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这套房子是两室两厅的小套，六十六个平米。大间作了我和智妹的洞房，父母住小间，罗广顶可怜，只好睡在饭厅里。
　　 交房款时我们尚未搬家，母亲先给我八千元现金，一万元她吩咐父亲去银行取。我在房管科排队开票时，父亲送钱来了。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一沓子百元票往我手里一塞，带着一种做作的不耐烦说：“给你！”声音里满是还债式的无奈和自我牺牲的悲壮。众人发出一片啧啧称叹声，父亲心里又涌起一股醺醺然如醉酒般的快意与满足。
　　 这一万八千元是去年全年的凉皮收入。父母千辛万苦挣来的血汗钱如今却全部花在了我这个不劳而获的不肖子身上。我这是赤裸裸地掠夺与榨取！我是一个吸血鬼、寄生虫！父母面带爱和责任的微笑心甘情愿地任我残害，我则在自己的暴行中感受着“父母”一词广义的恩德、仁慈与伟大。
　　 回到家里，母亲又跟我和智妹商量，她和父亲舍不得放弃亳州路的凉皮市场，想同我们换房，继续住在3号楼卖凉皮。此时按规定我可以从3号楼分得一个单间，母亲故有是说。她希望我和智妹先住在城隍庙，等我这次集资的房子到手后再换过来。
　　 我明瞭母亲的心意，卖凉皮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最主要的还是想给儿子儿媳一份体面与舒适，不愿他们住在索有“贫民窟”之称的3号楼受苦。我受宠若惊，惶恐地说：“爸妈吃了这么多年苦，好容易才有了这套房子。现在给我住，叫我于心何忍？你们再仔细想想。”母亲慈爱地说：“傻孩子，你们住不就等于是我们住吗？我们是一家人啊。”父亲以他惯有的语气呵斥道：“叫你住你就住！假惺惺地推让什么！”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接受了父母的馈赠。下到一楼宿舍，仍是百感交集。回想起父母这些年与严酷的生活作殊死搏斗的种种困厄与艰辛，我不由得惨沮凄恻，黯然神伤。再念及他们为我作出的巨大牺牲，一阵剧烈的、沦肌浃髓的、混合着心灵悲哀的痛苦攫住了我，我再也克制不住了，浑身颤栗着抱住吴智妹，号啕大哭起来。我的哭声撕裂了夜晚的寂静，在冰河般苍紫的寒空中盘旋萦绕，诉说着人间的悲苦与无奈。
　　 春节后，市里开始修一环路，把原来狭隘的水泥路面拓宽，通通重新浇筑。濉溪路是一环在北门的主体，动工较早。先把路面用空气钻凿开，再挖路堑，浇注混凝土。路是一半一半修的，开凿路面时，得先留出一半来过路；大型机动车辆是不允许通过了，可还有出租车、摩托车、三轮车、自行车和母亲她们的凉皮车。
　　 推车上路，最头疼的是空气钻钻出的水泥灰。它们厚厚地、如霜似雪的覆盖在路面上，有车驶过，立刻扬起一道淡蓝色的、障天蔽日的灰雾。除了落你一头一脸，又钻进你的鼻子、喉咙直至肺部；你一下子就像被推进了面粉房，会没命地咳嗽，呼吸困难，几至窒息。
　　 铺埋下水管的时候，新工地门口的路挖断了。一道深沟赫然横陈，上面搭了块木板，供人和自行车行走，凉皮车却无法通过。母亲和其他人一样，把车子寄放在相邻单位的院墙内，每天把凉皮、豆芽、调料一担挑到大门外，逐一放上车子，再推着出摊。
　　 这年五月，父亲退休了。工作与卖凉皮的双重劳动使他不堪重负，瘦得伤心。适逢所里有文件，允许五十五岁以上的男工人内退。五十有六的父亲尚在犹豫，可卖凉皮的活实在太重，他支持不住了；母亲又再三催促，父亲这才痛下决心，办了手续。
　　 父亲一退休，淘粉的事儿就全部落在了他头上。春节已把组合柜等家具搬到城隍庙去了，房间里空旷了许多。为图方便，粉改在家里淘了，这样又加重了挑水的负担，每天有多少水进来，就有多少水出去。墙边全是一溜大大小小储水、装粉的铝盆和钢精锅。除了淘粉，父亲早晨还要熬酱油醋、烫豆芽。一天，父亲烫完豆芽倒水，端锅的时候不慎失手，一锅开水大半浇在了腿上；他撕心裂肺地惨叫一声，疼得差点昏死过去。过后脱下裤子一看，从大腿到脚踝起了好大一溜紫红色的燎浆泡。
　　 父母留在新工地卖凉皮，我心中的愧痛不可名状。他们是因为我和罗广才这样做的。他们如果没有这两个儿子，就无须这样操劳，这样辛苦，也不会有了新房却住不上。我怀着一种深切的负罪感投身在凉皮生意中。一年前我就在新工地上班了，晚上一下班便来到3号楼，把淘粉澄清的水或提或挑到水房倒掉，然后去摊上帮忙。吴智妹下班后也来到摊上，两口子帮着端凉皮、收钱、收碗、抹桌子。直到母亲收摊或卖得差不多了，方回城隍庙歇息。
　　 父亲见到我还是骂。我们换房后，他骂我的理由更充分、更有力了。我自知盘剥父母，罪孽深重，便一改往日的强硬，任由父亲咆哮怒骂，我眼睛相着鼻子，只不作声。
　　 父亲其实很可怜。他出身寒苦，无依无靠，全凭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克勤克俭，才有今天。父亲的本性无疑是自私的，他从农村出来，生儿育女的初衷和农民一样，是为了养老防饥。儿女们长大成人，理应回报父母，买东西孝敬他们，无条件供养他们。他始料不及的是城里的风俗和乡下截然不同，儿女们长大了，工作了，父母的任务仍未完成，还要替他们操办婚事、筹钱给他们买房，甚至花钱贴他们的子女。文新、罗广如今都拿工资了，他和凤兰把他们供出来多不容易啊！可老两口非但享不到他们半点福，反还要上街卖凉皮，做牛做马地继续为他们卖命。他们是什么儿子？简直是两个讨债鬼！两个温情杀手！父亲想不通，一股悲愤苍凉的感觉在他心头郁积成块垒，令他烦恼、困惑、恐惧。他需要发泄，不吐不快；而我这个在他身边的儿子，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出气筒、避雷针。
　　 父亲看人很准。他不止一次骂我是败家子，并罗列出事实加以证明：我三岁时弄丢了一块圆镜般大的毛主席像章、读高中时折断了他那支保存了近二十年的“英雄”牌钢笔、近如鼓动母亲买银元等等。父亲骂得对，有些人的命运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我轻狂漂浮、自以为是的性格注定我这辈子要遭受许多磨难与打击。接踵而至的录像带事件便是其中之一。
　　 婚后三个月，吴智妹即告失业。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决定投资录像带出租业，开个小店。这个想法遭到了父亲和智妹的激烈反对，理由是干这行有风险。我却认为自己的选择正确，一意孤行；并巧言佞色地打动了母亲，从她那里借了五千块钱，自己也倾其所有拿出两千元，盘下了亳州路巷口的一家录像带出租店。事后方知这是一家没有“音像制品出租经营许可证”的黑店，追悔莫及。接手不到一个月，果然遇到了文化稽查大队的突查，我这个小店被取缔了，录像带被收了个罄尽。七千元钱就这样打了水漂，一家人瞠目结舌，欲哭无泪；我更是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母亲知道我没钱还她，气得脸像冬瓜般青了；哭着骂道：“罗文新，你这个败家子！老娘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就这样被你扔了！以后你休想再从我这儿拿走一分钱！”
　　
　　 十六
　　 深秋的一天，妹子突然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凉皮摊上。母亲把她安顿在去年住的集体宿舍之后，问明了原委。妹子回去后，谈了个对象。她心里不是很愿意，却又拿了人家四千块钱跑到常德卖凉皮；谁知湖南人不爱吃这东西，几个月下来，四千元赔得一分不剩。小伙子趁机逼婚，妹子尚未下决心嫁他，就逃到合肥来了。
　　 母亲听说那个小伙初中毕业，又无一技之长，心里就有些不快；她宽慰妹子道：“你跟着我好好干，等挣了钱把四千元还他。我替你在合肥找一个工人，在城里安个家，强似嫁个农民苦一辈子。”妹子默然不语。
　　 妹子再次来肥把我和智妹从摊上解放了出来。我们家的凉皮生意去年最为火爆，今年已在走下坡路了，需要的人手不多；妹子一来，我们两口子便显得多余了。正好吴智妹又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俩乐得就此退出，只是星期天过来帮帮忙。
　　 母亲年轻时就有个心愿，为自己置齐三金。朝美生性悭吝，不喜破钞。结婚三十年了，他一根纱也没给她买过；和他一起上街，连口水都喝不到。每逢他过生日，她都好酒好菜地以示庆贺。轮到她过生，朝美不是不闻不问，就是买些香皂、毛巾之类的东西敷衍塞责。指望他给老婆买首饰，这辈子都怕是没戏。母亲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满足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虚荣心。去年所里给曾在黑河坝干过临时工的家属发放补偿金，母亲得了六百元。她用这笔钱买了一副耳环，可因为忙，或者还有点舍不得，耳眼至今未打。今年的凉皮收入叫文新败去近半，但剩下的大几千块钱足以了却她的这个夙愿了。春节那几天，母亲带着妹子逛遍了合肥的几个大商场，最后在鼓楼商厦买下了她向往已久的东西：一枚六克重的金戒指和一根十六克的金项链。两样首饰戴了没几天，又都放进了箱底。
　　 春节后，我们家的凉皮里多了一样作料：海带。凉皮拌海带在合肥兴起大半年了，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开始只是在作料中加黄瓜丝和榨菜，慢慢地就发展到了海带。去年母亲仗着是亳州路的老字号，不屑于搞海带，生意被有海带的凉皮摊抢去不少。母亲痛下决心，一开春就搞海带。
　　 搞海带十分繁琐，把海带洗净后切成丝，放水冲洗搓揉，然后泡在清水里。用的时候像烫豆芽一样煮熟，便可以拌在凉皮里吃了。这东西除了含碘丰富外，啥味道也没有，可顾客抱定花了一块钱，不吃白不吃的心态，纷纷要求加海带。母亲无奈，只好随大流。
　　 海带上桌加重了劳动量却减少了凉皮的利润，委实是桩出力不讨好的事。城隍庙女工家自恃生意好，始终没搞海带。我们洗、切海带均是妹子一人动手，累得她腰酸臂痛，烦苦不堪。但她懂得寄人篱下、委屈求全的道理，总是不声不响、勉为其难地干着。
　　 妹子其实心里想法不少。今年的劳动量是前年的两倍，而母亲并未给她加工资。更要命的是父亲因我离得太远，便拿妹子当出气筒，像骂自己女儿一样呵斥她、责骂她。妹子在家里被老舅骂惯了，对父亲没完没了的斥骂倒也能忍受。可骂人的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爹，她心里又时时涌起一股莫可名状的愤懑与委屈，常在背人处淌眼抹泪，吞声饮泣。
　　 母亲几次给妹子介绍对象，都被她找理由推托了。其实她并不想在合肥安家，她心里仍记挂着那个农村小伙，和他书来信往。每次接到信，妹子的脸就像阳光照在上面似的，鲜艳活泼、神采飞扬。看来时空距离的拉大反能使爱情距离缩小，来合肥十个月之后，妹子竟下定了嫁给那个农村青年的决心。
　　 所里一个湖南老乡也有个侄女来合肥投奔他们。那姑娘骑一辆三轮车在市里炸麻辣串，生意尚可。因是同乡，妹子和她很熟，见她炸麻辣串也能养活自己，大动其心，觉得这是一条逃避做凉皮和摆脱父亲詈骂的捷径。九月初秋，妹子提出要炸麻辣串。母亲自然不答应。妹子便消极怠工，每天起床都要母亲喊；在摊上无精打采，有顾客来也不起身。母亲讲她两句，她便回去睡大觉。母亲拗不过她，只得同意。
　　 妹子在新工地附近租了一间平房，又买了一辆带棚子的旧三轮车，在亳州路炸起了麻竦串。她一抽身，海带便归父亲洗了；切海带则落到了吴智妹和我头上。每天下了班，我们先去新工地把海带切了，就便吃顿晚饭，再到摊上帮一阵忙才回家。
　　 妹子生意很差，一天只能炸一、二十块钱；又爱跟人抢地方。一次，她和旁边炸麻辣串的小两口因占地方发生争吵，人家欺侮她一个女孩子，把她的油锅掀了个底朝天，引发炉子起火，把棚子都烧黑了。多亏我们家出面，找派出所才平息了这场纠纷。事后妹子向母亲提议，叫小黄来。
　　 小黄便是妹子老家的心上人。母亲怫然道：“你们又没结婚，叫他来成何体统！”妹子这才吞吞吐吐地告诉母亲，经她同意，小黄已把他俩的结婚证办了。乡下婚姻管理很松，女方不在，也可以领证。
　　 母亲这一气非同小可。她仍在给妹子物色对象，满以为她会留在合肥。谁知这妮子竟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把她给骗了。妹子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颟顸无知，她遇事很有心计，只是嘴上不说罢了；又爱自行其是，不听人劝。母亲在一种怒其不争的伤心失望中答应了妹子的请求。
　　 小黄的出现又给了母亲当头一棒。万没想到妹子朝思暮想的情郎竟如此矮丑。身高一米六多一点，两只眯细眼深深地凹进去，一个蒜头鼻高高地凸出来；阔大的嘴巴里生着两排漏风齿。早知他这么丑，母亲绝不会同意他来。可既来之，则安之，母亲也不好说什么。妹子引他去亳州路一家浴室洗了个澡；当晚两人就住在了一起。
　　 也许是先入为主的偏见，再加上那副尊容，母亲对小黄充满了反感和厌恶，绝少正眼看他。父亲也不喜欢小黄，戏称他为黄山猴。小黄到合肥没几天，父亲便板着脸熊起他来。
　　 妹子的麻辣串生意根本养活不了两个人，她孤苦无助、可怜兮兮地望着母亲。母亲知道自己不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饿肚子；这个侄女是继两个儿子之后的第三个债主，又来向她讨债来了。母亲建议，妹子的麻辣串不要炸了，两家合伙做凉皮，在一起吃，卖凉皮的钱一家一半。正愁没钱吃饭的妹子小黄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一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