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阳却仍不知趣，终至李卓吾说出：“兄精切于人伦物理之间，一步不肯放过；我则从容于礼法之外，务以老而自佚。其不同者如此。”（《焚书•又答石阳太守》）“兄倘有志易简之理，不愿虚生此一番，则弟虽吐肝胆之血以相究证，亦所甚愿。如依旧横此见解，不复以生死为念，千万勿劳赐教也！”（李卓吾《焚书•答邓石阳》）这是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请您就别再来烦我了！”甚或已有绝交之意。但李卓吾念着邓石阳活命妻女之恩，对他说话始终留有面子，从未出言不逊。
　　 邓石阳料也能从字里行间看出李卓吾的意思，但此人是绝对的敦厚君子，不知其后他是否还继续向李卓吾“请教”，但对李卓吾的关怀一如既往。
　　 李卓吾剃发，邓石阳跑来求劝，不但自己痛哭流涕，还抬出自己的母亲，说老母为此事绝食使来……这些事李卓吾也自感动；李卓吾在麻城被谤，一次次处境危机，邓石阳在麻城时都全力为之解脱……朋友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应该说确实够朋友，但李卓吾是否还当他是朋友却很难说，不过在李卓吾心目中，邓石阳始终是自己的“恩人”。
　　 在邓石阳的心目中，可能自结识时就把李卓吾当成了好友，起码在他救助李卓吾妻女时已把他当好友对待，且自始而终；但从李卓吾的角度看，他与邓石阳从泛泛之交到恩人，然后是恩人加好友，最后又回到了恩人。
　　 两人看待彼此关系状况并不对等，一般感觉李卓吾有点不够意思，事实是李卓吾也很无奈，要知道李卓吾一生求道，道不同真的很难成为朋友，尤其他求的还是一个“真”字，早在泉州城头，二人结识之初就是这种情况，虽然那时李卓吾还没有得“道”。比较焦竑，邓石阳对李卓吾世俗上或者更好，但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李卓吾更亲焦竑，理由就是他与焦竑更多观点契合。
　　 在李卓吾与邓石阳的关系中，李卓吾没有错误，邓石阳也没有错误，因为二人根本就不在一个逻辑系统，不是一个逻辑，哪里会有对错？非要说错就错在“机缘巧合”，尤其是这最后一次。
　　 看来巧合太多，未必就是好事。
　　 史载邓石阳晚年回归故里，他将多余的奉禄分给亲族，自已粗茶淡饭，悠然自得。万历二十九年（1601），邓石阳以八十岁终老，葬于老家四川内江，其时李卓吾在麻城的芝佛院已被毁，他被马经纶救去北京通州……两个人终于再没有机缘巧合的可能。
　　 骆问礼和顾养谦
　　 在李卓吾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骆问礼好像微不足道，但李卓吾与这个人的交往很有特点，从中能看出李卓吾在其仕途顺意之后、思想偏激之前与人交往的基本态度。此外二人交往的结果也很重要，一是李卓吾放弃公开讲学，维持了张居正对他的政治态度，客观地使李卓吾仕途完美收官；二是李卓吾学术传播方式自此改为以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为主，这对李卓吾思想发展和传播具有重要影响。
　　 李卓吾与骆问礼初识于南京，其时李卓吾任职刑部，骆问礼任职兵部，二人不属同一衙门但彼此知名，毕竟同在南京，官阶也差不多。但当时二人也不过相熟而已，李卓吾其时已入心学殿堂，又常讲学，在南京学界有相当名气，这些骆问礼当时不会不知，但也不会很感兴趣，因此君是程朱理学的铁杆卫士，陆王心学都被他视为“异端邪说”，更何况李卓吾讲的还是心学左派言论呢！
　　 明代以程朱理学为儒家正统，但李卓吾当时，阳明心学已盛传，朝野学人多以阳明心学透彻简明而信之，仍真正抱信程朱理学者不多，骆问礼却是少数，他对程朱理学是笃信不伪的真信仰。他在《新学忠臣序》中直述，自己读王阳明的《传习录》，昏昏欲睡；而读朱子之书，则欣欣自得……这与李卓吾面对这两种学问时的状态，正截然相反。关键此人也是真君子，由此知二人学术观点差异之大，大到如同“天敌”。骆问礼正为天下学子溺于阳明之学而痛心疾首，不可能与李卓吾走得太近。
　　 然偏偏就是阴错阳差，这对“天敌”先后离开南京，又在姚安碰到一起。李卓吾出任姚安知府，骆问礼也被派任姚安，他出任的是云南布政司右参议兼洱海分巡道，衙署竟也在姚安府治（姚安县城）。一对“故人”异地重逢，又挤在同一个小县城中，二人想不密切接触都不行！论官阶二人平级，论职事骆问礼还是李卓吾顶头上司。
　　 一开始这两人关系还挺不错，毕竟是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故人”，向在南京两人接触不多也没有恩怨。
　　 骆问礼早知李卓吾“大名”，两人又都是“文人”，初来姚安时二人常一起游山玩水、诗词唱和（参见骆问礼《观海楼次韵李使君》等），关系很是亲切。骆问礼公署新建，还特请李卓吾为之书写匾额、对联，他自己也写有《李太守好奇》，以记述其与李卓吾交往趣事和友谊，然这两人交往一旦深入，思想对立立刻凸显。
　　 先是在为官之道上出现分歧。
　　 骆李二人初交甚密，这一亲密就无话不谈了，一日说起为官之道，李卓吾就搬出了他那一套“顺性牖民、无为而治”的理念，谈到治理官吏更说出“但无人告发，不妨装聋作哑”等语。骆问礼一听就火大了！他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李卓吾，竟说出这种“懒政、怠政”的犬儒昏话。为官理政，怎么能是非不分、浑浑噩噩混日子？一言不合，骆问礼虽没有拍案而起竟也是当面抢白，自此之后他对李卓吾的感觉就不对了，甚至看什么都不顺眼。思想见之于行动，骆问礼笃信程朱理学，崇尚的是清官、能员，李卓吾这番言论来自道家思想，在他听来自极不顺耳，故不加思考就与李卓吾做起“敌对”。
　　 李卓吾见边民教化荒疏，一力想在姚安重拾讲学，他寻修讲学场所，“延揽群英”亲自教学，为教化事“罄俸以营”。但讲学刚有点起色，没想到骆问礼就来搅局了：他专门编了一个课本，人手一册发给学生，课本名《新学忠臣》，反复阐述程朱之学是孔孟正道，万古不能废；同时指责阳明之学是异端邪说，要学生们坚决与之划清界限！这弄得李卓吾非常尴尬，李卓吾学宗阳明心学，不讲心学他讲什么？这还不够，骆问礼又找借口处分了前来听讲的几个学生，如此这讲学还怎么办下去？不久不得不停办。
　　 骆问礼如此跟自己过不去，李卓吾当然很愤怒，但一来骆问礼是顶头上司，二来这讲学当时正被张居正查禁，实在无法与骆问礼公开对抗。又念及骆问礼是个真君子，这故意与自己做对，或是还不了解自己，这口气李卓吾只得忍下来，希望路遥知马力吧。
　　 李卓吾当时仕途顺意，又受老庄无为和佛家修行思想影响，行为和思想并不极端，但遭遇这些事，内心的痛苦和郁闷也可想见。这种压抑向内收敛转化为思想，竟让李卓吾看到了清官、能员可能带来更大的危害。李卓吾《焚书••党籍碑》一文作于此时，文中他总结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深刻观点：就人为给百姓带来灾难而言，清官可能比贪官危害更大！“但知小人之能误国，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误国则之何矣。何也？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其志益决，孰能止之？如朱夫子亦犹是矣。故余每云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贪官之害但及于百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儿孙。”文中虽只例以朱夫子，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清官说的就是骆问礼。
　　 骆问礼也将李卓吾视为旁门左道，对他的批评更直言不讳：“时讲学者多入于禅，而此公（李卓吾）尤甚！”（《李太守好奇》）
　　 二人关系一度非常紧张。李卓吾尝叹：“渠（骆问礼）过于刻厉，故遂不免成触也。渠初以我为清苦敬我，终及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李卓吾《感慨平生》）有人据此以为骆问礼曾起意谋害李卓吾，这有点夸大，事实上这“作意害我”，无非是“奏本弹劾”或工作刁难，前者并没有实施，后者就比如破坏李卓吾讲学。骆问礼乃“大贤君子”，连皇上都敢直言进谏，对李卓吾不可能耍什么阴谋诡计，他直来直去，刁难就是刁难，要告状也会光明正大，李卓吾这讲学是停了，不然他真可能奏他一本。
　　 对付小人李卓吾或者还有办法，对这种“君子”反倒束手无策，没办法只能变通，这时的李卓吾还没有极端。公开讲学不行，传播学问总没有错，李卓吾因此变公开讲学为师傅带徒弟，他后来有很多弟子，反而对他帮助很大；“异端学说”不让讲，劝人为善的通俗读物总可以看，李卓吾就刻《太上感应篇》，还特请骆问礼来写序。骆问礼见此书是教人“悔过而迁善”，便喜而作序，并广为散发……
　　 这样一来二去，两个人的关系有所缓和，又一个人出现在二人中间，两人关系竟又渐渐和睦起来。
　　 出现在他们中间的这个“和事老”正是顾养谦。
　　 顾养谦与李卓吾和骆问礼，都是在南京时官场的同僚，顾养谦与他们还都是朋友。此次顾养谦出任云南按察司佥事，也是分管洱海道。顾养谦对李卓吾和骆问礼都比较了解，闻听二人抵牾便从中化解，李卓吾这边本就没有什么，骆问礼这头只是一时懵了，经顾养谦一点便即醒悟：李卓吾这为官之道本于道家，无为之意原是顺势而为而无不为……再看李卓吾为官理政，哪样事不是用心尽力？且其为人耿介，为官清廉，比那些口是心非的人，真不知要强出多少。
　　 理一点明，茅塞顿开，自此骆问礼与李卓吾冰释前嫌、再无寻衅。
　　 万历六年（1578），骆问礼与李卓吾同登姚安一处风景观海楼，这观海楼前是一个大石淜，颇有大海之势，其楼故名。观海楼后还有一处观音阁，阁中僧人见两位官员到来，上前求赐墨宝，骆向礼见此处风景极佳，但尚缺一副对联，他知道李卓吾善写大字，遂请他挥毫题赠。李卓吾也不谦让，铺纸泼墨一挥而就：“禅缘乘入，有下乘、有中乘、有上乘、有上上乘，参得透，一乘便了；佛以法修，无灭法、无作法、无非法、无非非法，解得脱，万法皆空。”这对联果然大气磅薄，但骆问礼难解其中奥妙，看来看去总觉得有点别扭。
　　 两人此后的关系大约也是这样。李卓吾姚安任上致仕，其时骆问礼正丁忧在家，知此消息复信杨道会（友人）谈及：“卓吾兄洁守宏才，正宜晋用，而归志甚急。不孝力挽。三年屈首，非其本心，今遂其高矣。士类中有此，真足为顽儒者一表率。近世儒者高谈仁义，大都堂奥佛老而支离程朱，至于趋炎附势，则无所不至，视此老有余愧矣。”李卓吾评价骆问礼也很客观、中肯：“虽相触，然使余得以荐人，必以骆为荐首也。”（《感慨平生》）骆李二人分别后后仍保持书信往来，君子“不同而和”已属难得。
　　 比较骆问礼，李卓吾与顾养谦的关系更为密切，顾养谦在学术上没有太大造诣，但对李卓吾一直钦敬备至，他称赞李卓吾姚安为政之道：“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人，不贾世俗能声。”（《赠姚安守温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同时还表达了对李卓吾的仰慕，誉李卓吾“为人汪洋停蓄，深博无涯涘，人莫得其端倪，而其见，先生也不言，而意自消。”如此推崇已近乎高山仰止，不知道李卓吾闻之是否得意。
　　 相对而言，李卓吾更由衷地感戴顾养谦危难救助之情，他致仕后徘徊云南不归，除了犹豫归处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要如约顾养谦。原来李卓吾初辞官时，上司不允，他就挂冠封库避居到鸡足山以明志。此间顾养谦来访，言其被调往京师待命，此来与李卓吾告别。李卓吾见其心情不佳，励其为“当今大才，必当为朝廷重用”（许建平《李卓吾传》），破例与之一醉，二人交谈半夜，李卓吾专为此题诗二首相赠：其一“知公一别到京师，是我山中睡稳时。今夕生离青眼尽，他年事业壮心知。帘外星辰手可摘，楼头鼓角怨何迟。君恩未答黄金散，直取精光万里随。”其二“惜别听鸡到晓声，高山流水是同盟。酒酣豪气吞沧海，宴坐微言入太清。混世不妨狂作态，绝弦肯与俗为名？古来材大皆难用，且看楞伽四卷经。”顾养谦告别时，见李卓吾不舍，竟失声言道：“兄勿虑，兄离滇时，弟必再来，望兄等我，勿违吾意。”（许建平《李卓吾传》）
　　 为此一约，李卓吾在云南起码延宕了数月时间。
　　 顾养谦这是进京候职，时间上根本没谱，但既已约定，李卓吾必要留云南等待，这一等就等了有半年之久，二人终得匆匆一晤。有研究者以此认为二人交情深厚，顾养谦堪称李卓吾“知己”。笔者却以为未必，在李卓吾心目中，顾养谦更属于“恩人”，此次如约李卓吾更为了报恩，自此之后李卓吾与之再未谋面，甚至很多年没有主动致函，究其原因还可能与此次约会有关：顾养谦这人有点不靠谱。
　　 顾养谦对李卓吾一直友善，书信不断且多次邀约，李卓吾每遇危难困厄，顾养谦更都会来信邀请，自李卓吾居麻城龙湖起，邀其往南京焦山就有多次。李卓吾每次都在感谢之后婉言谢绝，或以不喜焦山为辞，或以自己老病和顾养谦官身不便等为由。
　　 焦山乃长江中一个小岛，属镇江，镇江距顾养谦居官地南京还有两百里之遥！真不知顾养谦是怎么想的，要知道这种地方确实不适合李卓吾。李卓吾要求学问道，不能溺于朋友也不能没有朋友，不宜住太过繁华处，也不宜弹丸自封与世隔绝。这该是常识，李卓吾开始就说“不喜焦山”，顾养谦竟还是多次相邀，后在《复焦弱侯》中，李卓吾对焦竑抱怨：“为寺郎守院，则亦安用李卓老为哉？”李卓吾称“院”，那焦山极可能有顾养谦家的香火院，让李卓吾给他去守家院？这顾养谦确实是不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