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9子弟学校建在黑河的沙洲上，清一色红砖黑瓦的平房，分中学和小学，皆呈四合院形；房前屋后种满了粗直挺拔的白扬树。离学校不足百米处便是黑河，河坝上还有些房子，红色的是809的配电房和水泵房，灰色的则是黑河坝公社的中小学。
　　 翌日，父母带着我们两兄弟找到了小学校长。校长借口他们的五年级课程快，我跟不上班，把原本读五年级的我贬到四年级就读。罗广在老家读二年级，语文、算术常考三、四十分。子校二年级的老师出了份算术试卷给他做，爸妈在旁边陪考，他做得满头大汗；难为他居然考了60分。老师点点头，让他跟班读了。
　　 子校的学生分为三部分，其主体是河对岸吃商品粮、住单元套房的809子弟；一小部分是我们这种父亲是809职工，母亲吃农村粮的半工半农人家的子女；还有少数是黑河坝当地老乡的孩子。老师和吃商品粮的同学看我们后两部分人的眼光有些异样，讥讽中透着蔑视，总觉得我们这些人可怜、可笑。罗广还小，不懂这种眼光；我却深深地受到了刺激，发誓要在学习上超过那些看不起我的同学，并证明给那些势利的老师看，出身低微的孩子照样成绩好。因此我读书很用功。
　　 3号楼住的全是我们这种半工半农的人家。家属子女户口不在职809，而是插在黑河坝的各个大队；我们娘仨的户口落在与3号楼一河之隔的阴坡大队。我们这种性质的家庭全部集中在黑河以北的3、4号楼。黑河以南是冯家坪大队，809的住宅区和厂区就建在那里。住冯家坪单元楼房的全家都是城镇户口。一条由西向东的黑河把两种身份、地位不同的家庭泾渭分明地隔开了。
　　 对于3号楼的孩子来说，楼前那条宽坦的柏油马路就是我们嬉戏玩乐的天堂。马路靠山的那边是一条浅沟，一下雨就会被从石壁缝里流下来的山泉水灌满。马路与楼房之间还有数尺宽的泥地，有几户人家拣肥沃的地方开垦了几块菜地。我们游戏的项目传统而且简单：踢沙包、跳房子；男孩子在泥地上打玻璃球，女孩子在马路上跳皮筋、踢毽子，偶尔还会交叉起来玩。日落时分，这条不足百米的马路上满是小孩，儿童天真稚嫩的欢叫声从青山脚下腾起，在澄清静碧的高空中袅袅地散去。
　　 3号楼东头是一个长长的斜坡，坡底两道铁索飞架黑河上空，直抵对面那座高山的顶峰。此地磷矿储量丰富，负责开采的有茶店区和汉中地区两家磷矿。铁索便是用来运矿的简易滑轮。矿工们在山顶挖矿，将矿石装满一铁皮箱后顺索道送下。我常站在河边呆呆地望着那个铁皮箱，它呼啸而下，箱底的开关撞在一根立着的铁杆上，“轰”的一声，底盖洞开，矿石漏尽。停了半晌，又一箱矿石从山顶滑下，下面的空箱也随之缓缓上行。铁皮箱越来越近，空箱则越离越远，渐渐变成一个黑点，直至不见。铁皮箱“轰”然一响，又变成了空箱。如此一上一下，反复不已。
　　 天黑后，我喜欢站在楼头的马路上眺望冯家坪的万家灯火。那些繁星似的灯光给我一种新奇神秘而又温暖踏实的感觉，令我心驰神往。那是城市之光，山沟里的城市之光。它们像灯塔一样照亮了我人生的道路。我知道，我迟早会溶入那片金色的灯火之中。
　　 我们上了两个月课了，母亲的工作仍无着落。她每天在家里烧三顿饭，之后便伏在栏杆上目送目接两个孩子上学、放学。管“五七”连的老乡已答应帮忙了，她心里也不是太急，做完家务便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遐思中，她那张因脱离了农村劳动而日见丰润俊秀的脸上漾满了自信的微笑。
　　 春末夏初，老乡带来了好消息，809托儿所缺人。母亲眉花眼笑地上班去了，带那些一两岁的小小孩。她上班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走河坝经黑河上的4号桥，再爬两段石梯，就到了冯家坪。809子弟上学走的也是这条路。从石梯上来，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幢临河的两层长楼，下面一层是门面，正对着马路。上面是809商店。商店左前方的一幢小楼便是托儿所。
　　 孩子们上学了，她也上班了，家里的日子终于可以稳定下来了。母亲打心眼里感到满意和舒畅，常常从梦中笑醒。美中不足的是，809的木工房在3号楼后面，与4号楼连体，像是它的尾巴。他们常常晚上干活，电锯剖木头的撕心裂肺的吼声吵得人无法入睡。那种一声紧似一声的怪叫日以继夜地萦绕在耳边，最后不注意了，脑子里仍觉得远处有个电锯在没完没了地响。
　　
　　 三
　　 1965年，经中国科学院院长钱学森提议，由聂荣臻元帅和周恩来总理批准，中科院拟在陕西汉中的大山深处组建一个技术物理实验中心。1966年该工程正式上马，原计划在黑河坝及其周围的山区建造四个研究所。后因文革爆发，全国形势一片混乱，该工程被迫中断，有三个所胎死腹中。最先动工的那个所建成了，是为809。
　　 七十年代初，该实验中心重新上马，另外三个所建在了安徽合肥的董铺岛，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而陕西的809在建成之初便成了弃儿，中科院将它甩给了当时的十院，即雷达工业管理局。
　　 父亲开始在809政治部当了五年机要秘书，后因陆续来了许多大中专毕业生，可谓龙腾虎跃，人材济济，机关里的岗位要让给他们。单位相应作出规定，凡行政级编制的机关人员一律要有中专以上学历，不符合规定者转岗。父亲只有初中文化，自然在转岗之列。他也想趁着年轻学点技术，作为立命安身之本；于是下到机动科当了一名电工。
　　 父亲在变电站上班。变电站在略阳商店北头的山坡上。略阳商店是略阳县百货商店设在黑河坝的子店，当地百姓不明所以，指呼为略阳商店。
　　 父亲常带我和罗广去变电站劳动。拉开两扇沉重的铁门，迎面是一溜低矮的、枝叶扶疏的苹果树。甬路边赫然立着两台嗡嗡作响的变压器。值班室旁边的围墙上开了一道门，门外有一块坡地，是父亲和另外一个电工开垦的。父亲在地里种过土豆、红薯、南瓜、西红柿和辣椒。每次干活，都是父亲挑大头，我和罗广人小力薄，只是帮着打打杂。父亲像个农民似的，脖子上搭着一条湿毛巾，挥汗如雨地挖地、锄草、浇水浇粪。两兄弟负责将他锄掉的草拣到地头、帮他浇水、在收获季节拣红薯、土豆等等。只要我们哥俩在场，父亲的嘴是闲不住的，我们只好一遍又一遍地聆听他的谆谆教诲。
　　 “生活烧吃两难。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一件不麻烦。我带你们两兄弟来干活，并不指望你们帮我多少忙，而是希望你们通过亲身体验，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人要勤劳才会过上好日子，懒惰的人一辈子吃苦受穷。”
　　 当然，有的时候是我们因干活不力而挨父亲的骂。这种劳动锻炼的结果，是我们明白了劳动光荣、懒惰可耻的同时，也对劳动产生了畏难情绪，劳筋动骨的事儿一点也不好玩。我们宁愿在家做功课也不想去变电站劳动。父亲发现这种苗头后便对我们施以强力，不去就打。没奈何哥俩只得噘着嘴巴，怏怏地、远远地跟在后面，心里对他恨得要死。
　　 哥俩最渴盼的事情是过年。我们家迁居黑河坝的头一个新年正好是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那种欢乐喜庆的气氛是我们在乡下从未经历过的。母亲给我们做了新衣，军装绿的棉袄罩衫、浅灰色裤子、一人一顶皮帽子；父亲又从汉中买回了鞭炮。吃过年饭，哥俩每人揣上一兜散炮，拿上父亲给点燃的香烟，乐呵呵地下楼放炮去了。除夕，每人手里捧着一张挺刮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伍元新钞进入梦香。初一天尤未亮，受父母之托，哥俩一骨碌爬起，用竹竿挑着一挂鞭炮，下楼点燃，噼里啪啦往东走，此之谓出行。
　　 春节后，我们家喂了一头猪。猪喂在楼头一个与父亲相熟的黑河坝老乡家的猪圈里，父亲和母亲每天轮流端着满满一盆猪食去喂它，乐此不疲。这是父亲增收节支计划最重要的一步。其次是将阴坡大队分给我们家的几百斤玉米蹚水抬回来，磨碎后或和米煮，或蒸成窝头吃，吃得哥俩龇牙咧嘴，叫苦不迭。此外，父亲又在楼后的山坡上挖了一块地，种上西红柿和辣椒，交由母亲管理。父亲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说，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光勤不俭，钱都花干；光俭不勤，无钱可存。只有又勤又俭，家里才会有钱。父亲在这方面身体力行，辛苦劳作之外，是异乎寻常地省俭。他经常去汉中送表，每次进城，连两三毛钱一碗的馄饨都舍不得吃，通常就是啃两个五分钱的烧饼。父亲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脚穿一双破旧的黄胶鞋。干活的时候，他头戴一顶草帽，裤腿转到腿肚子上，与黑河坝的老农无异。母亲也同样简朴，常穿旧得不能再旧的灰裤子，白色或淡淡彩格的的确良衬衣，衣领扣得整整齐齐的。她和父亲其实也有几件好一点的衣裤，但都放在箱底，舍不得穿。
　　 黑河坝四面环山，山与山之间又绝不相连，宛如古埃及的金字塔。山间的罅隙也不是深涧大谷，而是黑河、白河以及一些羊肠鸟道。翻过一架山头，又是一个由数座山峰围住河谷或平坝形成的村庄。这一座座高山，一个个村落，就像银河系中数不清的星系一样，构成了莽莽苍苍的秦巴山区。
　　 春天的黑河坝，山青水秀，如烟似梦。蔚蓝的晴空下，群峭摩天，萦青缭白。这些高峻的大山，桀骜不驯、气势磅礴地屹立在明丽的寂静中，向世人昭示着一种古老而又庄严的力量。山脚下悠悠流过的黑河，澄清如练，闪烁着蓝宝石的幽光。河坝上那碧青的水稻、绿油油的麦苗、黄灿灿的菜花、紫白色的蚕豆花，中间点缀着一些艳若朝霞的红杏夭桃，绝似一幅五色斑斓的彩锦。加上四周围绕着一排排青翠葱茏的白扬树，给人一种仙乡乐土、世外桃源的感觉。
　　 春天是游玩的季节。在母亲的恩准下，我和罗广做完作业即可下楼玩。哥俩像两匹喷着鼻子撒欢的小马驹，或爬到半山腰偷老乡的苹果；或跑到河边钓鱼、放风筝，在丝绒般柔软的草地上打滚；或顺着马路，沿略阳商店往前，经黑河上的那座双孔石桥――2号桥，倒走一个U字，一直玩到冯家坪，最后走河坝经4号桥回来。沿途的水光山色、花草树木，令我们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父亲长年在变电站值夜班。这年春天，单位给变电站配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哥俩长这么大从未见过这么神奇的东西，一下子被它迷住了，几乎每晚都跟父亲去变电站看电视。
　　 不久，第一部国产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开播，立刻风靡了全809。我和罗广连功课也不做了，吃完饭嘴一抹就随父亲去变电站占位置，因为看这台电视的还有其他电工及家属不下二十人。但母亲没去，她说她看家，其实我们清楚，她是要休息她那疲惫的身体。
　　 母亲的生活异常辛苦和单调。每天除了上班，还要忙家务，洗衣、烧饭、搞卫生，无所不做。稍有闲暇，又要喂猪、种菜，或者出去扯猪草、捡黄豆、麦穗、花生之类，很难见她停下来休息。母亲素患痔疮，一累狠了就便血；蹲完厕所便头昏眼花，走路摇摇晃晃的。这时候，她便上床躺一会，头不昏了又接着干活。
　　 入秋后母亲换了工作，托儿所进了几个年轻姑娘，她被辞退了。在“五七连”老乡的帮衬下，母亲又烧起了锅炉。锅炉房在冯家坪的厂区内，比托儿所远一倍；劳动强度也大得多。母亲头上搭着一条湿毛巾，一锹一锹地往红彤彤的炉膛里添煤，炉前的温度即使是冬天也与炎夏酷暑无异。母亲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地上着这个班，从未抱怨过什么。农村沉重的体力劳动炼就了她一副健壮结实的身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万福庵的田间劳动相比，烧锅炉的确不算什么，何况付出的汗水也有代价，她每月都能领到三十元工资；不像在农村，累死了也挣不到钱。
　　 冬天，我们全家不辞劳顿，徒步五、六里去锅炉房洗澡。为了避人耳目，我们通常是晚上去，有时候还要排队等待，因为烧锅炉的不止母亲一人，大家同样要洗这种免费澡。
　　 一天，洗完澡，母亲给罗广穿衣服，无意间在他左臂靠近腋窝的地方摸着了一个坨，一按罗广疼得一缩。她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了瘤子，恐惧顿时像冷水一样浸透了她的全身。她忙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朝美。父亲也十分害怕，但他劝母亲不要慌，他们先带罗广去勉县检查。
　　 到了勉县，县医院不能确诊，只说有可能是肿瘤，建议开刀。父母犹豫不决，我们全家笼罩在一层疑惧和忧郁的阴影里。母亲不停地流泪，她的两个孩子怎么就这样多灾多难呢！文新十个月的时候，右边腋下长了拳头大一个脓包，疼得他整宿整宿地哭。她和妹妹带他去常德开刀，脓血稠如麦酱。医生在他的创处塞了两根一米多长的药捻子，看得她心疼如割。文新婴幼之年即遭此磨难，元气大伤，对他以后一个显著的影响，就是不长个。他今年十三，可比人家十岁的小孩还矮。现在罗广又生了这个无名之病，叫她如何不悲伤、不焦心如煮呢？
　　 罗广的病情加重了，胳膊里的小包一碰就疼。病急乱投医，母亲带他来到809医院。当班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大夫，身体较瘦，姓张；是正规医科大学毕业的。她把罗广的胳膊翻来覆去摸了半天，沉吟着对母亲说：“这不像是瘤子，暂时不要开刀。我怀疑是淋巴结发炎。我给孩子开点药吃吃，再打几针青霉素；看能不能消下去。消不下去我们再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