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玩法当然要算捉迷藏和打仗了。为了表示给藏身的人以充足的时间，我和年喜规定寻找的人事先要把眼睛闭紧，口里喊“一、二、三”，别外一人就必须尽快设法藏好；周围凡是能藏身的地方都用过了，包括年喜家背后山上的树丛里，田埂下，找的人慢慢觉得有规律可寻，不用费多大劲就能找到。不过也有倒外，有时我真的藏得很隐蔽，让年喜急得放声大喊“木贵，在哪儿？再不出来，我就不玩了！”这时，我就会乖乖地从某个角落钻出来，要不年喜一生气，我会失去一个玩伴的。记得有一次快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在年喜闭上眼睛后撒腿就往家跑，一进屋就把门关上，弄得我祖母莫名奇妙，大声骂我，我连忙摆摆小手，挤挤眼睛，不许祖母讲话，说年喜在后面赶我。那一次年喜当然没找到我，他一生气，两天没理我了，后来我从家里偷偷拿了点走亲戚的点心给年喜吃，我们才又重归于好。
　　 如果说捉迷藏还没多大刺激的话，那么玩打仗就需要冒险了。记得那一天傍晚，除了我和年喜之外，还有别外两个同年的男孩子爱兵和秋水，爱兵是我的堂哥，住在我家的隔壁；秋水是我近房的小叔子，他年龄虽然和我一般，可他父亲的辈份大，我应该叫他小叔子。打仗开始了，我们四人分成两组：起初我们四人只是在村里的各条小巷里穿行，前面的一组在跑，后面的一组在追，后来爱兵和秋水跑到村里的一道田埂上躲起来，用泥土扔我们。我和年喜见状，也从地上捡小石子还击。由于不小心，我扔过去的小石子其中有一块可能稍大一点，碰巧正打在我小叔子秋水的前额上，造成头破血流。听到秋水的哭声，我和年喜吓得赶快往回跑，当时我不敢回家，怕祖母会打我，就一直躲在年喜家里。晚上秋水的母亲告状到我家，祖母找不到我，就一边大骂我淘气，一边从抽屉里拿出四个鸡蛋强行塞在秋水母亲的手中，说就给秋水补补伤，秋水的母亲在半推半就之间就走了。晚上我很晚才回家，祖母骂了我一顿之后，吓唬我说要告诉在外做生意怕父亲，让他回家来好好教训我一顿。我连忙给祖母又是捶背，又讲好话，痛爱我的祖母终于肯饶过我这一次。
　　 第三种玩法要数打纸炮了。在我们赣北的乡村里，每到冬天，孩子们仍沿袭着打纸炮这一玩法。纸炮是用两张长条形的纸折成的四四方方的一个纸角，分为正面和反面，玩的一方把纸炮按正面平放在地上，另一方用手上的纸炮去打地上的，如果把地上的纸炮打翻了，那么对方的纸炮就归你所有。这种玩法除了右手要有力用劲之外，打的时候还要选择一个好的角度，因为它主要是靠一阵风去掀翻地上的纸炮。在冬天打纸炮，可以很快使全身暖起来，稍微玩久一点，还会大汗淋漓，是孩子们练手力和取暖的一种好方法。起初我只与年喜对打，几次下来，有赢有输，两人半斤八两，不分上下。后来我扩大到和全村几乎所有的男孩子打。折纸炮的纸大部分是大人们抽烟的烟盒纸，还有一些是捡哥哥姐姐写过的作业本子纸。往往是打了一天的纸炮之后，晚上睡在床上，右手会又酸又痛。我从小是和祖母一起睡的，夜间我总要祖母替我按摩右手。祖母常常让我睡在她的身边，用她那长满老茧的手一边慢慢替我抚摸，一边讲一些很古老的故事给我听。刚开始我的手被按摩得很痒甚至有点痛，后来渐渐觉得很舒服，故事也听得津津有味，在不知不觉中便进入了甜美的梦乡了。
　　 当年龄稍大一点的时候，我和年喜的玩法是学过家家，起初是我们其中一人当男的，一扮女的；后来好象觉得老是男孩扮新娘有点不像，于是我便要我的一位小堂妹国荣来参予了。国荣是我父亲近房堂兄的小女儿，比我小一岁，从小长得乖巧可爱，长大后是全村最漂亮的大姑娘，后来有幸嫁给城里的一位当官人的儿子，生活一直过得挺不错。如今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小时候只要我愿意，国荣很高兴和我一起玩。那时我们才只有五六岁，根本不懂得“结婚、拜堂”这类词的真正含义，只知道一个家要有男人、女人和小孩。于我们三人中一人扮爸爸，一个扮妈妈，一人扮小孩。扮妈妈的当然是我堂妹国荣了，可是谁扮爸爸，谁扮儿子呢？小时候我也懂点血缘关系，认为我既然是国荣的堂兄，自然由我扮爸爸，年喜扮儿子。起初年喜并无什么异议，反正扮儿子也不吃亏，因为大人必须到外面去干活，扮小孩可在家开心的玩。不过后来时间长了，年喜觉得不公平，要求我和他换一换。我俨然是一副父亲的样子，口气生硬地表示不同意。怎么办呢？记得那时我的堂录很机灵，她说我有办法，说完转身就往家跑，我和年喜当时都不知道她究竟要干什么，等她回来时，手上多了一块旧红布，她从地上捡起一块长石头，用红布包起来，抱在怀里，对我们说：现在我有孩子了，你们两个轮流扮父亲吧。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堂妹国荣小时候实在是很聪明，那种方法在当时可以说是唯一的最佳选择了，要不我和年喜争执起来，大家都不开心。那时候我们三人家里都很穷，因为那时的乡下根本没有商店，我们没见过、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供我们玩的许许多多的好玩具，更不用说那种会哭会叫妈妈的布娃娃了。所以那时我堂妹国荣用一块红布包着石头抱在怀里当娃娃也很满足。玩是小孩子的一种天性，没有玩具的我们整天也很开心。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很少在家的，也很少管我，整天在家的只有祖母、我、哥哥、姐姐四人，父亲一向很少在孩子面前讲话，从小我就很怕他，所以巴不得他整天不在家。我哥哥、姐姐那时白天上学，没空陪我玩，现在我才明白，那时我父亲为了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整天不得不在外奔波操劳。因我母亲去世得早，父亲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其中的艰辛是做小孩的永远也体会不到的，直到我成家多年了，我也只能是去想象那个时候我父亲所经历过的艰辛。时代毕竟不同了，我们现在的生活虽然算不上很富裕，可同70年代比起来，简直是天上地下之别了。到了快7岁的时候，我已经不能再和年喜玩了，我必须按祖母的吩咐到野外去割猪草，还要放牛。那时牛是生产队公用的，由各家各户按劳力轮流放，轮到我家只有三天，另外一到割草、晚稻的双抢农忙季节，我还必须坐在晒筐底下，看晒在太阳下刚收割上来的谷子，防止鸡和小鸟吃，有时还要代替祖母去田间为父亲送水送饭。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要算一次放牛时偷薯的事。
　　 大概是农历冬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全村有牛放的同龄孩子一起去年喜家背后的山坡上放牛。因为若牵牛到田埂地坝上吃草，当然更好，只是放牛的人必须很小心地将牛绳牢牢地牵在手中，稍有不慎，牛就会偷吃两旁的禾苗或其他农作物。而在山上放牛比较起来就自由轻松得多，可以让牛在山上乱跑，反正山上没有种庄稼，有的只是小树和青草。放牛的人可以趟在山坡上睡觉或玩游戏。而且牛大概和人差不多，也喜欢合群，若你一个人牵一条牛在山上放，牛吃草时会不认真，东吃一口西吃一口地乱跑，如果满山都有它的同伴的话，牛就会乖乖地吃草了。那一次我和年喜、国荣，还有秋水坐在一起，让牛在山坡上吃草。我们四人玩了一场工兵抓强盗的游戏后，当时不知是谁提议，去地里偷红薯吃，本来我们家家都种有红薯的，并且天天都有得吃，可是小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别人家的东西总要比自己家的好，而偷来的东西吃起来更是觉得特别的有滋有味。
　　 我们四个分工开了：由我负责望风，堂妹国荣照看牛，年喜和秋水则偷偷爬到山旁边的地里去刨红薯。当时由于太粗心，两个刨薯的人慌乱中踩坏了隔壁一块地里的青菜，恰被一位过路的大人看到了，负责望风的我想命令二人收兵已经来不及了。
　　 傍晚放牛回家，一进门祖母就沉着脸问我：下午干了什么坏事？一开始我死不承认，后来猜到可能是偷薯的事，便申辩说我只是站在旁边看，没有亲自下地去偷。祖母一改以前的样子高高地抡起巴掌用力在我的屁股上打了两下，我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晚上父亲回到家听说这件事，把我叫到他面前，严厉的命令我跪下，罚我不准吃晚饭，并告诫我说：
　　 “你这么小就会偷人家的东西，将来长大了，还不当强盗当土匪，干脆把你打死算了，免得日后死在别人手里”。
　　 当时我满肚子委屈，因为我只是参与望风而没有去偷，可我不敢在父亲面前狡辩。直到读书后我才知道：只要是参与了小偷团伙，就算没偷，也要定罪了。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从那以后，我从来不沾别人一分钱的东西，这要感谢我的祖母和父亲，是他们，在我幼小的心灵上，上了极有意义的第一课，教会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后来我在小学五年级的一篇作文里，记下了上面这件事并且写了这样一首打油诗：
　　 童时后山去放牛，
　　 游戏过后下地头。
　　 望风刨薯本一样，
　　 脚在田边也算偷。
　　 祖母打我泪不流，
　　 父亲教诲跪接受。
　　 人生路上第一课，
　　 回味无穷写春秋。
　　 五
　　 一九七四年八月底，我儿时的伙伴爱兵，秋水，年喜及其他同龄的孩子都由父母带领着去邻村的源塘小学报名，当时父亲在外做生意没有回家，我只好向祖母闹着我要上学，要哥哥或姐姐带我去报名。祖母说等父亲回来后再商量。那时我们上小学一学期书费只要伍元钱，可如果三个孩子同时上学，难免会给家里增添负担，但我小时候根本考虑不到“钱”上去，只是一个劲嚷着“我要读书”，为了保险，还挤出几滴泪水出来。两天以后，父亲从外面回来，祖母告诉了我的要求。父亲听后没说什么，第二天亲自带我去报名。谁知好事多磨，因我身体矮，报名时父亲说我已满七岁老师根本不相信，说小学不比幼儿园，不能专门替家长看小孩，只同意暂时登个记，表示明年九月份一定收。我不知道八十年代国家对小学的入学儿童的年龄是怎样规定的，可就仅仅因为老师的一句话，我被挡在了小学的门外，白白地耽误了一年的时间，以致于我后来整个学生时代乃至毕业参加工作都比别人推迟了一年，这要算因为身材矮，命运给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读书不成，我又成为正宗的放牛娃，每天看看爱兵、秋水、年喜等背着书包一跳一蹦地往学校走，我好生羡慕，同时心里也有一种想学写字的欲望，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向正读三年级的哥哥要了一本第一册的语文课本，哥哥先教会我写自己的名字“柳木贵”三个字，然后让我照着书上的方块字一笔一划地写，熟练后哥哥再教我念，我还找来一些小木棒子，成天把它们装在口袋里，在野外一边放牛，口中一边数“一二三……十”，每当遇到困难时，晚上就问哥哥，姐姐，慢慢的，我在未上学之前就已认识不少字，并在父亲的辅导下，会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百家姓》），会背“居家一本教儿经，万古流传到如今，若是人家有一本，居家创业人上人”（《增广贤广文》）。会背三百首唐诗的三分之一，长大以后,我对唐诗很酷爱，并从偶尔的涂鸦几首中深深体会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句话的含义了。
　　 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我终于上学了。父亲为我买了新书包，文具盒，十本作业本和十支铅笔，并规定我不准浪费。我的小学名叫“江桥乡源塘小学”，坐落在距方塘村只有半华里的源塘村。我从一年级至初中一年级都是在源塘小学度过的，因此对学校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都有深厚的感情。本来小学是不设初中班的，可当时的江桥中学距我们乡村太远，孩子们上学不方便，县里才同意在源塘小学搞一年试点示范，目的是想把源塘小学扩办成中心小学，办小学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八个班，结果只搞了一年，上初二时我们还是到七八里外的江桥中学去寄宿的。
　　 参加工作后每次我从城里回家，必须路过我的小学，发现过去破陋的校舍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八六年新建的一座四层高的教学办公大楼，两旁是一排整齐的教室，教室前面是新的宽敞的操场，过去低矮的办公室门口的那口池塘早已填为平地，变作大操场的一部分。老教室后面过去的坟地也不见了，上面建起了一间图书阅览室和一间学校医疗室。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一到冬天，我就从家里拿些纸板或胶袋到学校去堵住我近座位无玻璃的窗口，每年还得自己从家里自带凳子放在教室里坐，黑板当时是用一块很小的长方形的木板，上面涂点油漆，用绳子挂在墙上，有时老师擦黑板若用力稍大还会掉下来，吓得同学们都不敢出声。晚上自习，每人面前点一盏自带的小煤油灯，冬天风一吹，一下子会熄掉几十盏。在那样一种环境里，我从不知到知之，从无知到有知，一步一步向科学的殿堂里迈进。必须提到的是，一年级教我的两位启蒙老师，一位是我们的老校长兼教语文的刘吉荣，另一位是数字老师是陶**，是当时的教导主任。如果没有他们对我的启蒙教育和耐心诱导，激发我对读书的兴趣的话，我也不会有后来的继续升学和深造的机会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除了我的祖母，父亲之外，受到尊重、令我感激的，要算曾经教过我小学、中学的老师们，我或许不能够一一将他们的名字全部列出来，可我特别需要提起的老师有：周江浔、柳守杰、刘平生、梅求宝、王箭、杨开东、杨春、柳鞋印、李文芳、李秋华等十人。是他们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位位不知疲倦的园丁，用他们自身的智慧，用为人师表的品行，用独特的善言的口才，用引导与鼓励的方法，用辛勤的汗水，一步一步地引导我，教育我慢慢走上求学之路。感谢您们，敬爱的老师，您们用自己的满头白发，换来桃李满天下，是学生们心目中最可敬可爱的人，虽然您们如今大半都已退休在家，可谁也不会忘记，您们曾为祖国教育事业所出的应有的贡献。愿好人一生平安，祝您们永远健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