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光武帝使天下诵《孝经》，订为制度，更将西汉末年出现的孝子董永表彰为孝道典型，在全国大力宣扬，使董永在全国的影响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历史上著名的二十四位孝子中，除了舜之外，名气最大的也只有董永一人。“董永”两个字，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人名，他已成为孝的化身，矗立在中国人的心中。可以说，为了广泛推行和强化孝义，于是随之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孝文化，孝文化中很需要有典型人物，因为各种因素产生了共同合力，能为统治者和平民百姓共同接受，所以这个典型便被圈定了董永。
　　 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在《孝子传》中记述董永；“董永者，少偏孤，与父居，乃肆力田亩，辘车载父自随。父终，自卖于富公供丧事。”
　　 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十一月十日在怀都(今武陟)表彰董永为天下孝子典型。
　　 董永是一个以孝行著称天下，虽举过孝廉得到过全国性的荣誉，却没有作过官的普通百姓。朝廷、官方出于统治人民的需要，把他作为孝道的典型来加以拔高、塑造与神化，最终把他塑造成了孝的化身。民间百姓把董永当成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的典型代表，家贫母丧，辘车载父，肆力田亩，及至父死却无钱下葬，唯有典卖自身才能安葬老父。这样的故事是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所以他的故事最能引起千百万劳苦大众的强烈的思想共鸣，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在广大劳苦大众中间代代相传。
　　 出于官方和百姓的各自需要与共同合力，董永已不再是原来真的董永其人，他成了无数个孝子的集大成者，已成了诠释“孝”字的不朽的艺术形象。董永的名字在全国各地人人皆知，已成了人们心目中“孝”的代名词。
　　 穷孝子董永的孝行要弘扬，富孝子傅员外的孝行也可夸。尤其在今天，人们的生活富裕了，多出现一些像傅员外那样的富孝子，也是大好事，具有非常现实的社会意义。
　　 这篇文章颂扬穷孝子董永，夸赞富孝子傅员外傅聚宝，并不是倡导封建孝文化，而是剔除其封建的糟粕，扬弃其神化的荒诞，汲取其自然的精华，是为了发展和强化现代的社会主义孝文化，特别是继承发扬其中孝亲敬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尊重上级领导和父老兄长，作一个诚信忠实的公民，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现代孝文化、公民道德建设、新型的家庭伦理建设，对于增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和睦团结和社会的平安稳定，全面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极其现实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