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阎连科的对话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这则小插曲差点成为我与阎连科的障碍。
　　 我很早就阅读阎连科了。我从直觉上认为阎连科是中国当代少见的优秀作家，他的《日光流年》我认为是当代作家贡献给世界的一部力作。为了掌握这个作家，我对这个作家再一次进行了一种全面投入的阅读。也许我的预约早了些，而作家本身又遇上了一个难缠的博士生也要与他做对话，于是便想拒绝与任何人做这种对话。但我打电话给阎连科说，我的时间不允许他拒绝，因为我的中学教学任务是繁重的，而完稿之期限就要来到，这么短的时间里我已无法再选择第二个作家了。我只是因为投入的阅读而没有经常与你联系，但我一直在纸上与你交流着，请你帮助我完成这次对话。阎连科在这样的说辞面前才勉强同意与我作一次对话。
　　 然而，真正开始对话后，阎连科为我细腻而投入的阅读感动了。他发现我对他的那篇《兵洞》竟然也投注了十二分的关注表示感动，他说他自己都没有想到那篇在他认为不起眼的作品会被我扫瞄到并加以认真的评论。他说他有理由认为我的阅读是一种成功的阅读，是一种让作家们感动的阅读。他当时就认为，那个博士生并没有像我这样细致地阅读他的作品。
　　 有了这样的前奏，我们的对话非常成功，以致连科后来每与我通电话，都一再邀我到京玩玩看看。
　　 阅读阎连科，与阎连科对话，是我评论史上的重要段落。我非常感谢上苍给了我这样的机遇！
　　 与刘震云对话之后，又是一次极高难的文学行动。这位名满京城的名嘴作家，以他的《新兵连》、《一地鸡毛》等作品蜚声文坛，以《故乡面和花朵》的巨大转型再一次震动文坛。
　　 阅读完刘震云的作品后，我很长时间没有找到对话感觉。我一边设计问题，一边寻找对话的契合点。
　　 我记得那是在冬天，寒假就要到了，春节就要到了。我一直与刘震云保持着联系，一直跟踪着他的行踪。他到河南度假，我让他无论如何手机开着，我必须要在春节前完成与他的对话。我心里其实是很没有底的，这些大作家，如苏童、叶兆言，是没有开手机的习惯的。我也担心刘震云到了河南后也不再将手机打开。
　　 在一个冬夜，我与刘震云开始了对话。那一晚，我们大概一共通了五个小时的电话。刘震云是一个极富对话魅力的对话者，在我的这次对话中也充分体现了出来。他的幽默，他的深度，让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作家的高度，而他的妙语连珠，则让我觉得文学人生的愉悦。
　　 我们从刘氏作品里提炼出了三个关键词：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冷幽默，让很多读者会心而快乐。
　　 我是在读者们会心而快乐的情绪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的，如果刘震云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那么，我拿什么与他产生对话场中的对抗与会心呢？那就是我是中国最优秀的读者。
　　 这一定论是阎连科给的，在刘震云这里再一次得到了确认。而我，也非常乐意接受这样的头衔，多好啊，我是中国最好的文学读者！
　　 正是在这样的文学精神照耀下，我与那么多的作家走到了一起，而从我的眼里，我发现了这些作家在对话中的特点：毕飞宇是一个理性却总是在想问题的作家，苏童是一个诗性的作家，叶兆言是一个深厚的作家，范小青是一个苏味作家，北村是一个虔诚的对话者，红柯、刁斗是读书型的作家，方方能言善辩，海男、李修文神采飞扬，艾伟则是一个积极的对话者，荆歌是一个认真的对话者，而最近接触的张者，则自信而幽默……
　　 在张家港高级中学哈佛楼的407室，我就这样坐在床边，坐在电话机旁完成了与我的这些大师级朋友们的对话。也是在那间斗室里，我从一个企图想成为评论家的心理定位完成了做一个最优秀的读者的转型。
　　
　　 五
　　 很多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与教授，曾一再问我的师承与出身，我笑称，高中生耳！在这些名满天下的大学者面前，本科生的学历当然羞于提起了。
　　 不过，最近，我则戏说，我的本科是在扬州师院完成的，硕士是在比利时读的，博士与博士后，则是在耶鲁与哈佛完成的。
　　 在与这些作家进行对话时，我读到了日内瓦学派的重要著作《批评意识》。这是一部日内瓦学派“全景及宣言”式的重要著作。
　　 我对乔治·布莱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这本书，我在阅读过程中的投入是巨大的。正因为有了这种投入，我似乎是一下子发现了这本深契我心的著作，不仅仅因为它的认同、重逢、选择、接近等重要的关键词构成了这一批评流派的让人流连忘返的景观，更重要的是夏尔·杜波斯这个人，他完全将我镇住了。我原先准备用他的论文集题目《接近》来作我的文学评论集的题目的，可是后来，我选择了他的那句著名的话中的“经过和穿越”作了我的书名。那句著名的话是这样说的：“人的确是个场所，仅仅是个场所，精神之流从那里经过和穿越。”
　　 这是杜波斯和柏格森经过了那难忘的谈话后在他著名的《日记》中写下的一句话。
　　 在与作家们对话时，我不是我，就像杜波斯说的，我只不过是那个人，他在那儿就是为了思想猝然来到他身上，并且从那儿经过……我的精神不是思想的总体，不是思想的创造中心，它仅仅是思想通过的地方。我在与作家们对话之后，我——无论算是一位批评家，还是作为一位读者——我觉得作家们的精神之流经过了我穿越了我，我作为一条通道，我所接受的作家们的精神在我的身上流过然后来到你的面前。
　　 需要附加一条的是，其后，乔治·布莱以后，兰色姆、瑞恰兹、TS·艾略特、伊沃尔·温斯特成了我的博导：他们所构成的“新批评”流派，成为我构建我的文学有机本体论理论体系的温床。
　　 其后，伟大的哈罗德·布鲁姆以他的《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深深影响着我，让我愿意拜伏在这位大师的脚下。
　　 不过，这时的我已经离开讲台三年了。
　　
　　 六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恪守一个原则，不与教育人士谈文学，不与文学人士谈教育。
　　 我以半步之遥的距离看取我所寄身的教育，我同样以半步之遥的距离看待我所魂牵梦萦的文学。
　　 为什么需要这种清醒，我自己明白，是想获得一种冷静、一种清醒、一种不被时潮所左右的价值标杆。
　　 我知道，我们身边的很多语文教师，都曾有过做作家的梦，可是，现在我不知道中国的语文教师中，能够称为作家的有几个，而我从某一个时候开始，也已经不敢自称作家了。在一个群体之中，做少数派，是非常艰难的。
　　 其实，特级教师的梦我也已经不敢做了。这是一个比做作家更其高尚的梦，一种更纯粹也更撼人心魄的梦。不敢做的原因是，我没有能培养出一个超过自己的学生。我的学生们，高中毕业后没有几个人选择中文系的，有那么几个，但也成绩平平。我认为这是一个语文教师巨大的悲哀。这也是我不敢做语文特级教师梦的理由。
　　 而现在更多的语文特级教师的水准，也让我觉得跻身于这一行列，已经不见得有多么光荣与高尚了。
　　 我还要说的一句话是，我现在的生存状态不是很好，因为中国基础教育的现状，我还现在只能算是一个边缘人。我差不多每周都要来往于南京与张家港之间，有人曾半玩笑半认真地说我又开始漂泊了。
　　 现在，我在主编一本教育刊物。很多人说，这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然而，我明明白白地知道，我的根在语文。我仍然定位我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我挚爱着语文，到现在也毫不因为读书时代几个我非常喜欢的语文教师给了我一辈子的影响而有所悔恨。
　　 当然，我们这个时代，因为物质的高速发展，很多美好的东西正处在可怕的裂变之中，或者是在崩溃中又聚合成另一个更为可怕的东西。譬如说价值观的问题，出现了米兰·昆德拉笔下的那种崩溃情景。我觉得，在现时代做一个教师，不得不面对很多很多东西。然而，我始终认为，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我们人之为人，教师之为教师，不能成为崩溃过程中飞离中心的碎片。
　　 我在走到人生的中途，停下来，回过头去，张望来路。这时候，我像一个大人，而那过去似乎成了孩子。我的孩子，我俯下身子，用温情的手，抚摸着他们，然后，心头感慨丛生。
　　 这是我的孩子哩，还是我的过去……
　　 有人说，自传或回忆录其实是一种不可靠的东西，因为这里面肯定有许多伪饰与美化。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已经差不多是一个透明的人，伪饰与美化，对我已经毫无作用了。文字工作，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我现在所说的，几不过是几片纸页，而我这些年所经历的，又哪里是几片纸页能够承载呢？
　　 感谢我的妻子沈扣洪，多年来是她站在我的身后支撑着我，并给予我最大的人生帮助，感谢她在我几次重大人生关头对我的宽容、理解与爱护。
　　 最后，我要感谢作家罗望子。在我的写作遭遇瓶颈时，是他及时鼓励：“想写什么，就尽情放手去写。小说、散文、诗歌什么的，都可以写。”
　　 他是看到我的小说《面馆》、《机会》后跟我说的。成了评论家后，我有点羞于让人知道我还在写小说和诗歌，是作家罗望子解开了我的心结：“能写，就写。如果不写，手就生了，笔就锈了……”
　　 写到这里哑然失笑，电脑时代了，我的笔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