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当时赛珍珠正在北京。她清楚地意识到：“如若不想生活在自己对之既无可奈何，又无可逃避的动乱之中，就必须易国而居，这就意味着，我又要改变自己的世界了。我害怕这种改变，因为我深爱着中国，并把中国人民当作自己的同胞。”“一个人要想活下去，就要扎下根来。我的根曾深植在中国。”“我从小懂得了应该把地球上的各个民族，不论我知道与否，都看成一个大家庭内不同的成员，这种观念是孔先生（作者小时候家庭启蒙老师）最早灌输给我的。随着亲眼目睹历史的进程和历史的发展，我也涉身其中，也真正领会了中国人这种全球观的实际意义。所以，尽管我如今在美国度过我的后半生，我却一直在密切注视着中国发生的一切。”她是1934年春离开中国的。在离别时她写到父母们：“曾经离开故乡的热土，越洋过海，来到一块陌生的土地上。而我正好相反，从小即客居异域，现在才回到故土。尽管走向不同，却是一样的抛家离乡。”
　　
　　 （三）赛珍珠在《我的中国世界》里，写到清末尤其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许许多多有趣的社会现象或认识思考，有些甚至映现着我们如今的现实——摘录其中的一些语段品读，以期热爱这片土地的人们思考或反思。（下面摘录语段按书中出现的前后顺序）
　　 ——事实上，中国人一向都是自治的。他们不相信政府，甚至蔑视政府。他们嘲笑所谓的为官清廉，认为是官必脏。他们信奉一句老话：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
　　 ——有一位离我很近的军阀很有名气，因为他有三不知：一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二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三不知自己有多少女人。我记得邻省还有一个军阀，他曾两次败在另一个军阀手下。最后他在公开场合大声宣告，他要再打一次，如果再失败了，他就躺在棺材里回来……他虽然失败了，却还是乐呵呵地坐在棺材里，穿着最好的长袍，抽着大号的外国雪茄，咧着嘴，朝着惊得目瞪口呆的人群笑着。
　　 ——中国人对待动物的残忍，让许多访问中国的西方人感到震惊……另一种残忍也让西方人震惊，那就是，当一个人遇到危险，譬如说落入水中快要淹死时，没有人，或者很少有人会伸手相助……人们普遍认为生死由命，在劫难逃。倘若你救了他，你也就违背了天意，就该替被救者受过，对被救者负责。这样，尽管你善良，你也会在落难者面前踌躇不决，因为，假如你给了这个命当归天的人新生命，你就得照料这个人，甚至他的全家。
　　 ——对中国人来说，这种史称军阀割据的局面是很自然的，我也觉得如此。正如我说的那样，在王朝更替之际，中国总是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人民则总是耐心地等待着，等待事情慢慢地自己好起来。中国老百姓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只是模模糊糊地相信天命，认为成败在天。这都是上天安排的。
　　 ——尽管孔夫子是个哲学家，不是牧师，但实际上正是他为中国社会、他的子孙创立了一整套与宗教、与道德作用相同的伦理纲常。恐怕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中国人才会重新认识孔夫子这个最伟大的人物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有多大。
　　 ——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国民党已完全按照共产党的模式组织起来了。同样的纪律，同样的宣传方法，同样的政治委员。再也听不到民主共和的声音了。相反，中国必须实行一党统治的观点被接受了，他们还认为，应对人民进行长期培训式的“指导”。
　　 ——这些白俄青年都是那些被逐出苏俄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的儿子们，他们的姐妹们为谋生计，则在新开的夜总会中充当女招待。有时，这些俄国姑娘们由于没有前途而感绝望，甚至沦为军阀的情妇，混居在他们的妻妾和孩子之中。对那些付出代价向革命者求和后，退居于上海的军阀们来说，找一个漂亮的俄国姑娘做情妇已成了一种时髦。很快，富商们和银行家也纷纷效尤。
　　 ——在其它任何国家，这种混乱状态都不可能持续长久，但在中国，只要人们食可果腹，不至饿馁，什么事情都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今年（1927），大量的粮食加上运输不便，使华中米价大跌，低得异乎寻常，所以，人们对混乱更能达观地逆来顺受。
　　 ——中国的祸根在于其上层阶级的道德败坏，以及农民的贫困无助。谦卑自省，面对现实，是我所看到的这个国家的唯一希望。很多人正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在上海，中国的豪富们生活奢靡挥霍，对现实漠不关心，对此我感到惊恐。
　　 ——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生活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的路易时代的法国首都。街道上挤满了忧心忡忡、饿得半死的人群，就在这些人群中，有钱的中国人乘坐着轿子，大轿车，招摇过市，香车裘马，吃喝玩乐，一掷千金，对其他人视而不见。这决不能永远持续下去。我个人感到，如果这种局面再不改变，我们则赞同来一场真正的革命。
　　 ——没有知识的穷人，将真正起来暴动，反抗那些拥有一切的人。至于这场暴动什么时候来临，谁也难以预料。好年景可能把它推迟一个时期。但是，现在人们已是怒火中烧、骚动不安了……
　　 ——那些当初被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农民，大部分仍然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因为，蒋介石对农民并没有作任何许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这种相互脱离状态，对新政府构成了首要的威胁。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政府，一旦其知识分子和农民相互分裂，它就很难长久。
　　 ——有一次，为了迎接一位欧洲王子的来访，到处都在做艰巨的准备工作，甚至拆毁了上千间乞丐们在城塔根儿搭起的草棚子。这些草棚子平时像蜂窝一样挤在一起。但是，破旧的商店和贫民窟，是无法都拆毁的，后来用木条、席草搭起三十英尺高的墙，遮住了这个古城中的龌龊的一面，以免让外国王子看到。
　　 ——我想象不到，像这样的古都如何能变成一个现代化城市。但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我们的裁缝先生告诉我，“他们”正用一个魔鬼般的机器推倒人们的房屋。所谓“他们”，当时指的是新政府……那些古老的平房，都用手工制作的砖和石灰沙浆砌成的，几百年来坚固无损，一直是人们的栖身之处。这些房子远在西方人发明那个机器以前就建成了，但现在却抵不住机器地推压，成了一堆堆瓦砾。
　　 ——但从那时起，我弄懂了这么一个道理，即对于那些权欲熏心，毕生以追逐权力为乐的人来说，他们不但要把反对自己的人统统置于死地，甚至对那些仅仅于己稍有不利的人，也必然残酷无情，痛加杀戮。我也懂得了，如果手段不正当，就谈不上目的的崇高。由于国民党不断杀伐无辜，国民政府变得更加衰弱。早在一九三O年，人们聚集在关起门的屋子里，在乡村，开始秘密地唱起暴动歌谣。他们并不是共产党，但他们痛恨暴政和不公。他们懂得，政府若是对它的人民不公，就应该让它灭亡。
　　 ——中国的传统历来是，法律是专门对付罪犯的，它对良民百姓毫无意义，对政府官员来说，它更是一纸空文。这种传统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新上任的政府官员们和知识分子，往往践踏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他们甚至无视新制订的机动车辆限速条例，处处显得高人一等，专横跋扈。人们沸沸扬扬，到处议论着政府官员的贪污行为。旧的恶习依然存在……中国人总觉得那些新上任的政府官员更难容忍，因为他们太像旧时的官了。中国人所期望的，不仅仅是一个新政府，而且是一个新世道。
　　 ——最令人难堪的是，那些建筑工人、卡车司机以及机械师，他们虽是好人却没什么学问，挣的钱比教师多得多，当然也比任何脑力工作者都挣得多。看到这些，我便不再责怪孩子们的迷惘了。或许，正如一位青年有一天对我所说的，要是中学毕业就找个卡车司机那样的职业，挣钱比一个大学教授还多，再上大学还有什么用呢？
　　 ——蒋介石作为一个共和国总，统没有治国良策，显得举步维艰，他对现代民主政府一无所知，或许除了军事政府之外，他对其它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一无所知。他喜欢那些惟命是从的人，惯于对人颐指气使，呼来唤去……在他的内阁中倒有不少有主见的成员，他们经常勇气十足地反对他的意见。他要是吓唬不住他们，就设法杀掉他们。这样专横的做法，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他不得不住手，并吃惊地发现，总统毕竟不是皇帝。我觉得他也渴望掌握现代思想，尽管他从未受过这种教育……值得称道的是，他把原来的残忍手段稍作收敛，以监禁代替了处决。到后来，这种监禁倒有几分惬意了。
　　 ——我觉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是人类的优秀分子，然而，他们由于目不识丁而不被人注意，这简直是人类的一大损失。他们充满了魅力，宽宏大量。虽然目不识丁，卑陋的生活环境又把他们同现代思想、科学发现隔离开来，他们仍那么富有教养。可是那些漂泊无根、冷酷无情的现代派青年，却要竭力去“教育”他们。
　　 ——在中国生活的多年中，我看到中国农民由于背上驮负了，连牲畜也难以承受的重担，他们富有智慧的脸上布满了辛劳的皱纹。每当我看到这些，我就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愤怒……我对亚洲的领袖们一直感到遗憾，觉得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他们的农民的本质，所以，也极少有人能重视那些世界上伟大而平凡的人的价值。
　　 ——但要求蒋介石改变自己的作风和政策，这对他来说又太过分了。他恶习难改，不听劝谏，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头脑宛若磐石，而且因为，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让一群不敢对他讲真话的人围着他……这并不是指责蒋介石闭目塞听，任何身处这样高位的人，都不能了解所有事情的真相，因为总有那么一帮人围着他，而那些人唯一的兴趣，就是对他隐瞒事实，因为他们害怕树倒猢狲散。
　　 ——中国政府的首脑，无论是皇帝或是总统，总是作为人民之父，而凌驾于人民之上。作为人民之父，他必须值得尊敬和服从，他必须有大智大勇，意志坚定而又以理服人，勇于统帅而又言令如山，公正无私，不动喜怒之色，不记私怨。如果再加上一点幽默感，他的权位就绝对巩固。真正决定他的权位的是人民的意志。
　　 ——简言之，如果中国人觉得他们的统治者威德兼备，足以服人，那么他们是甘愿做顺民的，他们绝不会服从一个还不如他们自己的人，更不会顺从一个甚至连自己的党都管不好的人。
　　 ——任何衰亡的政府，势必陷入腐败，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其末日的迫近。美好的理想没有了，人民改善生活的希望破灭了。就是这种绝望感，使中国落到了共产党手里。这是主因，其它都是些次要的、附带性的原因。
　　 ——在对待工人的残酷行为中，在对目不识丁、忠厚老实的农民的鄙视中，在对无产者的利益根本置之不顾的行为中，我早已看到，这种态度暴露无遗，它使中国老百姓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政府下都遭受了更多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压迫。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之间的鸿沟大得惊人，几乎难以逾越。
　　 ——当我像以往那样，漫步在南京城外的乡村时，到处可以听到农民和他们的妻子的抱怨，说在旧的政府下，他们只向一个统治者交税，而今大官小官多如牛毛，人人都要税。他们从未受过这么多苦。民主？他们说他们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尽管年轻人经常将这个词对他们大喊大叫；民权？那是什么东西？他们没有可要求权利的地方……如果民主的意思，是人民得到权利和利益，这儿根本就没有民主。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实践它向人民宣传的东西，它怎么能够成功呢？
　　 此外，这本书里还写到了赛珍珠自己在中国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对中国历史、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等的思考，对中国与西方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的得失反思等。恕不再一一详述了。
　　 其实，每一本书都是一面镜子，尤其是历史书，关于人生的书。它可以照照我们自己，它可以观照别人甚至仇人，它更可以审视我们正深陷其中，又马上反不过头来的现实。从赛珍珠的《我的中国世界》，我鉴照了自己的人生，思索着人生向下的活法和文学向上追求的必选；观照他人尤其历代文人，或在庙堂或处江湖的怀才不遇，追想他们怀的是什么样的才，想遇到怎样的人；审视当下的现实，感慨万端，但很多时候多数情况下，唯留下一声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