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伤疤，揭了它，疼！
　　 我很少写我的继父，就因为他只是个继父。有人说，亲人知己亲，砍伤树枝抱住根。又说，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疼爱。要是后妈后爹就差了，疼爱百回算常情，打骂一次记在心。
　　 这话放在后爹继子后娘继女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当然我也不能免俗。
　　 继父其实是个好人，喜好交往，不抠不私不势利。
　　 他大概从小没有穷困潦倒过，对那些比他穷的人总是大气得让人惊讶。只要他有两件背心就毫不犹豫给人一件，正因为这样有人摸着了他的个性，就总跑到他的跟前哭穷，这些人拿了东西反过来说他傻，他还毫不知觉。
　　 久而久之，这样的慷慨使某些爱占小便宜，心眼儿小如针鼻，时刻想算计他人的人，揩他油水不知有多少回，他爱资助人，又不识好赖人。要知道那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生活物资匮乏到一针一线一片布一双鞋的计较。
　　 不过也有好处，继父对外人落落大方，对我自然不使心眼不抠门视如己出，我从一岁长到了五岁，充当独生子女。当时他和母亲结为伉俪之时，他和前妻和亲女离异，能把对妻子和女儿本应有的情感，迅速转移到我和母亲身上，这是多么的不易啊！
　　 独生子女有吃有喝娇惯着，实属正常，可是直至小妹出生后也没显出对他的亲生女儿与我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我初中毕业小弟才出生，依然秭妹三不分厚薄，倒是他常常拿我爱学习当作她儿女的榜样，教育那两孩子应该像我这样，应该像我那样。继父疼她的女儿和儿子那是天经地义的。能把我与他的儿女平等不分一二，这该有多大的胸襟？
　　 打我记事起就是继父陪着我和母亲。从小我就是个病秧子，学走路迟，三岁才刚刚安上腿会走，就酿了两次大祸。据母亲描述，说当时大人们不知忙什么，我就从门房的眼皮子下溜了出去。
　　 夜色朦胧笼罩着闷热的天地，所有家属院的人热心帮忙出门找我这个不到50cm的小人人。不知是谁家锅台上的米饭锅糊了，烧着了电线，电线引燃了门窗，家属院都处在火海之中。凡是院子里的老奶奶老爷爷大婶嫂子全都在来回接水奔忙灭火，吵呀叫啊大院一片惊慌。
　　 家属院不少人出来找我，继父也实心实意参与找我，大街上穿一件小红点衣衫的小人人，怎么会引起过往行人对我的注意？最终还是继父熟悉我，他居然在看耍猴人的腿缝里，发现了他早已熟悉的我那红底白点的袄儿，那时我连人膝盖高都没有，不知继父是如何发现的，另一次大祸是，我被驴驹子的蹦蹦跳跳吓病了，按照妈妈的要求，要叫魂，继父没有生厌，母亲一人在家接口福，继父一人在外边叫魂回家。
　　 记忆中的六十年代我没有像别人家的孩子挨饿，因为我的生父因工伤亡，我领着抚恤金，继父除了八级钳工应有的工资外，还能给别人帮一些零工，带回家一些豆腐渣，我们家人口少，吃不了多少，还能接济同来太原的老乡一些。我这个独生女小时候，多病，瘦的小鸡仔一样不肯吃饭，记得父母为我定了牛奶，而我生来不肯吃甜的，就是不喝，急得妈妈满街追着喂我牛奶。我的童年和少年总是在多病和强迫吃饭中成长。
　　 有些事我已经不记得了，可有清晰的事会在脑海中存留。
　　 那是太原大街上游行庆国庆，我看不见，急得直跳，母亲个子也不高，而且抱着我也累坏了。母亲拿眼看继父，继父便知道要求他。继父没有拿捏，一把拽过去，让我骑在他身上，而我抱着他的脑袋坐稳了，“高人一等”了，才看见游行队伍里的各种花环和绫绸的挥动，高兴得手舞足蹈，吱吱大叫，那年我六岁了，事后我们在照相馆拍了两张照片。那两张照片至今还在，继父两腿稍息站着，很酷地叉着手，大背头，墨镜，白色西装腰间黑色皮带分割。母亲坐着，齐耳发。裤子上的总路线看的一清二楚。我手捧鲜花，羊角辫，枣红灯芯绒儿童绣花外套，黑裤子。一双红色丁字皮鞋，衬着白色的袜子。站在他们俩的右边；另一张则是我幸福地骑着三轮车的照片。没过多久，我们和太原千万市民一样遭遇了六二压缩。
　　 继父脾气明显变坏的原因是六二压缩。全家人都是太原户口，突然要压缩到农村，母亲恋娘家，建议回吕梁，继父过于听从母亲，就跟着母亲回了吕梁。没想到要把户口落到村里难于上青天。你想啊，挨饿的年代土地意味着什么？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下户口就等于要分村里人的地，给了你就意味着他们要少分粮要挨饿。除非你的亲人是大队书记，否则户口落实不下去。户口落实不下去，心高气傲的继父就把户口装在口袋里，曾经的太原市市民这时候不伦不类，农民不是，市民不算，等同于黑户。
　　 刚开始还能转的动，后来一点积蓄花光了。为了生活，做点买卖是投机倒把，要坐牢，所以偷偷摸摸不能光明正大地回家。躲了好几年，终于过不下去，举家搬迁回了他的家乡。
　　 他的家乡靠近昔阳，学大寨正在热火朝天的日子里，母亲怀着弟弟，脚肿得不能走路，依然还在地里拼命学大寨赶大寨。
　　 在晋中李子县黑楼沟的一座叫东场的大队平房里，一个还没学会种庄稼，但饥饿逼的他去偷庄稼的汉子，像野狗一样蜷缩在嚣张愤怒人群的缝隙里。
　　 他一会儿泪眼蒙眬地看窗外夜幕遥挂的星星，一会儿又悲伤地望着平日里一颗卷烟一根火柴占他便宜的，在低矮的平房、透风的大窗、还有一豆摇曳的煤油灯光下喊着口号，与他隔着距离的众邻。穿过沉郁压抑的黑夜，随着灯光传过来的，只有轰鸣的口号：“打倒挖社会主义墙角的xxx！”
　　 这是啥父亲啊？
　　 岁月绵长，怨恨绵长。时间以相同的方式，一寸一寸地传递着疼痛……
　　 说起来继父怪可怜的，他16岁和家里闹矛盾就任性出走到了太原，学过厨师，学过车工，最后定格在八级钳工。一辈子没有到田边送个脚印子，老了，生活逼得他把工种定格在种地上。这是我和母亲到了继父的家乡才听到有关他的故事。
　　 连同母亲都不懂几月种什么，几月收什么，种子发芽头朝上，还是朝下的栽种，可惜全家人要吃饭啊。大胆实施偷玉米棒的起因是母亲唠叨要吃煮玉茭盛宴，一意孤行地将继父逼上梁山，而继父则认为揪一两个玉米棒不算犯法。没想到大队看田的不给他面子，粗暴地进行了伤脸面的制裁，仅仅两穗玉茭棒，当了一回众矢之敌被批斗，我那时哪有同情心，既憎恨继父也怨母亲，宁可饿死，也不该挖社会主义墙角，众目睽睽，脸往哪搁？
　　 初中本是人生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却过着枯黄萧秋的日子。无论岁月怎样嬗变，继父的不光彩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对比继父，我回忆起我的生父，听说我的生父极其优秀，边唱秧歌边编词，不识字，但嘴巴很溜，把死的能说活过来，可惜阎王不收恶人收好人，才29岁，因工伤亡。那时我只过了第一个生日，能记得什么？印象只是个空白，什么都不记得。
　　 尽管生父对我的印象都是听来的，片段的，有时梦都梦不到，但是一张和母亲的结婚照和我刚会走，倚在他腿边幸福的照片足以使我呆看几十分钟，每天捧着这两张照片看了又看。
　　 有一天我大胆的把相框摘下来把手里的那两张相片嵌上去，继父一看，生父“骑”在他的头上，便火冒三丈。被继父揍的那个难受滋味，一般人是绝对想不到的，成长岁月里的我，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最狠的是他揪着我的小辫……相框摔碎了，一地的黑白照片使我泪眼模糊。
　　 母亲非常愤恨地扯开继父的手，找了一回大队干部，那一刻恨从心头起，简直刻骨铭心。
　　 为了避免皮肉之苦，我只能把生父和我和母亲的照片从一大堆的相片拣出来，夹在书里，孤芳自赏。放学了，打兔草，一个人钻在芦苇从里，想着亲爹要是活着，我和妈还是太原户口，还穿着裙子丁字皮鞋，不至于一个人在地里给兔子打草。
　　 少年的天空清洁而亮堂，棉花一样的云飘在碧蓝的天幕上，阳光明媚地普照着澄澈苍穹下的万物，景色纯美得就如同油画。但我的心空却雾霾沉沉，各种风景总是事不关己地与我保持着无法接近的距离，甚至颠三倒四，阻碍着我的行止。儿时的城市生活虽然淹没在时间的海洋里已经许久，但一份份鲜活画面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文化大革命，那时我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少先队员的中队长，可第一批红小兵却被拒绝了，说我是投机倒把不务正业的子女，后来才了解，他只是我的继父，我的家庭正正经经是红五类，生父因工伤亡，我是国家抚养的烈士之女。红小兵队伍最终接纳了我，感激党之余产生了对继父的些许怨恨，为什么你要投机倒把？
　　 到了他的家乡又遇玉茭子解饥困之事，再加照片之事的打骂，于是我把他对我童年的恩情全部抹杀了。继父知道我的胃寒，告知我偏方，买一个砂锅炒黄了小茴香，打成粉每次像吃盐一样调到饭里慢慢养胃，我嗤之以鼻；继父知道我有鼻炎，建议砖头烧红，滴水窜气治鼻炎，我拒绝；病了都不想让他的大手，在我的额头上碰一下，父女俩的隔阂高墙越筑越高。
　　 继父其实也后悔，看那极力地讨好我，就知他已经后悔了。队里的香瓜成熟了，他自告奋勇地买了两箩筐去卖，说实话，继父根本不是卖香瓜的料，要想攥钱，小买卖人全凭斤称糊弄人，三两说是五两，一斤称给八两，才能分分厘厘的赚回钱，即使讲良心，斤称不捉弄人，香瓜经太阳晒蔫了水分蒸发，或者烂了，被人挑来挑去挑剩了，全是损失。
　　 可他大手大脚，足斤足两后还添一个小的。要不是他要给队里交钱，恨不得让你白吃一顿，我去场里叫他吃饭，他居然捡了一个大大的香瓜叫我吃，那是集体的东西呀，我表现了不屑，一来还记得那顿打，二来被“热爱集体”的思想笼罩着，继父的脸色当时很难看。因为边上有几个人笑他，这笑使他非常尴尬，拿香瓜的手举在半空久久不能落下。
　　 那几年因为吃喝紧缺，我的姑舅妹妹也追着她的姑姑（我的母亲）到了我们家，继父一样不嫌弃，那时他好像是四十大几，在新修的马路上用自行车载着我们俩，使出蛮力上坡，直到蹬不动车子为止。那是我都不懂早点跳下车来让他轻松一下。更不懂他使出蛮力已经在讨好我我该感恩才是。
　　 初中毕业那一年，我顺利地进入高中。高中学校一星期吃一回白面，为了弥补母亲的怀胎挨饿而导致一家人曾经的不光彩，我总是把这一顿饭装在饭盒里送回去，直至高中毕业小弟的成长到三岁。
　　 继父也算是馋鬼，一饭盒白面他总要尝鲜，有时控制不住自己就独吞了。渐渐地我有点看不起继父了，你给母亲和小弟留点啊，高中的每一个星期都是这样，我从那时立起的“好妮子孝顺女”牌子始终未倒，直至我成家立业。
　　 高中毕业，由于我的学业不错，语文老师推荐我到外村当代教，但是，因继父的偷玉茭而被扣上了走资派的烙印，大队书记不许我代教，我给书记说了好话，才挥挥手准许我去，而那边另一个同学已经执手在顶替我。是不是大队书记已经套好了圈？
　　 后半年，继父村里的学校又缺代教，又是老师举荐我当代教，教的学生呱呱叫，每月24个工分，又让大队干部和老百姓红了眼，没做几个月，再次又被挤了出来，其实是大队书记又一次做手脚让她的侄女顶替了我。顶着这样光环的一个继父，永远没有什么前途。
　　 事实上，自打我一脚跨出这所民办公助的高中学校大门，我就明白自己再学得好，也脱离不了继父那次被批斗的阴霾雾罩，我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与臆想出来的远大前程，会在这种雾霾中博弈折翅，如果不想办法离开，忧郁和伤感会永远陪伴。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老师，都推荐我代教，大队干部却如此冷血，这让我不知哭了多少场。那时，我的心在春天的年纪里，盛满了秋风里丘陵般颓败杂芜的不平和冬天毫无生机的萧瑟荒凉。
　　 我毅然决然地回了我生父家乡，做了一名民办教师。第二年考入汾阳师范，一辈子当教师算是有了定论。
　　 离开继父和母亲的岁月，我尽力帮助他们，特别是小弟，我给他积攒了教室里被丢弃的小刀铅笔，亲自裁剪缝纫海军服装，一个包裹一个包裹的寄回去。大队的喇叭打几天就叫继父到大队领我寄的包裹，我的孝顺因此而传得家喻户晓。直至小弟30岁结婚的用品都是我准备的。
　　 年年过年，母亲都眼巴巴地盼着我寄钱，200元到手，才置买过年的东西。那时我的工资也不多，200元已是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继父能对我无微不至，已是无可知否的好父亲了，而我只偏心我的母亲，买衣服，挂念病，只针对母亲一人，即使有点毛呢布，心里说继父能穿，但还是很固执地拿过去给了母亲，你做吧，给弟弟给他你自己考虑去，一个他字把情感撇的九霄云外，挣了钱加了薪从来没给他买成品穿。
　　 二老逝世许多年了，对继父太冷谈太过分像一条皮鞭，时刻在鞭挞我的良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一直以敌视的姿势对待继父的那种情态开始动摇、皲裂。我觉得自己应该重新认识继父认识父爱。
　　 回首往事，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行为处事，有时候是偏激的，这是对继父城防自挖的沟壑。我自主筑起的这道城防，把母亲的感叹当作怨恨的根基，认为连母亲都怨恨他导致全家城市到了乡村自寻苦难。没想到继父或许被迫响应国家的政策，或许太爱母亲，或许为生活所迫。不会种地家，无隔夜之粮，日子过得艰辛曾经叫继父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