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的，是外力所致，说白一点，是他自己刺瞎的，后来都流脓了，受刺激导致失明怎么会发炎流脓呢？他在我这里换过药所以我知道，我还跟他聊过几句，他一点都不背包袱，还说眼不见，心不烦，是福气。
　　 姨妈一家的悲剧早已声名远播，悲剧根源在于一种难以解释的家族病，三个儿子，个个都从八九岁开始发病，外观与常人无异的腿和脚，隔几天就莫名其妙疼一次，疼得哭爹叫娘，好几天不能下地。能去的医院都去过了，两边家里的祖坟也都刨开重新埋过了，毫无起色。一年年疼下来，人就变了形，个子长不高，脸变宽，面色赤红，牙齿稀疏发黑。种地不能指望他们，因为说不定某时某刻就会发作起来，进城谋生更是不敢想象，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家，媒人都直接把他们跳过了。大概觉得人生无望，性子刚烈的老二在十八岁那年把自己往床架子上一挂，彻底解脱了。老二一死，老大的压力马上翻了倍，在发病的间隙竟然成功自学了编藤器的手艺，灰暗的日子依稀看到了些许亮光，一个外乡女人走进了这亮光里来，那是他在送藤器的路上认识的，她跟着他回家，一来就不走了，父母都觉得这女人来得太容易也太蹊跷，但又一想，管她呢，儿子都三十几了，先尝尝女人的滋味再说，没多久，女人宣布自己怀了孕，父母简直喜出望外，管她什么来路，肯给老大生仔，就是老大的女人，就是他们的儿媳。就在全家人精神抖擞欢天喜地的时候，有天清早，老大发现旁边的枕头空了，跟女人一起消失的还有他唯一的存折。报了案，警察也去查过了，那女人所报的娘家地址根本就是假的，警察还批评老大：你就一次都没去过你老丈人家？你就这么懒？老大有苦说不出，不是不想去，一来他还来不及去看老丈人，女人就爬上他的床不肯走了，二来路程那么远，他打出生以来没走过那么远的路，他怕还没走到老毛病又犯了。思来想去，老大觉得问题还是出在自己的毛病上，如果没那毛病，他不会遇到这个坏女人，如果没那毛病，他不会让任何人骗到自己，如果没那毛病，他的孩子恐怕已经上初中了，可是他偏偏有了那不可根治的毛病，注定只能与坏运气为伍，他活得越久，碰上的坏运气就越多。他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第三天夜晚，趁家人不注意，爬起来喝了一瓶农药。老大一死，老三虽然才只有十一岁，也已经慌了，恐惧让他脾气暴躁，喜怒无常，一天天成为大家眼中的讨厌鬼。据说他死于一场赌气，因为一件小事，他跟父母起了争执，他像以往一样赌狠：你们再说，我跟老大老二一样，死给你们看！让你们两个成孤老！父亲被他惹急了：混账东西，要死早点死，活着不过是销我的粮食。他知道喝点农药不要紧，村里喝过农药的人不止七八个，送到医院洗个胃就没事了，为了扑灭父亲的嚣张气焰，他真的弄了瓶农药喝了，完了还对父亲说：你不是想要我死吗？这下你满意了。开始他们还以为他在吓唬人，直到开始吐白沫了，才赶紧往医院跑，不知道是他没那些人运气好，还是他恰好碰上了剧毒农药，总之他成功了。
　　 火化当天两个老人一前一后慢腾腾回了家，一连三天没开门，屋顶上也没冒烟，第四天，做母亲的从床上爬起来，准备去升火烧水，做孩子死后的第一顿饭，发现男人坐在门边的姿势不对劲。
　　 男人叫她不要声张。都这个地步了，要不要眼睛无所谓。女人就听了他的话，乖乖地坐在他身边，不叫也不闹。几天之后，坏掉的眼睛开始发炎、化脓，杨吉芳因此断定他的眼睛是自己刺伤的。
　　 周全还记得姨爹算是个慷慨的人，当年他们一帮小孩子轮流去亲戚家拜年，别人家都是拿零食出来打发小孩子，唯有他是发红包，但他往往会在晚饭后摆开牌桌，亲自上阵跟这帮孩子们一起打拖拉机，不出三盘，准能风卷残云般把他刚刚发出来的红包尽数赢回去。但孩子们依然称赞他是个慷慨之人，因为给红包和赢钱就是两码事。
　　 姨爹一家的事太沉重了，聊完这个，两人好一会没话说，仿佛疲倦至极急需休息。
　　 过了很久，杨吉芳突然问：你有这么长的假？
　　 机会来了。周全耐心解释起来：我……有项目在身，这个项目必须出来做一些实地调查。以后我可能一直都是这个状态，一个接一个地做项目，不必坐班，不必每天钉在办公室里，但工作压力依然存在。其实，越是自由，压力反而越大，对不对？
　　 这是周全第一次向人解释为什么要回莲花乡，她把刚才说的话重温了一遍，准备以后以它为母本，免得说法不一，招人误会。
　　 孩子爸爸呢？你出来了谁照顾他？杨吉芳说话就像她打针一样，准确而犀利。这又是周全讳莫如深的话题，八年过去了，除了两个哥哥，没一个人知道她离了婚。
　　 他哪需要我照顾呀，在家里都是他照顾我，听说我要走，他马上舒了口长气，终于不用做饭了。
　　 小心有人趁虚而入。
　　 真有这种人，我感谢还来不及呢，当了这么多年老婆，早就想退休了。
　　 杨吉芳哈哈大笑：要是老婆这个岗位可以退休，估计办退休证的地方一天到晚排长队。
　　 她们出发得挺早，因为佩琪说，路边有个早点铺里的鸡汤面很不错，去迟了的话，鸡汤就不知道是什么汤了，毕竟一只鸡熬不出太多的汤来。
　　 佩琪一身度假打扮，小小的开襟毛衫，卡其布短裤，棕色长筒平底皮靴，从背后看，简直就是个朝气蓬勃的小妞，前面当然不是这样。
　　 她的车开得不咋地，路上一直被人摁喇叭催，她握着方向盘，一脸淡定：生命攸关的事，你就是扑上来打我也不行。
　　 从主公路上拐下来，进入莲花乡的小公路时，才九点多钟。
　　 沿途都有人朝他们挥手，到底还是乡里乡亲好，那个住了二十几年的城市，走在路上把人撞了，只要不是撞得太疼，人家连眼皮都不会朝你抬一下。被人撞也是如此。
　　 一个抽烟的男人笑嘻嘻站在路边，有点面熟，但周全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正在努力翻找记忆，佩琪摇下车窗，探出头去大声寒暄起来：
　　 村长，这么早就开始巡视你的领土了？
　　 您比我还早些。
　　 他的头发白了一半，居然对一身年轻女郎打扮的佩琪称您。这时周全还是没想起来他是谁。
　　 聪明的佩琪似乎觉察到了周全的尴尬，扭过头来轻声说：杨运龙村长。
　　 哗地一下，周全想起来了，这个杨运龙，当年是她哥的同学兼跟屁虫，经常被支使着干这干那，没少挨她哥的揍。
　　 于是，经外乡人佩琪介绍，周全跟杨运龙也寒暄起来：哪天你哥来了，一定通知我啊。
　　 汽车一直开到门口，居然有两三个人在门口等着。佩琪说：这里的人真不错，我只跟杨村长说估计今天上午到，他这么早就把卸车的人叫来了。
　　 尽管只有一只行李箱，以及佩琪送给周全的一些厨具、洁具和水果之类的东西，那些人还是一拥而上，从后备厢里帮她们搬下来，一样一样送进屋里。
　　 一个女人笑着走进来，喊她们去吃饭。杨村长昨天就跟我说，今天中午在我家吃饭，我的火锅都快炖好了，饭也蒸好了，就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
　　 这可真没想到，周全正为新居里的第一顿饭发愁呢，什么都想到了，就忘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她忘了买盐。
　　 路上，佩琪小声说：她家是我们扶贫点下乡定点吃饭的地方，比餐馆便宜，还好吃。
　　 你们下来吃饭还要付钱？
　　 当然啦，不然哪天人家举报了怎么办？又没几个钱。
　　 我回来了你就有地方吃饭了，你不付钱我也不会举报你。
　　 我不会白吃的，在你学会农事以前，骁城里有什么好吃的我都会给你带来。早就想到我可能要当你的搬运工了。还是你幸福啊，一只中年母候鸟，哪里舒服往哪里飞。
　　 到了那个女人家里才知道，杨运龙村长已经等在那里了。两人一进去，杨运龙就再没离开过佩琪身边，上身微倾，絮絮叨叨，一副下级向上级汇报的神情，周全依稀听到几个字，似乎跟佩琪他们的扶贫项目有关。佩琪小腰挺得笔直，眼睛却不看他，只盯着自己脚尖附近那块地，边听边点头：是的，你说得对，你的想法绝对有道理。头点得很干脆，结语还是弹性十足：我回去一定去给你反映，虽然超出我的职责范围。不过这事你不能急，更不能硬来，只能创造条件让它变得水到渠成。杨运龙一脸未达到目的的表情，招呼大家坐到桌边。
　　 已经开吃了，杨运龙又嘀咕起工作来：村里办点事真难。
　　 佩琪漫声应道：那是你太有抱负太能干了，现在很多村长根本不想这些，上面有任务下来，还要到处去找人，一找几个月都找不到。
　　 杨运龙受到表扬，很是受用，滋地抿了一口酒，转过来对周全说：你回到莲花来，说明你没忘记我们莲花乡，说明你对我们莲花还是有感情的。又对佩琪说：我们莲花，就需要你这样的外援。没有外援，我们这穷乡僻壤之地哪能发展得起来？周全他们兄妹几个那么聪明，也要靠外力，没有外面的人拉扯一把，恐怕他们至今还跟我们一样。
　　 咦？周全忍不住了，不顾佩琪的暗示，好奇地问杨运龙：当年我们有什么外援？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莲花。
　　 我也是后来听别人说的，你父亲每年过年都给学校的老师送腊肉，你们家人多，腊肉不够，还找我们家借过呢。
　　 还有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他干这事不会告诉你们的，怕你们小孩子到外面乱讲。后来那些借肉给他的人都在说，早知道他是送给老师的，就不借给他了，因为他们自己也有孩子在学校读书，凭什么做这种损己利人的事啊？
　　 周全感到脸上发烧：这不可能吧，我们家……
　　 你别误会，我并不是说你爸做得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做什么都需要有外援，你爸是个聪明人，那么早就知道要争取外援。
　　 就算他送了肉，老师也不会成为我们家的外援啊，高考是全国统考，统一改卷，老师跟录取不录取根本不沾边。
　　 话不是这样说的，老师拿了你们家的肉，对你们家的学生肯定要格外关照，随便多提几次问，多看你几眼，就相当于开了小灶，小灶的伙食当然比大灶上好，所以你们才个个都能考出去。难道你真的以为这一带就你们家几个最聪明？人的智商都是差不多的。
　　 佩琪赶紧出来打圆场：我知道她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对旧规矩知道得比较多，以前的学生向老师表达敬意，就是要给老师送点好肉当礼物的，叫束脩对吧？佩琪对着周全紧绷绷的脸眨了眨眼睛，又在桌子底下用膝盖碰了碰她，周全只好垂下眼皮说：是啊，束脩，现在没人瞧得起那个了。
　　 得到周全的确认，杨运龙更来劲了：所以我说他们的父亲聪明，和他相比，我们的父母都是些老实坨，结果就吃亏，世世代代困在这里，而他们家一个一个全都出去了。
　　 佩琪继续跟杨运龙打哈哈：这不又回来了吗？都是中国的土地，这里那里没多大区别。
　　 那不一样，她身份变了，她不是以莲花人的身份回来的，她只是回来度假，她把她的家翻修成了度假别墅。
　　 周全已经不想听了，专心吃饭，任由他跟佩琪你一句我一句。
　　 杨村长你太夸张了，哪有这么简易的别墅。
　　 性质上讲它是别墅。
　　 我发现你很会上纲上线。
　　 我毕竟管着一帮人，这点观察能力得有。严格地说，她买这个房子不合规，因为她没有这里的户口，她的户口在城里。
　　 杨村长，这个问题我之前就跟你讨论过好几回，你说可以，我们才有了这个计划。你得理解她的感情，这里是她的老祖屋，她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
　　 杨运龙一口喝干杯子里的白酒：你放心好了，你们扶贫班子对我莲花有恩，我也不会不义，我会让你的朋友在老家住得舒舒服服，像以前一样舒服。
　　 周全实在听不下去了，难道她回祖屋还得以佩琪朋友的身份住进来？正要申辩，佩琪对她拧了下眉毛，转头对杨运龙说：不光是她住在这里，还有我，我每个星期都会过来，以后杨村长想在骁城捎点什么东西来，尽管打我电话，我给你带过来。
　　 杨运龙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话说回来，我还是蛮佩服周全父亲的，我们这里人缺的就是他那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这可能是家族遗传，听老人说，他们家祖上曾是我们这里的大户，几乎整个莲花的田产都是他们家的，后来出了几个不孝子，抽鸦片，到她爷爷手上，家产败光，一文不名，她爷爷才十二岁，还没有骡子高，就跟着一帮男人赶着骡子贩东贩西，一出门就是个把月，从十二岁赶到三十几岁，把上辈人抽鸦片抽光的田产一块一块又买了回来。可惜运气不好，刚一买回来就碰上土改，田产全部没收不说，还戴了个富农帽子，其实算什么富农呢？一家人过得像长工，甚至比长工还不如，她爷爷是上树采木梓不小心掉下来摔死的，但实际上，听我爷爷讲，他根本就是自己跳下来的，他不想活了，又怕人家说他仇视土改，给小辈带来麻烦。多有志气的人哪。
　　 周全渐渐不能动弹，她一直都知道从未见过面的爷爷是从树上掉下来摔死的，但从来没听人说过他其实是不想活了，她怎么会这么傻，以她的素质，难道体会不到爷爷当时的心情？一辈子的心血变成了负数，变成了罪恶，谁心里能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