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楼里的一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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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路来最最温暖透人心肺的一句话，伍禾生心中大恸，黄主任啊，你怎么才来呀？他立马就要嚎啕，但是一张嘴他的头皮就拉着痛；他的头一阵一阵的昏眩，他感谢黄造反啊，他心里一遍一遍地喊着，亲人啦亲人啦！
黄造反告诉他，这是运动，几天就过去啦。你只要配合组织坦白交代，上级不会为难你的，你年轻还有前途，你会回家，给你保留工作，老婆也不会跟你离婚，和以前一样幸幸福福过日子，好不好啊。
对于伍禾生来说，黄造反的话此时恰如春风杨柳，是淙淙泉水流入心田，如久旱的禾苗得到了甘露，如孩子见到了母亲。他是那么真诚，那么柔和，那么令人信任，那么的赋予你无限的希望，温暖啊。他死不了啦！生活的大门和天梯又都回来啦！他的心被打动啦，他的灵魂被触动啦，他孩子一样对着黄造反唉唉点头，他几欲要喊黄造反母亲啊，他要坦白，他要掏出心窝窝。
于是伍禾生开始了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他要敲骨吸髓似地深挖，毫无保留地对组织敞开胸怀：
我私心重啊，我很小就知道要比别人强，我偷抄同学的作业，我考试还作弊，我十三四岁时就想摸女老师的大腿，我对上山下乡不满，我贿赂生产队长，我嫉妒金牙入党；我恨黄主任撤了我的报务员，我不喜欢政治学习，我对党没感情，我对党有怨言，所以下棋时就说了要反攻大陆……我，我，我还对老婆说过我爱她胜过爱毛主席呢！
写到这里伍禾生停下来，这不是自己枪毙自己吗？但他想到了黄造反的许诺，他和善的面孔，他是代表党的啊！我怎么能怀疑呢？我怎么能不彻彻底底地交待呢？他继续深挖：
我要求进步是假的呀，我就想出人投地，我想我入了党就可以当官啦，就有保障啦。对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我是做给人家看的呀，我跳忠字舞也是心不情愿，我感到好好笑啊，那么多老头子老奶奶跳起来是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我真是在娘胎时就是阶级敌人啊，我如果生在卅年代，我肯定衷心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因为拥护国民党才是爱国啊！
伍禾生的坦白交代不可谓不全面深刻，他把自己赤裸裸地敞开，天地自然所给他的一切他都说出来，每个人天生都有的，不说的，他说；每个人后天没有的，他有，他也说。甚至不可能的事，他也可能。你必须全部抖落出来，消灭它，然后归于一条路线，统一于一个思想。
现在想想，在一个疯狂的年代里又有什么不可能呢！这种可能，有的人花一生，有的人花几年，而从不服，抗争，无用，投降，顺从，到对施暴者的感恩，伍禾生只花了几天。
一次交代就是一次批斗，每次的批斗过后他都是回到那小黑屋，他看不到回家的门打开，看不到那梯子。他每天都在墙上刻一道深深的痕，那是他的岁月，他的记忆和存在。
我们大家的岁月是见到了四人帮的倒台，记忆里黄造反在游行的队伍里嘶哑了嗓子，他的存在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我们看到了，而且还要继续看。
那游行队伍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二爹老纪，纪德宝。他看着黄造反还是冷冷的，但他的嘴角挂着一丝微笑。
随着中央里老一辈的革命家陆续回到领导岗位，纪德宝也回到了航运公司。他是第一把手。
在党委会上，伍禾生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二爹流起了眼泪，是因为伍禾生是他的棋友？是因为他蒙受了几年的不白之冤？还是他把伍禾生当做自己的儿子看？或者这不仅仅是四人帮犯下的罪恶？
他是党的干部，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伍禾生被平反啦，黄造反被二爹叫了去。
“立即放了伍禾生，用我的车送他回家。”
“他去了南陵，他得了精神病。”
二爹心里一阵悸痛，他突然一指黄造反：
“我撤你的职，今天你就给我滚回家。”
黄造反滚回了家，滚回了他的女厕所，他还住在小红楼，没有分到房子。
只是我们再也听不到伍禾生喊厕，那鸡鸭嗓子：
“里面克有人呐？”
这个故事只是十年文革动乱中的不足为奇的缩影。野蛮和残酷既是“文革”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整整十年间，它以揪斗、横扫、酷刑、杀戮、武斗、流放、斗私之类数不胜数的花样到处肆虐，不仅在我们民族几乎每个成员的身上和心间留下巨大的创伤，而且更无比残暴地吞噬了成千上万的生命。据有关资料介绍，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教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
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记得那句对“牛鬼蛇神”的诅咒：“打翻在地，踏上亿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文革”时流行的“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要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等等让人胆寒的口号，至今记忆犹新。对“牛鬼蛇神”的“横扫”、“专政”、屠杀，同胞、亲人之间的“大揭发、大批判”，不计其数的酷刑虐法、诅咒摧残，对无辜妇孺的株连九族、极尽凌辱，血流成河的“武斗”、“派仗”等等最野蛮、最原始的暴行，就都无一不是带着“誓死捍卫”这最神圣的光环而席卷全国的。
早在1959年，毛泽东在自己的《读报诗》中就无比明确地宣称中国大地充斥着无数牛鬼蛇神：“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而在“文革”中，当这一基本判断被膨胀为全社会至高无上的准则（即与牛鬼蛇神的“阶级斗争处处都有”、“七八年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和吞噬一切的警号时，整个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也就充满了对这种虚幻威胁的极度恐惧，人们如同在原始时代和中世纪宗教裁判法庭中一样，极尽想象地描述牛鬼蛇神的“丑恶嘴脸”、“蛇蝎心肠”，赋予他们最狡诈、最狠毒和“死不改悔”的本性，用他们得逞之后“千百万人头落地”这最恐怖血腥的图画日夜不停地恐吓自己和周围的每一个人。在这个巨大的“魔场”之中，亿万人唯一的希望当然就只能是凭借与牛鬼蛇神的血腥搏斗而为自己拼得生存的空间，用“文革”中流行的话说就是“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天地”，而这种逻辑就与中外各种上古创世神话中“杀魔创世”、“杀魔救世”的基本模式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在“文革”中，这种残酷野蛮的杀伐成了最光荣、最神圣的行为。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对人性的描述：“人有兽性在自己之内，有人性在自己之外和之上。”理性和文明的社会所要实现的，是以其富于人性的外在环境抑制和涤除每个成员禀赋中的兽性；而野蛮和非理性社会所从事、甚至所热衷的，则是完全相反：它强迫人们埋葬自己心灵中善良的人性，同时从中竭力发掘出原始的兽性，并把它们弘扬开来、汇集到全社会的野蛮之海中。
在“文革”中，人们在疯狂的环境诱导和压迫下把自己变成魔鬼，其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巴金先生在“文革”后仍然经常梦见自己又变成了魔鬼；萧乾先生所说在“反右”运动中，善良的人也学会了“张牙舞爪”；杨绛女士所记社会科学院家属中，不知疲倦地日夜对“牛鬼蛇神”们施虐的“极左大娘”。又比如一位红卫兵叙述他在四川“大串连”时的经历：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不是我怎样挨饿受冻，而是我看到一个女红卫兵把一支点着的鞭炮塞到一位（被）蒙着双眼、五花大绑的走资派的耳朵里。鞭炮响了，走资派摔倒地上，哇哇之乱叫。我曾责问这位女红卫兵，这样做是不是太狠了点，她说，这是我们的敌人，这样做是轻的。
“文革”中一切具体的暴行，其残酷性最终都是有限的，而唯有“阶级斗争处处都有”、“搞阶级斗争就是要六亲不认”这统治着全社会的疯狂信仰及其所产生的无比强大、无处不在的环境压力，其残酷性才是无限的；它恶性膨胀的结果，才是能够吞噬一切人类之爱的最野蛮、最凶残的“魔场”，才是无边无际的罪恶之海。
与文明和理性社会对人们之间友爱、理解等善意情感的培育和弘扬正好相反，蛮性社会所从事和热衷的，是鼓励人们之间的相互仇恨。而当这种环境强大到抑制一切的时候，人们本性中对快感的追求就只能以“迫害狂”这种罪恶的形式表现出来。从野蛮和施虐中得到快乐，这就是野蛮时代的文化现象之一。也正因为这种相互敌视和仇杀具有如此久远和空前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所以它也才完全有能力让残酷和野蛮的毒质统治了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
如何防止“文革”悲剧，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人代会答记者问时曾有深刻阐述，他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问候和祝福下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