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珍视周弘授予我的这一头衔，因为这个头衔有着生命的内涵，因为这是我用生命的体悟去换取的。
　　 这两年里，我再度走出苏北，到过珠海、深圳、上海和无锡，我远离了我的家人，但我却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这本书稿。一个个长夜，我就端坐在电脑前，用生命和周弘对话。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在珠海时，我在别人都进入梦乡后，一个人走到多媒体教室里修改这部书的书稿。那时节，南国的燥热在我的屋外汹涌着，我却像什么都忘记了一样，只有眼前的这部书稿。当别的研究员在用理性去研究周弘时，我则以灵性、形象、激情去展示周弘、塑造周弘。郭沫若在创作完话剧《蔡文姬》后曾经说他就是蔡文姬，是很有道理的。今天，我不能说我就已经是周弘了。但我可以这样说，我已经真切地感到我的一部分生命已融进了周弘所营造的那种充满生命意象的教育世界里，我也已经能够从生命的高度去认识周弘和理解周弘。
　　 这是我的幸运！
　　 在《重塑生命》的《后记·融进周弘》里，我其实刻意隐藏了另一件事：在这东奔西走的两年里，我一面写书，一面在一个个城市的私立、民办学校里做语文教师，一面在为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而努力。
　　 无论是在珠海还是深圳，也无论是在无锡还是苏州，我都带着一大堆书。就是在这两年里，我读完了米兰·昆德拉的全部著作，而且我自己也已经感到，这种阅读与过去的阅读感觉大异其趣。与此同时，我将亨利·米勒的书也差不多全都读完，他的《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中的很多段落，我差不多能够背诵。也是在这时候，我开始深度介入卡夫卡，甚至还想写一本关于卡夫卡的书，以中国古代笺证的方法，写一本《卡夫卡笺证》。
　　 在这两年，我已经悄然完成了由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向作家与文学学者的转变，虽然我后来是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重塑生命》与妻子一起叩开了张家港高级中学的大门。
　　 也是在这一年，我的这本书与朱永新的《我的教育理想》和黄全愈的《素质教育在美国》成了当年教育图书的主打书目而进入了《中国教育报》的专题版面。
　　 不过，我明白，《重塑生命》仍然是一本教育叙事作品。所幸，已经有人看出来了，我尝试用一种文学的手法来展现周弘的教育过程。
　　
　　 三
　　 不得不相信有一种宿命。
　　 1993年，我杏坛折翅。然而，就在那一年，《中国青年报》发起对王朔作品的讨论，我写了一篇《这一朵美丽的罂粟花》。没想到，这竟然成了我的文学评论处女作。后来，这篇文章被很多报刊与书籍转载，网络兴起的时候，各大网站也都转发了，且被列为当代评论王塑三十一种评论之一。在这篇文章里，我发现，1993年的我，竟然还可以那么持一种平和冲淡的价值观来看取王朔。
　　 绝非偶试牛刀，那时候，我手中没有刀；也非略炫小技，那时候，我只是文学评论的门外汉。
　　 似乎只是一种不甘，用这一种行动方式告诉人们，我可以有我的世界。
　　 真正以评论家身份参与到文学中，是毕飞宇的《青衣》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以《跨世纪文丛》推出之时，我与毕飞宇的对话作为这本书的跋，我因此开始步入文学评论领域。
　　 《跨世纪文丛》是由陈骏涛与谢冕共同主编的。我不敢说这套丛书滋养了多少作家、评论家和普通读者，但就我个人而言，确实是因为这套丛书的濡溉而从此走向文学批评之路并进而得到陈老师的悉心指导与帮助的。
　　 2000年年底，陈老师与北大谢冕先生主持的《跨世纪文丛》决定编辑出版著名作家毕飞宇的《青衣》。按照体例，书后必须附一篇作家访谈作为跋，因为时间紧迫，陈老师让毕飞宇找一个对他的作品非常熟悉的评论家做这项工作。
　　 我一直跟踪研读毕飞宇的作品。从九十年代初毕飞宇发表第一篇小说起，我就一直盯着这位作家，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苏北乡下教书，但只要读到毕飞宇的作品，哪怕是一篇简短的创作谈，也全都收藏下来。毕飞宇得知后，曾戏称我为“毕学专家”。在陈老师与他商谈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好刚刚发表过一篇全面评价毕飞宇作品的文章《熟悉的毕飞宇与不熟悉的毕飞宇》。
　　 我在转制后的张家港高级中学工作，升学压力与生存压力比其他学校都要大得多，但我还是在所要求的一周时间里完成了一篇一万余字的对话稿。稿子写完后，随即发送到陈老师那里。陈老师看完后，大为赏识，认为这是一篇非常优秀的作家访谈。
　　 接下来的情况是，这篇对话稿发表在2001年第四期的《花城》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我也由此完全走上了另一种文学批评之路。这篇对话，到现在为止，都可以作为我的对话批评的代表作。即使后来我有了与刘震云、王富仁、赵本夫、苏童等人的对话，且可能反响更好，但是，是《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被河南作家李洱认定为共和国以来的最好的文学访谈。李洱因此决定，他所主编的《莽原》访谈栏目由我来主持。从那时候直到现在，我一直主持大型文学期刊《莽原》的“对话”栏目，历经十年，一直在做，我由此成为一个在业内颇受作家与读者喜爱的访谈作家。
　　 陈骏涛老师此后则一直关注我的写作。在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01年中国小说排行榜》里，陈老师在《一个人物和隐于其后的阴影——评<玉米>》一文里，也引用了我写的访谈里的内容。
　　 后来，我又收到陈老师的来信，他告诉我他正在与两位年轻朋友合作从事一项题为《世纪末文学的精神旅程》的科研课题的写作。与此同时，他们想先编一本《精神之旅——作家访谈录》的书，既作为上述课题的延伸，也为了解和研究当代作家的精神旅程提供一份原汁原味的档案。陈老师从我的诸篇作家对话中，选出我与毕飞宇、苏童、北村的对话，收进这本书中，让我感动不已。
　　 就在这一次的合作中，陈老师对我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我做的三篇访谈都是高质量的，特别是北村的访谈，陈老师说：“你的访谈录我读过了，写得很好。你是真正认真地读了北村的作品，而且读懂了，思考得也很深入。北村应对得也很好，他把你提出的问题展开了、深化了。双方互动，互为主体，而非一方只是另一方的陪衬，很符合我先前的设想。”
　　 这无疑是对我的极大的鼓励。
　　 同年10月，陈老师的第四部文论集《世纪末的回声》出版，随即寄赠一本给我，并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上：姜广平先生指正
　　 陈老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声望甚隆的文学评论大师，我是一个刚刚摆脱乡村教师称号的中学语文教师。受到先生这样的肯定与鼓励，我的内心充满了温暖与感动！
　　 后来，先生又来信告诉我，我的几篇对话都已经被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个学术网站“两性视野”收录，他要我点开那个网站看一看。我一打开，我与苏童的对话《留神听着这个世界的动静》赫然列于首页头条，内心自然无比感动。
　　
　　 四
　　 其实，我一直认为，我首先是一个语文教师，其次是一个真正的读者。
　　 我到现在都坚执地认为，一个语文教师，就应该是一个真正的读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具有文化个性的作家。
　　 这是叶圣陶先生讲的。我虽未得叶老亲炙，然而我非常幸运，我与叶老的孙子、著名作家叶兆言是朋友，我也得到过叶老的学生、上海《语文学习》的老主编范守纲的教诲。
　　 在我从事文学评论写作的过程中，我始终定位自己是一个读者。做一位读者，做一个绝妙的读者，这是普鲁斯特起初的愿望，而普鲁斯特走向一个著名作家的历程是：以成为批评家、成为读者为开端。
　　 我还在写小说，偶尔会有作品出来。校长高万祥常常对我说，你能写小说，多让人羡慕啊！
　　 但他不知道我又在悄悄转型。
　　 我与著名作家毕飞宇的对话题目是《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我非常欣喜的是，这句话正好成了某种象征，我与我的作家朋友们是同一条船上的。将他们在创作伟大作品时的所想所思激发出来并通过对话这种方式呈现出来，我觉得比起我写一部作品更重要。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在阅读北村、刘震云、海男、苏童等作家时的心境，也记得当时因为阅读而扬起的我也能写出一流作品的豪情。但是，我的伟大的一流作品的写作因为一次次与作家的对话而搁浅，偶尔我会在中夜，一人独对电脑时会产生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落寞情怀，但一想到我也许是在做着一种有利于文坛的建设性的工作，便又将那种情怀悄然藏起，同时打开一个作家的作品，以两个月为一个周期，读完他的所有作品，搜集到关于这个作家的所能搜集到的评论并认真研读，然后拟好对话提纲，然后拨通对方的电话，然后在电流中进行交流，身旁的三洋录音机则永远以那种速度旋转，忠实记录下我与作家们的一次次对话……
　　 在这些作家对话中，与毕飞宇的对话反复被转载，与范小青、阎连科、北村、苏童的对话也先后被一些刊物、书籍或网站转载，与刘震云、方方的对话，先后被《新民晚报》评为当月期刊最佳专栏文章，至于这些对话为多少当代文学研究学者所摘引，则是我所无法统计的了。
　　 我觉得我做对话的第一愿望是实现了，为研究者们提供第一手的资料，为读者呈现作家写作时的心境与思绪……
　　 在与这些作家的对话中，我清晰地触摸到对方的生命的律动，体会到了他们对文学的那种圣徒般的情怀，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他们对时代的把握，他们的爱与恨，他们感与思，他们的写作现状，他们的写作宏图……
　　 当然，在与这些作家的对话过程中，我自己也同样历经了一些非常细腻而生动的心理历程。
　　 我知道我的出身，我只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文学评论的工作并不是我的强项。我只是在语文教学之余才阅读一些文学作品，同时也写一些在我认为是小说的作品。语文教学是一个不太注重精神的活儿，教学任务的繁重，应试的压力，使这项本应为精神活动的活动变成了一种机械的运作，我当初的写作完全是出于一种害怕与恐惧，因担心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某种教育机制下的工具而开始了我的阅读与写作。我完全遵照了一种原则在进行着我的阅读与写作，那就是厚积薄发。所以，我的阅读面广泛而富有深度。我真的很难统计我一年的阅读量了。我所能明确计算的是，刘震云的四卷本巨著《故乡面和花朵》是二百万字，我依此估算，我每年的阅读量应该是在一千万字以上。这里面还不包括文学理论著作的研读与教育教学论著的阅读。为了使自己文学理论方面的学养达到与作家对话的高度，我每一个阶段规定自己必须读完一本理论著作。譬如，我在《批评意识》这本全景式的反映日内瓦学派的理论与贡献的书上，所付出的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这是一种耐力的考验，也是一种对话中的抗衡。这种比阅读作家要难上百倍的阅读，有时会使一个写作者望而却步，但是我走过来了。当然，这种阅读完全是随缘性的，因为没有读硕与读博的经历，没有任何人给予我指导，这种阅读，我自认为到现在为止仍然只是一种没有系统性与计划性的阅读。
　　 与作家们对话越多，我便越发觉身边的对话者越来越少。很多次，我在一种孤独与寂寞中抚摸着自己读过的书。我打开那些洒满我心迹的书页，像与老朋友一起连流。我读过的书页上，很少没有留下我的字迹的。一位学者看过我读过的书，感叹地说，在我们高教界也已经很少有这样的阅读者了。他抚摸着有我的密密麻麻的笔记的书页，眼睛里晶莹闪亮，我在那时候也被自己感动了……
　　 但我又何尝不知我的这种阅读可能仍然非常肤浅。譬如巴赫金，我知道我非常喜欢的那本薄薄的《巴赫金：对话与狂欢》一定难以支撑巴赫金的所有著作。我见过巴赫金的全套著作。在书店里，我望着十大卷的巴氏全著，心里掠过一阵悸动，书生的穷酸，既不能让我全部购下这套大著，而一个中学教师的业余时间也使我清醒地知道，阅读完巴赫金是一个什么样的了不起的工程。
　　 所以，有时倒是有意回避那条艰辛之路。可我又知道在与作家们的对话时，我又必须要从那条路走过来。现在的作家，我说过，哪怕是一个三流作家，其阅读量都庞大得惊人。想要摸清他的精神世系，不读书是无法做到的。很多作家，其实也有文学评论的天赋，他们的学养，有时候甚至超过了批评家。像叶兆言、刁斗、毕飞宇、邱华栋、红柯、艾伟……他们与文学学者比，也不遑多让。
　　 记得与红柯对话完成后，刁斗表扬我说：“不简单啊，能听懂红柯的陕西话就是非常不简单的。”他们在与红柯交往时，总是看着红柯的嘴形，判断红柯在说什么，而我是在电话里听红柯说话，然后整理出对话，委实不易。
　　 其实，读刁斗何尝容易？刁斗作品中那种人称视角的转换对一个普通读者来说，是一种多么大的挑战！
　　 在与毕飞宇对话之后，我知道自己要面对很多问题，更要面对很多难度与高度。譬如北村，他是一个教徒，他的作品充满了一个教徒的文学精神，有时候你如果不经意，你可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在那篇《三重奏》里说起过北村经常讲到“他”。稍不留意，你不可能知道这个“他”的所指。在与北村对话时，他的名作《周渔的喊叫》正在由他改编成电影《周渔的火车》。他的行踪不定，作家本身也像一个谜一样的让人难以捉摸。但还好，我终于找到他，发现他，进而锁定他了。北村、康洪，当代文学中著名的先锋作家，当我完成了与他的对话后，我松了一口气，横亘在我们之间的耶稣终于没有形成难度，我越过了这个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