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留影接过欧阳凤递来的一本《人民文学》杂志，点点头，说：“谢谢你。”说完，一边翻看杂志目录，一边回监狱大院去了。
　　
　　 十二
　　 大星期过后，晚秋作物均已成熟。这一天，姚队长和张队长带领犯人砍黄豆秧。一分队的黄豆地有五六十亩，但种植比较分散，一般的地块都是凸凹不平，不宜种植水稻，才种上黄豆的。
　　 犯人们首先砍的是靠近大路边上的一块黄豆秧。分工之后，高峰依旧倒在地头睡觉，还用焦枯的黄豆叶把自己的身体盖起来，以阻隔阳光的直射。入狱以来，高峰好像没有干过一天的活儿。其实，你就是叫他干，他也不给你干好。要么把镰刀摔断，要么把黄豆角儿弄炸。还有一个更可笑的事情：他要干活儿，就得把自己脱个精光，赤身裸体地在地头跑来跑去，嘴里不停地说：“放我出去吧政府！外面还有万把人等我发工资吃饭啊！”所以，姚、张二位队长就把他当成了精神病，让他在地头睡大觉。
　　 下午三点左右，犯人们已经把路边的黄豆秧砍完了。在转移到另一块地时，大路上开过来一辆警车。李指导员首先从车上下来，接着，两个穿制服的检察官钻出车门。劳改队里的犯人对穿不同制服的公、检、法工作人员十分熟悉，一看衣服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了。两个检察官在李指导员的带领下，找到姚队长，向姚队长说明了来意。原来，新乡最近抓获一个犯罪团伙，其中一个嫌疑人供出了三年前发生在郊区的一起轮奸少女案，参与这起轮奸案的有五人之多，最后上的就是钱生——老叫驴。他们是奉了市检察院的命令来带钱生回去受审的。姚队长听了介绍，皱着眉头说：“怎么会这样呢？他的刑期快到了啊！”尽管姚队长也很不喜欢老叫驴，但这个人在他的分队里已经待三年了。如果查证属实，钱生有可能性命难保。所以，姚队长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就亲自到地里叫“老叫驴”。
　　 正在干活的犯人开始猜测起来。有人说：“老叫驴要平反了吗？检察院来人接他了。”有人说：“狗屁！这种混蛋能平反吗？八成是有余罪被揭发出来了！”于是，大家都目送老叫驴到路上，当看到老叫驴被一检察官戴上手铐时，张炳学、孙天德和苟娃等几个人立即欢呼起来：“这小子死到临头了！牢头狱霸完蛋了！”
　　 老叫驴上车走了，大家依然十分兴奋。一边谈论着，一边挥着镰刀。可跟屁虫就不同了，他情绪低落，谁也不理，一个劲地抹着鼻涕眼泪。而两位队长也一反常态，京剧也不唱了，武侠小说也看不进去了。坐在地头谈论着他们的部下钱生的未来。
　　 很快又砍完了一块地的黄豆秧。再次转移的时候，已经离大路有一里多的距离了。不论是犯人还是两位队长，都忽视了一个人——就是大家公认的精神病患者高峰。
　　 其实，高峰根本就没有什么精神病。他夜里又哭又叫，白天用手抓饭，还有裸奔和睡觉，都是装出来的。他演这场戏，不是为了躲避劳动，而是为了一个巨大的阴谋：越狱！在劳改农场，白天干活儿，本小组里的犯人互相监督，连解手都不允许超越警戒线，何况又有两个全副武装的队长看守呢？夜晚在监狱里关着，周围有高墙，四个角还有岗哨。因此，越狱一般是不可能的。可高峰别出心裁，用装疯卖傻来迷惑人，犹如当年困在魏国的孙膑。只是孙膑达到了目的，而高峰则功败垂成。
　　 黄昏的时候，一辆摩托车飞驰而来，在一分队的大路边停下并掉头。这个高峰立即从地上跳起来，飞身越过干渠，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摩托车并未熄火，驾驶摩托车的是一个矮小的男人，戴着头盔，看不见面孔。他猛加油门，摩托车“嘟”地一声，如飞离去。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正当摩托车即将冲出一分场地界时，赵队长在总场开完会，骑着自行车回中队。他看见一辆摩托车冲过来，急忙闪到路边。职业的本能，使他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摩托车后面坐的人十分眼熟，在他穿的衣服上印有两个红色的大字“劳改”。因此，赵队长马上判断这是一个新犯人。因为老犯人绝大部分穿的都是灰布囚衣，囚衣的左胸部印有白色的中队名称和编号。而新来的犯人都穿着自己带来的衣服，这是因为农场的资源跟不上人数的激增，目前缝纫队正在加工过冬的棉衣，无力为新犯人提供服装。但为了防止越狱，中队就在新犯人上衣的后背上写了大大的“劳改”二字。
　　 在电光石火的瞬间，赵队长已经将手枪拔出来。他一边大喊“站住”！一边“啪”地对天放了一枪。驾驶摩托车的人已是惊弓之鸟，以为这一枪击中了自己，顿时乱了方寸，一头撞上路边的大树。两个人惊叫一声，飞了出去。
　　 赵队长飞奔过去，看见两人倒在路边的干渠里。驾驶摩托车的人戴着头盔，头上未见血迹；而高峰的脑袋和脸上满是鲜血，看来受伤严重。赵队长把高峰拖上来，又看了看另外一个人。现在，他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立即把高峰送医院抢救；另一个是先看着这两个人，等人来帮忙。但是，在劳改农场，人们听惯了枪声，赵队长的枪声并未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没有人向这里走过来。
　　 赵队长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了决定：先抢救高峰。他从自行车后座上取下手铐，将驾驶摩托车的矮小男人的一只手，铐在摔坏了的摩托车的前杠上，然后把高峰抱上自行车的后座。但是，高峰像一滩烂泥，根本就坐不住。无奈之下，赵队长又把高峰抱下来，下到干渠里，取下手铐，再次把高峰抱上自行车，然后自己骑在自行车上，用两只脚支撑地面，把高峰的两只手臂夹在腋下，再用手铐把高峰的两只手连接起来环绕着他的腰部。这样，尽管高峰的脑袋摇来晃去，但身子是固定起来的，已经相当安全了。
　　 等赵队长把高峰送到医院，再跑来干渠查看时，干渠里只有摩托车而没有驾驶摩托的矮小男人了。赵队长遗憾地长叹一声，只好作罢。
　　 再说一分队的犯人。最后一块黄豆秧砍完后，已经是日薄西山了。姚队长吹响了收工的哨子，大家都在地头集合。报数完毕，发现少了一人。姚队长这才想起高峰还在大路边的黄豆地里睡觉呢。姚队长急忙让张队长把人带回大院，自己跑步去找高峰。到了路边，却不见高峰的踪影。姚队长的额头上立即渗出汗来，他把这块地的沟沟坎坎都找遍了，这才失望地坐在地头抽起了闷烟。刚抽了两口，看见赵队长骑着自行车在大路上溜达，便起身迎上去，准备向赵队长汇报高峰的情况。
　　 姚队长现在虽然是全农场最小的干部——分队长，但却拿着科级干部的工资待遇，相当于分场场长的职务。三年前，姚队长是总场教育科的科长。可他不喜欢做官，偏偏喜欢京剧。经常和几个退休的老干部泡在一起做票友，领导有事找不到他，对他很有意见。那年的春天，农场分配到三分场一批新犯人，其中一位囚犯来自市京剧团，是著名的琴师。这人四十来岁，名叫秦淮河。姚队长得知后，就常常带秦淮河到老干部活动室里操琴唱戏。唱到中午，还弄两个小菜和琴师对饮。有一天中午，秦淮河喝得高了，头脑发热，趁上厕所的机会，爬上一辆停在路边的货车。货车开动后，秦淮河在车厢里睡着了。到了卸货的时候，秦淮河仍在酣睡。人家一个电话打到农场。当时姚队长等不到人，知道犯人已经脱逃，就向总场场长汇报了。电话打来的时候，场长正在对姚队长发火呢！
　　 秦淮河这次越狱，虽然没有成功，但给姚队长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经过总场领导班子的研究决定，把姚队长从科长的位置上一撸到底，放在一分队做了生产队长。
　　 仅仅时隔三年，又有一个犯人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越狱，姚队长怎么能不自责呢？
　　 没想到，赵队长对他说：“老科长，您是不是在找高峰啊？”
　　 姚队长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正要向你汇报呢！”
　　 赵队长笑道：“不瞒您说，我就是来找您商量这事儿的。”
　　 姚队长说：“看你这么轻松，高峰敢情没有跑啊？”
　　 赵队长说：“跑了，但被我碰上了。现在正躺在医院里呢！我来跟您商量的就是我们把这件事先瞒起来，不上报了。这样，您就不会受到处分，中队也不会挨批评了。反正人没跑掉嘛！”
　　 姚队长连声说：“谢谢！谢谢！就按你说的办。我要再被处分一次，就只有看大门去了。走吧，我们去医院看看这个家伙还犯神经病不犯了！”
　　 尽管中队没有公开高峰越狱的事儿，但很多犯人都知道了来龙去脉。由于抢救及时，高峰的伤势并没有大碍，只是轻度脑震荡而已。他回来之后，不疯也不傻了。看到高峰恢复了正常，当然是坏事变成了好事，中队也就没有关他的禁闭。章留影和高峰挨着睡，听他细细地讲了他装疯卖傻、与朋友计划越狱逃跑的全部过程。
　　 联想到赵队长用自行车驼着自己去医院看脚伤的事情，章留影再次被感动了。于是，一个闪光的亮点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他决定把赵队长救高峰的经过写成一篇小说。他躺在防震棚里，开始构思这篇小说了。
　　 小说所叙述的事件几乎和真实事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章留影把主题进一步深化了。他在小说里添加了一个细节：就是主人公“钱队长”带着被摔伤的越狱犯人“孙疯子”，准备去医院疗伤时，摩托车驾驶员、“孙疯子”的铁杆朋友“李飞”苏醒过来并开始逃跑了。当赵队长发现李飞，他已经逃出了子弹的射程之外。但是，由于“李飞”的腿受了轻伤，他跑得并不快，赵队长如果奋力追赶，估计不出两三千米，即可赶上。但这样势必耽误了抢救“孙疯子”的宝贵时间。那么，是先抓人，还是先救人？“钱队长”一度犹豫不决。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抓人的想法，毅然带着“孙疯子”向医院奔跑。
　　 这篇小说灌注了“人性化”的理念。
　　 因为此事发生在傍晚，所以章留影把小说定名为《暮色苍茫》。小说的作者，化名为“张流萤”。因为“张流萤”是“章留影”的谐音，而“流萤”者，表示飘忽不定、短暂脆弱的意思。
　　 连一个小小的化名，都滴沥着忧郁的体液。
　　 关于小说的投递，章留影踌躇了半天。他上师院的时候，写过的几篇小说都是发表在本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报晓》上。毕业后，他的同窗女友董雅分配到《报晓》编辑部。在学校任教期间，董雅曾经多次向他约稿。由于忙于教学，章留影仅写了两篇应时之作。如今，想来董雅仍在编辑部工作，如果把稿子投到《报晓》，董雅很容易辨别出他的笔迹。那时，董雅追问起来，他就很难掩饰身陷囹圄的事实。劳改农场离市区不过30公里，如果董雅再跑来找他，他还有何面目见自己的同学和好友？想了很久，决定投往公安系统的杂志《金盾》编辑部。拿定主意，章留影找梁家易要了一块牛皮纸和半瓶浆糊，自己动手折叠了一个大大的信封。然后，按照《金盾》杂志上的地址，写在了信封上。
　　 他把稿子交给了赵队长审查邮寄。
　　
　　 十三
　　 小说投递之后，章留影的情绪稍有好转。所以，关于“自杀”的号召力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强烈了。但是，“自杀”毕竟与“死”是两码事儿。“自杀”是自己杀死自己，不论你为何自杀，都很难得到世人的认同；而“死”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那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重于泰山”和“轻于鸿毛”。
　　 怎样“死”才能“重于泰山”？章留影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个问题。翻开历史的红色记忆，几个人的“死法”令人神往：欧阳海拦住受惊的马匹，救了一列火车；黄继光用胸膛堵住喷火的枪眼，救了一个胜利；罗盛教跳进厚厚的冰窟，救了一个人的未来……这些人的肉体虽然死了，但他们的灵魂还活着，他们的名字还铭刻在人们的景仰里。章留影觉得自己应该选择这样的死法。不过，章留影明白，上述那些英烈们的“光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的甚至这辈子都很难遇上一次。遇不上那样壮烈的场面也不要紧，做一件对一个群体有利的事情也照样可以弥补自己的过失，甚至从此改变了世人的看法。比如，我们在影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地痞或者无赖，在本地做了许许多多的坏事，人们对他恨之入骨。但是，有一天日本人来了，让他去做汉奸。他大义凛然地拒绝了，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从此，人们就不再恨他了，还夸他是个英雄。章留影觉得这种想法并不离奇，一个人一生中做了坏事，又做了好事，并且坏事在前，好事在后。那么，人们就会把他做的好事和坏事放在一起比较，用坏事来衬托好事，好事就会迅速膨胀起来，像吹饱了的气球一样，这个人便一下子高大了。假如，一个人没有做过一次坏事，甚至做了很多的好事，那么他再做好事时，根本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好像他做好事是应该的，是天经地义的一样。中国人不做汉奸，对于大部分善良的中国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对于少数“不良分子”来说，却堪称“大事不糊涂”或者“以民族大义为重”了。记得有个名人曾经说过：晚失败不如早失败，早成功不如晚成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失败得早，是可以弥补的，可以从头再来的；如果失败得太晚，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同样，一个人成功得早，则以后可能会出现变数，一旦把握不住，就有失败的危险，晚节不保，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