，我很快被单位提拔为“两办秘书”、监狱办公室副主任、监狱管教科副科长。在单位的年轻人中间，我被提拔得最快，大家普遍认为，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要当上副监狱长了。
　　 这是我人生中最为得意洋洋且风光体面的几年了。我的大女儿至今还记得当时许多人吹捧我的情景，她时常象讲故事一样拿当时的许多故事来取笑我。
　　 在任管教科副科长期间，我参与了一件惊动当地政府和省监狱局的事件……
　　 我们那儿的农村，总是向周围的厂矿“化缘”，诸如用电、用水、建校、搞文艺活动、硬化巷道、承揽小的工程等等。我们单位所在地的村庄，也毫不例外地要占监狱的便宜。特别是村里那些“穿红衫”的有能耐的人，他们在利益原则的驱动下更看重的是“面子”。当然，和驻地村庄及群众搞好关系，也是监狱工作在“群众联防”方面一项大的举措，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有许多因经济利益而引发的矛盾。
　　 某日，我正在办公室忙碌，监狱长铁青着脸走了进来。他告诉我：村里的个别村民因监狱没有答应他们提出的一些要求，就用汽车拉来矿渣，倒在监狱办公楼大门处，使监狱车辆无法进出。说完后，他命令我亲自带领犯人，必须迅速地把附近村庄堆在监狱办公楼大门前的矿渣清理掉。
　　 我本想拖一拖，因为这种事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比较妥当，但监狱领导竟坐下来不走，我就只好办好带领犯人外出的手续后，慢慢的朝监狱走去，在经过办公楼大门时，看到几个村民站在大门口的矿渣旁，边上还停着一辆汽车，不断地指手画脚并骂骂咧咧的说着什么……他们不允许监狱车辆出入，只让人员通行。
　　 我挑选了十多名表现好的罪犯，宣布了三条铁的纪律，着重强调在清理矿渣时，必须做到“骂时不还口，打时不还手”。并对十多名罪犯逐个进行人身检查之后，和另外一名同事带领罪犯向办公楼赶去。当行进到离堆放矿渣几米远时，一村民突然大喊：“犯人打我们来啦！”话刚落音，就有小石块飞了过来。村民中一人带头，马上众人响应。一时间，村民们抛掷过来的小石块越来越多。我马上命令犯人往回撤！但因数名犯人被石块击中后，因疼痛而条件反射般地情急之下也检起石头朝村民掷去。这无疑捅了马蜂窝，一村民驾车向犯人辗轧过来。我大喊让犯人向路两边疏散。犯人一看竟有人开车辗轧他们，就捡起石头朝汽车掷去。我看见司机将头俯在方向盘上，仍不倒车，只一会儿，汽车的挡风玻璃就被石块打碎，犯人也都跑到了路基下边，快速地向监狱撤去。我把犯人交给前来接应的干警之后，急速朝办公楼飞奔而去。此时，办公楼大院已涌来了不少的村民，有叫骂不止的，有用脚踩踏监狱小轿车的，并有人大喊着要冲进办公大楼出出恶气……云云。
　　 驻监武警部队快速地对整个监狱办公楼实施了武装戒严，当地公安局的治安大队也迅速赶到了现场。但村民们仍不离去，直到抓了几个非常活跃的村民（现场的煽风点火者）之后，事态才渐趋平息。
　　 当日下午，省监狱局派来的工作组也赶到了。他们和当地政府、公安局成立了联合专案组。我做为监狱方的代表，自始至终介入了案件的调查和处理过程。其间，许多人为我而担忧，但我们的监狱领导却将监狱一方的责任和过失完全揽在了他自己身上。
　　 不久，监狱领导班子也做了调整，一名表面上不露声色的副监狱长，一夜之间当上了单位的一把手。可谁也想不到，这位一贯以正人君子和儒家思想自我标榜的“好人”，这位因监狱之灾、因前任监狱长之祸而得福的监狱长，也就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四任监狱长，在大权独揽之后，竟露出了贪财淫荡的真面目。在他为所欲为的十多年间，对基层干警苛刻程度几乎达到了变态的地步。他不但财色双收，几度出国游玩，而且还把子女都安排到了大城市。他和他的三、四个铁杆亲信成了少数先富起来的人，而且还是特别的富！一般的亲信也都利益均沾。
　　 我亲眼看见过他在骂他的一个亲信时，其骂言斥语简直不堪入耳，但那个亲信却痛哭流涕地求监狱长只要能让他继续当科长，咋都行！这位科长也算是个“奇葩”科长了，做狗做到这份上，能不所向披靡吗？能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吗？
　　
　　 六
　　 现在回想起来，假如我拒不执行前任监狱长的命令，或者采取别的的办法拖一拖，监狱可能就不会和附近村民发生冲突，原来的监狱长也就不会被免掉，其他人就不会被提拔上来当新的监狱长。但这位因别人之祸而自己得福的新任监狱长，不知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新的监狱长上任以后，就我个人的工作变动而言，真是可笑至极！
　　 正在我信心百倍地努力工作、满怀希望着能够继续升迁、自我感觉良好之时，在监狱的组织部门没有给我事先谈话的情况下，一纸通知，免掉我管教科副科长一职，任命到分监区去担任指导员。
　　 我虽然感到太过突然和蹊跷，悻悻然不知哪儿出了问题，闷闷不乐地去了分监区。
　　 尽管我有想法和看法，但已于事无补，自我安慰式地认为在分监区工作，正好可以静下心来，去探寻罪犯在服刑改造中一些人性深处的东西。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位年龄已经很大的科长，是老矿山转成监狱时移送过来的原矿山干部，时不时在我面前说我分不清形势，讥讽我不会来事，奚落我没有和新上任的一把手搞好关系，并说他给监狱一把手建议了谁谁谁，谁谁谁亲自或者让老婆在晚上去了趟监狱长的家，谁谁谁就当了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