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江，我明确告诉你了啊——只露着半边脸一只眼往外看的那个女的就是，我没说她用两只眼看你啊？”花大嘴又转向薛玉雯，说，“玉雯，我也给你明明白白说了——那个背着铁锅一躬一躬往前走的就是，不是罗锅能走路一躬一躬的吗？”
　　 我爷爷和薛玉雯立刻都哑口无言了。
　　 “再说了，你们都入洞房了，在一起过夜了。都已经是夫妻了，再来找我还有意思吗？对吧？”
　　 我爷爷和薛玉雯想想也是。两个人都有缺陷，谁也别嫌谁了。再说，我爷爷和薛玉雯也彼此挺有好感，还找人家媒人干什么。真要是两个人互相不满意，昨晚就闹翻了，直接找媒人问罪了。
　　 从此之后，薛玉雯就真正成了我奶奶。
　　
　　 四
　　 我老爷爷甄德善对罗锅着后背的我爷爷特别的鄙夷。
　　 我大爷爷甄永海负责管理甄家酒坊酿酒的工作，包括酿酒所用高粱、大米等粮食的采购工作。我三爷爷甄永河负责管理甄家老酒的销售工作，也包括赶集上店去卖酒。我爷爷甄永海不具体管理任何工作，只是和别的长工一样干活。只不过，我爷爷和长工的不同之处是，他的工作不太固定。有时候送高粱、大米的来了需要卸车或者要酒的来了需要装车，我爷爷就去卸车或者装车。有时候，酒坊里酿酒时缺人手，我爷爷就去酒坊里面帮忙。
　　 我爷爷经常做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上把一大马车的酒坛子送到集上去。
　　 早上，天刚麻麻亮，我爷爷就起床了。我奶奶翻了个身嘟囔着：“你爹就是欺负你，也不让老三去装车！”
　　 我爷爷不耐烦地说：“真是娘们儿家，我不去看着装车，那些长工不着调干活，打碎了酒坛子那不是钱吗？”我爷爷低头亲了亲还在熟睡中的才五岁的我爹甄崇理那红扑扑的小脸蛋儿，就出了家门。
　　 到了酒坊的时候，四五个长工已经到了。我爷爷招呼了一声，就开始带领着长工们往马车上装酒坛子。虽然已是初冬，等到装好了满满的一车酒坛子，每个人都已经大汗淋漓，浑身热气腾腾了。于是，我爷爷坐在了马车的右侧车辕，年轻的长工长生和二狗也爬上了马车。车夫老田头也蹦上了左车辕，把大鞭子一挥，马车就出发了。
　　 马车在大路上不紧不慢地行走着，初冬的冷风吹来，我爷爷突然感觉身上是那么的冰冷，冻得上牙和下牙只打架。
　　 到了于庙大集上经常摆货摊的地方。我爷爷又和长生、二狗一个一个把酒坛子搬下来，放在了货摊上，不会儿就又忙活了一身汗水。等到酒坛子全卸完了，货摊上也摆好了酒坛子的时候，我三爷爷甄永河也不紧不慢地骑着自行车赶到了。
　　 甄永河轧好了自行车，紧走几步，对刚坐在了货摊后木凳子上的我爷爷说：“二哥，你看看你又忙活了一身的汗，赶快回家歇歇去吧！”
　　 我爷爷刚想站起来，又一想：“不行！我不能回去，我到底看看老三在这里吃的什么？”
　　 我爷爷听长生几次说，每次甄永河都像是心疼我爷爷，催着我爷爷回家去。其实，我爷爷走后，长生、二狗和老田头就吃自个带来的棒子饼子。甄永河就坐在货摊后边，王记包子铺会准时给甄永河送来十个肉包子。别看我老爷爷家大业大，但是，我老爷爷过日子特别精打细算，家里从不买小麦白面，老少四家人就是吃棒子饼子。我大爷爷甄永海和三爷爷甄永河都具体管理着工作，能够从中捞取好处，生活当然好过了。我爷爷什么工作也不具体管理，根本弄不到钱。所以，我爷爷和奶奶家里的生活并不是多好过。每天早上，我爷爷回到家里后，我奶奶只能从扣着盖的锅里，拿出来棒子饼子让我爷爷吃。
　　 甄永河十分关心地催促了我爷爷几次，让我爷爷回家去歇歇。我爷爷只是“嗯嗯”地答应着，屁股就是没有离开那个凳子。
　　 王记包子铺的小伙计提着小食盒来了，甄永河赶了上去，接过食盒，说：“这是给我二哥的十个包子，你回去再送来三十个包子！”说完扭身提着食盒来到我爷爷面前，把食盒放在了货摊上，打开了食盒，端出了盛着热气腾腾的肉包子的盘子，放在了我爷爷面前，满脸堆笑着说：“二哥，您受累了，趁热快吃吧！临走的时候再给嫂子和孩子带着几个包子回去啊！”
　　 从那天以后，我爷爷每次跟马车送酒到集市上，不再回家去吃棒子饼子，并且回去时也给我奶奶和我爹带回去二十个包子。
　　 我家就是酿酒的酒坊，当然缺不了酒了，我爷爷喝酒的时候就去酒坊里灌酒。
　　 第一次我爷爷拎着一个能盛一斤酒的酒壶去的酒坊，那时候的一斤不是现在的十两一斤，是古时候的十六两一斤。我爷爷自己用酒提子从酒缸里灌了一壶酒，正在酒坊里倒背着手巡视的我老爷爷甄行善看了我爷爷一看，一言未发。我爷爷知道，其实我老头子不高兴了。第二次，我爷爷拎着一个能盛二斤酒的酒瓶子去的酒坊，自己用酒提子又从酒缸里灌满了满满的一瓶子酒。我老爷爷狠狠地瞪了我爷爷一眼。
　　 我爷爷再次去灌酒的时候，我老爷爷的火气终于爆发了。
　　 我爷爷再去灌酒的时候，双手拿着一个能盛五斤的酒坛子去的酒坊。我爷爷刚走到酒缸旁，我老爷爷就指着我爷爷破口大骂：“小江，你个败家的玩意儿！咱家造酒是让你整天这么喝的吗？啊……就现在这么个喝法，咱家的酒还卖吗？早晚他娘的让你喝的倾家荡产啦……咱家人到时候吃什么啊？啊……都他妈那个腚的喝西北风去啊……”
　　 我爷爷装作什么也没听见，自顾自用酒提子往酒坛子里灌酒。
　　 我爷爷灌完了酒转身就走，任凭我老爷爷在后边跳着脚的大骂，依然双手抱着酒坛子身子一躬一躬地，一溜烟儿地走了。
　　 久而久之，我老爷爷也对我爷爷无可奈何了，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了。
　　 每天晚上，我爷爷都带着酒去杨塘村大街中段的刘氏糕点铺。在刘氏糕点铺里，我爷爷自斟自饮，感觉自己飘飘然如神仙，悠闲自在。
　　 我奶奶她娘家在楼庙镇也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我奶奶她妈知道女婿天生罗锅，在兄弟三个里最不受老太爷待见。我奶奶又是一个眼，自然在三房儿媳妇中也应该是最不吃香的。虽然，甄家在南屯乡是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但是我爷爷和我奶奶一家子过的是相当拮据。所以，我奶奶她妈经常明着暗着地给我奶奶一些钱，补贴我爷爷一家人的家用。我奶奶就将这些私房钱存在了刘氏糕点铺，寻思着这些钱在糕点铺存上一年的利息，春节的时候怎么也能够过个好年吧。
　　 我奶奶自以为，她存钱在糕点铺这件事是神不知鬼不觉。其实她没有想到，我爷爷已经知道了，自己家在糕点铺存着钱呢。
　　 每次喝完酒之后，我爷爷临出门都嘟囔一句：“记账，年底算账！”然后罗锅着腰，身子一躬一晃，又一躬一摇地走了。
　　 “好唻——”刘掌柜痛快地答应着。
　　 春节快到了，该准备年货了。
　　 腊月十五是杨塘村西边的柳园街大集。早饭后，我奶奶早早地就去了刘氏糕点铺，高高兴兴地说：“刘掌柜，麻烦您老给我算算，我那钱存了一年了，有多少利息了啊？我拿着利息过年用。本钱再存着……”
　　 “这个……这个……那个……”刘掌柜面露难色，嗫嚅着说，“二少奶奶，只剩下利息啦……”
　　 “什么？”我奶奶立刻大惊失色，嘴巴张得老大，“你说什么，只剩下利息啦，我那……本钱呢？”
　　 刘掌柜递过来一个账本，指着上边说：“您家二掌柜的每天来喝酒，吃点心。已经把钱吃没了啊……”
　　 我奶奶立刻回了家，对着我爷爷劈头盖脸一顿大骂，把我爷爷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我奶奶又气又恨地说：“甄永江啊，甄永江——我不是不让你喝酒！你再喝酒，给我说不行吗？咱日子再紧，我给你炒个青菜，你在家喝酒不行吗？”
　　 从此以后，我爷爷再去刘氏糕点铺吃糕点，刘掌柜每次都有言在先，说：“别说赊账啊！现钱可以，赊账您老请走人吧！您家二奶奶说了，您来概不赊账，她老人家的钱不能让您再赊账了！她老人家说了，您再来喝酒让我告诉她一声，她回家给您炒菜，让您在家里喝酒去！”
　　
　　 五
　　 在我爷爷兄弟三个中，我三爷爷最是机灵嘴巧，深得我老爷爷和老奶奶的喜爱。
　　 在我爷爷兄弟三个中去世最早的，也是我三爷爷甄永河。
　　 日本鬼子投降的第二年的春天，我三爷爷甄永河得了疟疾，卧床不起，终于在那一年的秋天英年早逝了。
　　 甄永河咽气的时候，拉着我爷爷的手，说：“二哥，你……受苦啦……人这一辈子……吃得再好……活不长……也白搭……好好……活着……”说完就咽气了。
　　 那一年，我三爷爷甄永河才三十八岁。
　　 我爷爷抱住甄永河的身体，放声大哭了起来。整个屋里一片哭天喊地地痛哭声。
　　 甄永河去世的那一天早上，我爷爷感觉甄永河可能不行了，怕我老奶奶眼睁睁地看着三儿子离世受不了。我爷爷就骗我老奶奶说，我老姨姥娘——也就是我爷爷他姨想她了，把我老奶奶送去了我老姨奶奶家里去了。
　　 我老奶奶回来后知道三儿子已经没有了，当时嘴里就喷出了一口血，昏死了过去。醒来后，我老奶奶大骂我爷爷，说我爷爷是不孝子，骗了她。我爷爷扑腾跪在了地上，在地上“砰砰”地磕头。我老奶奶抱住了我爷爷，放声大哭：“儿啊，娘不是怪你啊……你也是为了娘好啊……我就是……没有最后看……俺那短命的小儿一眼啊……俺那儿啊……啊……”然后就又昏死了过去。
　　 后来，我老奶奶就常年卧床不起了。
　　 一年后的春天，我老奶奶也撒手人寰。
　　 我老奶奶去世的那一年的秋天，土改运动开始了。
　　 南屯乡各村都成立了“贫农协会”。杨塘村“贫农协会”会长就是当年给甄家赶马车的车夫老田头，直到他当了“贫协“会长，杨塘村的庄乡爷们儿才想起他的名字——田建忠。甄家的土地由新成立的“杨塘村贫农协会”主持分给了贫下中农。我老爷爷甄德善被划成了地主分子，我大爷爷甄永海和我爷爷被划成了地主子弟。
　　 那时候，经常由“贫协”召开对地主分子、恶霸分子和反动分子的批判大会。
　　 批判大会召开的时候，就在村东的场院里搭起来高高的木头架子，上边挂上了一溜儿几个滑轮，每个滑轮上都穿上了绳子。然后，把几个五花大绑的地主分子、恶霸分子和反动分子押送到木头架子下面，将每根绳子的一头系在了一个地主分子或者恶霸分子、或者反动分子的腰上。每根绳子的另一头都由七八个十五六岁的毛头小子拽着。
　　 “贫协”副会长长生一声令下：“拉——”
　　 立刻，毛头小子们都拽着绳子跑起来。拴在那一溜儿每根绳子另一头的那些地主分子、恶霸分子和反动分子们被徐徐地拉到了半空里。
　　 长生掐着腰，仰起脸，问半空中的那些各类分子们：“看见蒋介石了吗？”
　　 挂在半空的那几个人，用微弱的声音异口同声地说：“没看见……”
　　 长生往后退了一步，骂了一句：“妈那个X的，老蒋这个婊子儿根本也看不见你……”长生猛地一挥手，大喊：“孩子们，让他们下来，往下放绳子——”
　　 孩子们立刻往架子近前移动，悬在半空的那几个人徐徐下落。
　　 待到那几个的脚快着地的时候，长生突然大喊：“孩子们，松手——”
　　 只听“扑腾”、“扑腾”……我老爷爷和其他的几个恶霸分子、反动分子狠狠地摔在了地上，都发出了“哎呦”“妈呀”“啊呀”的惨叫声，随后就都躺在了地上，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痛的呻吟声。
　　 坐在看热闹人群前桌子后的凳子上的“贫协”会长老田头，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还没等他们呻吟几声，长生又一声令下：“孩子们——，再拉绳子——”
　　 孩子们立刻又拽着绳子往架子的远处跑起来，我爷爷和其他几个人又徐徐地被拉上了半空。
　　 长生倒背着手，来回踱了几步，眯起眼，仰起脸问半空中的几个人：“这回——看见蒋介石了吗？”
　　 半空中的几个人，一边强忍着痛苦一边异口同声说：“看……见……了……”
　　 “看见了——啊……”长生扭头看了看人头攒动看热闹的人群，又扭回头看了看半空中的那几个人，说，“看见了——哈哈……就看一会儿吧！孩子们把绳子系在树上吧！”
　　 晚上，我爷爷扶着浑身疼痛难忍的我老爷爷回到家，又给我老爷爷敷上了药，并且烧好了热水给我老爷爷洗了脚。
　　 我老爷爷看着我爷爷忙忙碌碌的身影，不禁鼻子酸酸的。
　　 建国后的第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有一天，我老爷爷搬着梯子，去院子外的榆树上摘榆钱，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当我大爷爷看见我老爷爷躺在了树下的时候，我老爷爷的身体已经又硬又凉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红卫兵每天将我爷爷和我大爷爷带着高帽子游街示众，帽子上画着一个大大的酒缸，每人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我大爷爷胸前的大牌子上斜着写着“地主子弟甄永海”几个字，我爷爷胸前的大牌子上斜着写着“地主子弟甄永江”几个字。
　　 我大爷爷终于忍受不了红卫兵的批斗和折磨，在一天晚上跳进了我家门前的大湾里。
　　 第二天早上，当人们看见湾里尸体的时候，我大爷爷的身体已经被水泡得又大又白了。
　　 那一年，我大爷爷六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