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与衡州同知沈鈇有旧，在衡州小住数日。时任湖广左布政使的刘东星闻之，即派人前来迎接李卓吾至武昌，然二人此次或未得一见，因李卓吾一到武昌气喘病就犯了，不及刘东星与之见面，就返回了麻城，这是二人第一次接触。此回李卓吾离开麻城时间很短，但离开就是一种态度，加之病重而返，麻城又有一众朋友维护，风险虽未过去，也没有什么事发生。此次去也匆匆，归也匆匆，归来再去，又是匆匆。李卓吾回来麻城待了不过半年，便以送归袁宏道为辞，又一次离开麻城出行武昌。
　　 去了再来，刘东星并不知情，一面尚且未谋，交情还没到这个程度。李卓吾的处境危机果然还没过去，远到省会武昌，针对他的敌对势力都已出现，刚到武昌出游黄鹤楼时，竟被一众地痞拦住，差点挨一顿肉拳头。
　　 此事发生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也说明李卓吾当时已名声远扬却又处境凶险的状况。这事发生，也让刘东星迅速知晓李卓吾又来了武昌，更有陶望龄致函举荐，袁宏道为之接引，刘东星立即做出反应，赶往李卓吾暂居的洪山寺拜见，这洪山寺也正是前次他接李卓吾来武昌的居处。
　　 这刘东星对李卓吾的态度非常恭敬，先知其名再见其人，这状况就如时下“粉丝”对明星的崇拜一样。据许建平先生《李卓吾传》描述：刘东星初次来见李卓吾，正赶上李卓吾伏案打盹，引路长老欲上前唤醒，被刘东星拦住，刘东星竟“侍立一旁静待”，等了约一盏茶的功夫，李卓吾醒过来才上前相见。有没有刘玄德三顾茅庐的感觉？一位地方大员如此恭敬一位致仕旧官、行脚游客，实在已是崇敬到家了。
　　 刘东星如此谦恭博得了李卓吾好感，两人甫一结识就相交甚欢。
　　 刘东星对李卓吾始终毕恭毕敬，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向李卓吾求教，李卓吾对他自也是言无不尽、悉心解答，这种状况终二人一生交往过程。李卓吾自此成为刘东星的座上客，有这位湖广布政司最高长官的翼护，李卓吾在武昌的日子安全自在起来。这刘东星不仅礼贤下士对李卓吾尊崇备至，人家还既有权又有钱，这对李卓吾真如天助一般，称之为“贵人”毫不夸张，这“贵人”此后还一直追随，每到李卓吾危难之际都主动伸手救援，直到他在李卓吾死前不久先之而去……
　　 二人在学术上不属于同一个层次，一直是刘东星求教，李卓吾指导，但因此反没有产生摩擦。在现实身份和地位上，二人情形又反了过来，一直是李卓吾被救助被庇护，刘东星则仗义疏财主动为之，这中间也没有问题。是以二人关系更属于朋友，尽管刘东星同时也可以算是李卓吾的追随者。刘东星一如周友山，也是李卓吾密切交往的朋友中，与李卓吾一直维持较好关系，几乎从没有发生过摩擦的少数，要知道李卓吾号称朋友半天下，区区二人绝对是个少数。
　　 在武昌李卓吾既已结交刘东星，不久又搬到了刘东星府上，刘东星待之为上宾，自一切照顾得都非常周到。但刘东星毕竟身居官场，府上嘈杂需要应付的事太多，李卓吾有意长住刘东星便主动为之安排，不久李卓吾即搬到了距刘东星官衙不远的别院“静者居”。李卓吾在此读书写作，刘东星时常过来请教，两相得宜互不搅扰，只偶尔刘东星太忙或有关官场应酬，他才会请李卓吾到官衙去。李卓吾对此理解，但每次必要刘东星派轿来抬，偶一次刘东星忘了派轿子来，李卓吾就没去赴约。刘东星找来，李卓吾更计较一番，自此刘东星再没有忘记过派轿子，李卓吾也更感受到刘东星的尊重。
　　 刘东星自己追随李卓吾还嫌不够，并将自己的儿子刘用相也拉进来，每与交谈必携刘用相同往。刘用相“官二代”兼“富二代”，却一如乃父一般好学且爱敬李卓吾，每闻其言都感觉“若有默契者”，自此也成为李卓吾的追随者和弟子，常追随李卓吾左右，更常在刘东星和李卓吾之间走动……父子二人都能如此更是殊为难得，李卓吾终于有那么大成就，与能得这些“贵人”助益不无关系。
　　 李卓吾在武昌有刘东星庇护万事无忧，既使与耿定向战端一度再起也是有惊无险，但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刘东星任职届满，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要离开武昌，这对李卓吾而言就失去了依靠。刘东星授意儿子刘用相请李卓吾随自己去保定，李卓吾却一来不愿再庇于人，二来也为不负与焦竑武昌一聚之约而拒绝了，这样刘东星与李卓吾第一次聚首的日子就结束了。不过武昌一聚一年有余，两个人已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们之间的缘分还远没有结束，以后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每一次相聚友谊都更深一层。
　　 万历二十三年（1595）秋冬，刘东星与李卓吾一别已近四年，李卓吾在麻城的状况又紧张起来，这一次除与耿定向的争论外，又增加了与梅澹然的传闻，这后者尤其令世俗敌对势力兴奋，湖广佥事史旌贤巡武昌道，扬言要将李卓吾递解回籍、以正乡风。刘东星此时正在山西沁水家中丁父忧，或得知消息急邀李卓吾出游山西，并派刘用相至麻城来迎。李卓吾读刘东星信，见其“情极真，意甚切”，于是决定北上。但因与耿定向“握手言和”事，拖延至万历二十四年（1596）夏，刘用相又来催请才得动身，到达刘东星老家沁水坪上村已是晚秋了。
　　 不管早晚一对好友总算又见面了，刘东星一如前在武昌，对李卓吾照顾得无微不至，他在家中为李卓吾专辟书斋，还在不远的榼山寺为他专修了“精舍”。李卓吾对刘东星如此用心非常感念，尝作《至日自讼谢主翁》诗记述其事，中有“且将未死身，暂作不死人。所幸我刘友，供馈不停手。从者五七人，素饱为日久。如此贤主人，何愁天数九！”可见他已将刘东星当成了生活中的挚友。
　　 文人感念挚友的最好方式，便是传授其子孙学问了，刘东星之子刘用相已经是李卓吾弟子之一，有此机会李卓吾更是悉心教诲，其在坪上村的主要活动就是教刘用相读书。受益者还不止刘用相，同来论学者包括刘东星本人，还有一个是其本家侄子叫作刘用健，论学内容主要围绕《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所以这样选择，应该是东家所愿，或是李卓吾因材施教，刘东星及其子侄，显然更适合作有关科考的功课。三人所言，被刘用相和刘用健整理成《明灯道古录》2卷24章，后成为传世之作。
　　 沁水坪上一个孤立封闭的小山村，自非李卓吾久居之处，但李卓吾在此蛰居半年，直到第二年（万历二十五年）春夏之交，李卓吾再受梅国桢邀请前往大同，后大同、北京、南京，李卓吾继续这次远行。追随焦竑到了南京之后，李卓吾和刘东星又一次遇见，刘东星出演的角色，仍然是李卓吾的“贵人”。
　　 好像老天早就安排好了一样，李卓吾万历二十六年（1598）初夏到达南京，同年六月刘东星也丁忧期满，被启用为工部左侍郎兼督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河漕，提督军务，其官署设在济宁，去南京不远。不过刚一开始，两人并没有密切接触，当时黄河决口于黄垌，大运河航道堙阻，刘东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治理河道上。不过刘东星果然干才，时间不过五个月耗银只有十万两，工程竣工。皇帝下诏嘉奖其绩，又擢升其为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这个职位已是正二品朝廷要员。
　　 公事告一段落，已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秋天，刘东星便致函邀请李卓吾到济宁官署去，李卓吾其时在南京与焦竑聚首论学正在兴头，当然不肯过去，但其时焦竑家贫已难以支撑。至交好友李卓吾也不客气，遂复函刘东星令其子刘用相过来南京听《易》，并嘱其顺便带来一些柴米用度，刘东星也不计较欣然从命。赖有刘东星支持，李卓吾在南京又与知己焦竑聚首了数月，刘用相“富二代”一样仗义疏财，三天两头请客，还在“兴善寺”落成时襄助举办法会，使李卓吾等南京一众学友日子过得很舒适。然这般下去总不是办法，是以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月末，李卓吾终于接受刘东星邀请去了济宁。
　　 一切自然是一如既往，刘东星将李卓吾作为贵宾和师长照顾，李卓吾在此生活得很是安逸，此间二人还留下了共同接待利玛窦，中西学术在此交汇的佳话。李卓吾在济宁一住又是半载有余，正犹豫去南京还是回麻城，北京通州马经纶到访促成了李卓吾离开。马经纶要回通州，李卓吾执意送归，刘东星拦是拦不住了，只得派儿子刘用相跟随侍奉，这二人此一别再没能重逢。
　　 李卓吾终于送别马经纶，回麻城前又要告别刘用相，刘用相请教为人之要，李卓吾在手掌画了个“大”字，嘱咐他此字对其最为要紧：立志要大，眼界要大，胸襟要大……大到有能力庇人而不是庇于人（事见李卓吾《别刘肖川书》）。刘用相听懂与否不得而知，但生长于权势富贵之家，缺少痛苦磨砺，实在很难成就大事。凡成大事者，盖痛苦的磨砺、深刻的思考和安定的生存条件缺一不可，不是机缘巧合很难实现。
　　 万历二十八年，刘东星奉命开通洳河，其时已患病在身，屡上书“求去”皇帝不允，延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终于积劳成疾逝于任上。其时李卓吾正在麻城遭遇劫难，刘东星已是心力憔悴难以救助了，不过李卓吾避难北京通州时，刘东星还多次派刘用相来邀接，李卓吾终是未再前往，但抄《史阁》二十一篇和《史阁叙述》交刘用相捎回刊刻，刘东星为李卓吾可说是鞠躬尽瘁。
　　 刘东星无疑是李卓吾生命中的“贵人”，自武昌起若无刘东星相助，李卓吾的生存状况或难以想象。一位有权有钱的达官贵人，能够礼贤下士如此向学，实在是难能可贵，其人性格人品几无可挑剔。李卓吾得遇刘东星实在太幸运了，没有这些机缘巧合怎么会有李卓吾？不过话又再说回来，没有李卓吾就没有《明灯道古录》，没有李卓吾和《明灯道古录》，后世有多少人会知道刘东星？距考，刘东星已无直系后人，但有了李卓吾与《明灯道古录》，刘东星其人已然不朽。
　　 主要追随者
　　 李卓吾身边开始出现追随者，在他学问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机缘巧合应运而生。第二次在南京时李卓吾开始讲学，当时他已有了一定学术名望，但还够不上大师级别，听讲者也大多是学友，讲学更具有论学和交流性质，其中一些人或已有追随倾向，却总超不出一般师生关系。诸如现代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老师教过很多学生，有多少人会一生追随老师？有几个能一直保持联系的就已不错。
　　 李卓吾追随者正式出现，反是自姚安讲学事被迫中断时始。那时候李卓吾在佛学上开始有所造诣，以佛释儒又取得了明显效果，但公开讲学却因为当时大环境（首辅张居正禁止讲学）和姚安小环境（云南巡抚王凝、顶头上司骆问礼阻挠）而被迫中断，李卓吾不得不改公开讲学为师傅带徒弟模式，这种办法规模有限，师徒关系却更紧密，反而使他身边开始出现一些坚定的追随者，比如姚安人陶珽、郭万民等。
　　 陶珽万历三十八年（1610）得中进士，官至武昌兵备道，在姚安时曾追随李卓吾；郭万民也是姚安人，李卓吾对他尤其赏识，在《与焦弱侯》信中称赞其“狷者体质”，有“独行之意”，并“于佛法分明有见”，甚至觉得他比自己女婿还优秀，“大段非庄纯夫比矣”，故得之“窃自欣幸”。郭万民在佛学上有一定见识，李卓吾在姚安游名山宝刹，郭万民常常随之左右，但李卓吾离开姚安后，郭万民等人未能继续跟随。
　　 李卓吾追随者大量出现始自黄安，先是耿定向请其为耿府西宾（家庭教师），其子侄等多人拜李卓吾为师，其中如耿定向长子耿克明等遂成为李卓吾追随者。李卓吾留居黄安期间，耿定向弟子更有若干人归向李卓吾一边，其中甚至包括耿定向三弟耿定力等。一方面耿定向在“送”，一方面李卓吾在“抢”，二人学术观点差异，这种状况自然而然。
　　 周柳塘“拆篱放犬”之后，耿李二人的学术分歧渐被引入耿定向原有弟子群中，这些弟子遂分为两派，其中之一便成为李卓吾的追随者，当时即“两家门徒标榜角立，而耿李分敌国”（沈鈇《李卓吾传》）。这说明李卓吾在黄安时，其追随者已非个别现象，到耿李论战开始后，李卓吾学术名望因之大长，追随者更越来越多。
　　 确定的李卓吾追随者多起来，自李卓吾迁居麻城后，如祝世禄、杨起元、杨定见、丘坦之、曾继泉、邓应祈等等，其中祝世禄、杨起元、杨定见等尤被李卓吾看重。
　　 祝世禄原为耿定向弟子，但据称前在南京时就有与李卓吾结交（一说还曾追随李卓吾去过姚安），当时赴任黄陂教谕，途径麻城专访李卓吾。他对李卓吾极为钦敬，在《与李宏父（李卓吾）先生》中自述晤李卓吾时情景，说李卓吾：“令人左顾右盼，无阶级可循，无把柄可执”，推崇近乎极致。李卓吾致函耿定向，称祝世禄是惟一“能继公真脉者”，但当耿李论战激烈时，祝世禄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卓吾一边（参祝世禄《与游麻城》）。
　　 杨起元乃周柳塘弟子，当李卓吾《焚书》出版，耿李论战最高潮时，李卓吾与其师周柳塘也发生矛盾，杨起元一样站在李卓吾立场，称其“大开眼人，一咳一唾皆是神解”，他还致函其师，促其要与李卓吾多多交流（参见杨起元《周柳师》）。
　　 万历十六年（1588）李卓吾再迁麻城城外龙湖后，追随者更多起来，芝佛院的环境天然地就是师傅带徒弟的地方。其原住持僧无念（号无念深有禅师）先已是李卓吾追随者，李卓吾迁来此处，遂成为芝佛院“太上皇”，一院弟子自然随之跟随，自此连李卓吾身边随侍之人，也都成了他学术观点的追随者，或因而是之，或因是而之，较知名的如怀林、常闻、常林、常志、常中、常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