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了居住多年的老宅院，迁离了久居的小村庄，家乡变成了真真切切的故乡。老院子的一切从此与我天各一方，老宅院在无奈中更名易主了，成了记忆里的故园。时间总是不喜欢告诉她行走的速度，一转眼已经离开家乡十几载了。从村里迁居省城，从省城搬回县城，辗转迁徙的折腾中，一个烙进记忆深处的村名，依旧如同自己的名字一样记的牢固。
　　 “三队”，不因岁月的前行而模糊。记忆里的三队还是如初的模样。有些事情真的不可思议，在那里迎送了几十载的春、夏、秋、冬，寒来暑往的岁月中，并没有觉得她有什么与众不同，更没觉得三队有什么特殊的美。离开三队的时光里，东、西、南、北的旅游中，饱览了华夏大地多处的自然景观，每一次置身其中都是一次心灵的震颤。可是愉悦过后，回归城里的蜗居，重返喧嚣的闹市，心里眷恋的并不是大海的雄浑壮美，山川的风光旖旎，而是莫名地牵挂着三队的一切。
　　 三队，三十多年前已经更名为三分场了，曾经是一家县团级国有农场下辖的一个分场，是一九五八年建场初期的总场机关所在地，场里的父辈们喜欢叫老场部。我对老场部没有太多的印象，当我记住红尘故事的时候，场部已经叫三队了。三队在全场十几个大队中是职工人数最多，耕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大队，因此，场里的父辈们喜欢把三队称为三大队，一个“大”字既是规模的标注也是职工们自豪的象征。
　　 如今，三分场的名字早已被几代人接受，三队这个名称已经成为年轻人耳中的故事。已经拥有爷爷、姥爷两顶桂冠的我，觉得三分场这个称谓远没有三队亲切。因为我儿时的足迹印在了三队的村头，田埂、树荫下、小河旁、还有那神话般的黄花山。我的童年时光跟三分场这个名字没有多大关系。童年如同“杜康”、“茅台”、“剑南春”这些美酒一样，离时下越远越甘醇。
　　 推开花甲的柴扉，一只脚迈入耳顺的门槛，凝望人生的晚霞，回头时最想看的还是旧风景，坐在夕阳映照的矮墙上，记忆的藤蔓上依旧葳蕤着旧时光，还是那么妩媚，还是那么迷人。从结茧的记忆里抽丝出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让渐行渐远的时光迸发出一串串缠缠绵绵的往事……
　　
　　 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末期，年轻的共和国为了开发北大荒，建设北部边疆，把北大荒建设成北部大粮仓，充分发挥科尔沁草原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地下水资源丰富的天然优势。当时的党中央国务院农垦部决定在这里成立一家县团级国营农牧场，从全国各地选派企业管理干部，历届场党委书记、场长的行政职务都很高，大多数都是十三级，十四级的高干身份。从全国各地调配管理干部，多种渠道招募工人。农场成立初期，行政机关设置在场部，下辖几个大队，大队下面设置小队。场部西五公里处成立了农业一大队；场部东四公里处成立了农业二大队。后来，场机关迁至一大队西两公里处，名字叫新场部（若干年后更名为场直分场）。原场部更名为三大队。三队就是这样应运诞生的，排序第三，却是乌额格其牧场的发祥地。“乌额格其”蒙语的意思是狐狸多的地方。可见这里建场之前是一个水草茂盛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的地方，食物链平衡，狐狸的种群得以发展壮大。后来人们习惯性简称“乌牧场”。简称后的场名跟狐狸没有丝毫瓜葛了，字面上也没有意义了。跟狐狸没有任何联系的三队却是常绿在我记忆上的青藤。随着农场的不断发展壮大，如今已经是拥有16个分场，20几个自然村的农垦企业了。我的情感上拴着的依旧是——三队。
　　 三队，我儿时的乐园。哪里有我回忆不完的故事！
　　 三队，三面环山，村前平坦的一望无际，大面积的农田衔接着辽阔的草原。儿时的三队就是这样的小山村。一条小河贴着村东一路向南，河水流向广袤的原野，四散开去，浸润无边的草原。这些都是童年的记忆，岁月悠悠，匆匆前行的时光里难寻三队旧模样。
　　 翻过村北的小丘，是大片的农田，平整肥沃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大山脚下。村北八里地远的地方群峰相连，人们把这里的山脉称之为“黄花山”。黄花山并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呈东西走向的山势，每座山峰高度差距不超过几十米，属于大兴安岭的余脉。两座大山脚下建成了一座水库，名字叫“黄花山水库”。人们把水库西边的山叫“西黄花山”，把水库东边的山叫做“东黄花山”。“两山夹一嘴必定有泉水”先人们对地下水的总结果真灵验。水库靠近西黄花山主峰的北部，几口深不见底的石隙形成天然水泉，清澈的泉水日夜喷涌，让水库夏季碧波荡漾；冬季冰面晶莹。雪花飘飞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泉水依旧不畏严寒汩汩地涌流，虽不是温泉，泉口也会有白色的雾气升腾。留在记忆深处的黄花山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那时的黄花山树木苍翠，茂盛的山杏树长满沟沟壑壑，能编筐子的灌木野生山榆树覆盖山坡。桑树像一把把硕大的伞傲立在岩石旁，峰顶上。山中生长着许多至今也叫不出名字的灌木和野花。山中飞禽成群，俗称“傻半斤”的沙鸡子肉味道独特，堪称飞禽中的美味珍馐，成群的沙鸡子飞翔时嘴里不断地发出“呱呱”的叫声，由于飞行的高度不够，经常会有缺乏躲避经验的“傻半斤”撞在电线上坠落身亡。因其个头最大的也就五两重，因此，家乡的老人们称其“傻半斤”，其实学名叫“沙鸡子”。那会儿人们经常从电线杆下捡到意外身亡的沙鸡子，拿回家中改善生活。那个年代的大人们还会用马尾巴毛做套，把套子拴到筷子粗的麻绳上，两端系在树空的灌木枝上，撒上玉米粒或高粱粒做诱饵，一旦沙鸡子经过就会在疯狂的抢食过程中勒颈丧命。还有一种飞禽叫“野山鸡”。野山鸡飞翔时也会像沙鸡子一样发出“呱呱”的叫声，叫声要比沙鸡子声音高亢，野山鸡在空中发出的声音令人心惊肉跳。春天的野山鸡还会躲在树丛里不停地发出“咯咯”的求偶声音。雄性的野山鸡，羽毛鲜艳，色泽艳丽，长长的尾羽美丽的找不到描绘的字眼，尽管漂亮的野山鸡体重是沙鸡子的两三倍，并不因其体格健壮而降低肉的香味。野山鸡同样是飞禽中的美味佳肴。儿时的餐桌上，人们对野山鸡的青睐丝毫不逊色沙鸡子。记忆里对野山鸡印象最深的是，小伙伴的爸爸能将雄性的野山鸡制成标本，用小铁钉子钉在一小块木板上，放置在盛放衣物的木箱子盖上面，简直就像活的一样。
　　 那时的黄花山是野生动物的乐园，美味的野兔活跃山间。村里的老人们还把野兔叫“山兔”。野兔的奔跑速度实在快的惊人，能在树丛中跳跃奔跑，眨眼间就消失在茂密的灌木丛中。那会常听老人们说，野兔在田地里奔跑时，能腾空横向翻越十八条垅。我至今也没有机会目睹野山兔的跳远功夫，但一直认为野兔是野兽中障碍跑的冠军。儿时总是埋怨狗的速度太慢，总是把吃不到兔肉的责任推卸到我家那只黑色的公狗身上。记得儿时大人们喜欢说，三队是个好地方。“棒打兔子，瓢舀鱼，野鸡飞到菜锅里”。记忆里，儿时的野外，特别是黄花山上，的确是有着太多的沙鸡子、野山鸡、野山兔。也的确看到过，雪天里，大人们拎着一根带弯的木棒，俗话叫“掏捞棍子”徒步进山，傍晚时，肩上扛着几只黄脊背，白肚皮的野山兔高兴归来。那会每每看见有大人们拿着野兔，就会追着看。每次都是揣着失落回到家中，躲在被窝里想象木棒击倒野兔时的情景。记得有一次雪后，父亲用单筒散弹猎枪打住一只肥大的野兔，父亲剥掉草黄色的兔皮，取出内脏，留下心肝肺，其余的内脏全部扔掉。母亲将野兔切成小块，放进一些带皮的土豆，炖了满满一铝焖锅子。香喷喷的味道随着焖锅里冒出的热气弥漫低矮的土屋，我和弟弟，妹妹谁也不肯离开家门寸步，那天的晚饭的确没用母亲吆喝。那顿饭好像是整个童年里吃的最香的一顿饭，长大后吃过烧烤的、红烧的、油炸的、清炖的兔肉，但没有吃出那时的香味！
　　 山中常有野狼出没，狐狸现身。那会的冬夜里经常听到大人们敲打铁皮水桶驱赶狼的声音，也会从父辈们的议论里，获悉狐狸深夜进村袭击农家鸡舍的信息。经常听到大人们说狐狸钻进鸡窝把鸡咬死甚至叼走的事。也经常听到大人们议论，夜里有人家的小猪被狼咬死，吃的只剩半个身子。那时的羊铺都在离村子十几里远的野外，羊倌都是配备单筒猎枪和长筒火药枪的。记得第一次看到的狼并不是在野外，也不是成年的狼。是在大队会议室里，四只青色的狼崽子围在火炉子旁边，不跑也不叫。别看是还不具备攻击性的幼狼，成年的狗也不敢靠近，只是在远处嗷嗷地叫个不停。狗干不过狼的印象那会就烙印在心底了。据说那四只小狼崽的妈妈被队里一个叫吴色旺的蒙古人用单筒猎枪打死了，然后从狼窝里掏出了四只狼崽，后来狼崽被送到了市里的动物园。打死狼的人比我父亲年龄小，住的离我家不远，按照村里习俗管他叫——吴叔叔。那会每次见到吴叔叔就自然想起那四只小狼，觉得吴叔叔是个英雄，比打虎的武松还勇敢。至于狐狸一直没有见到，却亲眼看见打死狼的吴叔叔到供销社卖过一张黄色的狐狸皮，还用卖狐狸皮的钱打了两瓶子散白酒，买了一包用纸捻捆住的卢果，又酥又香的卢果那时是糕点里的上乘，是大人小孩解馋的好东西。儿时却是没少听过有关狐狸的故事，那会对狐狸是没有一丝好印象的。因为大人们讲的故事里，狐狸能炼丹、狐狸成精后会刀枪不入、狐狸吃野兔抓小鸡……那会觉得狐狸是最狡猾的也是最坏的。
　　 那时村子里会捕猎的人，能用铁板夹子捕住獾猪，改善生活。獾猪居住在洞穴的深处，只有在它们出来觅食的时候，才有机会逮住它们。大人们说黄花山的獾猪有两种，一种特殊的叫“人脚獾”，它留在地上的足迹跟初生的婴儿脚丫一样大小，图案也酷似婴儿的足迹。獾猪是糟蹋粮食的高手，尤其是秋天成熟时的玉米，会经常受到獾猪的糟蹋。獾猪不但跑到玉米地里，用锋利的牙齿咬断玉米秸秆，啃食玉米穗子，还会将成熟的玉米穗子叼回洞穴储备起来，做越冬粮。獾猪是一种凶猛的杂食啮齿类动物，遇到危险时会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常听老人们说，獾猪的牙齿能一口咬断铁锨的木把子，把铁锨板咬的“咔哧咔哧”响。我虽没有亲眼所见，但听了后也着实吓的够呛。
　　 黄花山名字的由来民间有多个版本。有的说，从前的黄花山夏季里开满金色的黄花，就是现在超市里出售的价格不菲的黄花菜，因花得名黄花山。有的说，黄花山的獾猪都是呈草黄色的，当时人们把这里的山叫“黄獾山”。后来，由于战争迫使在这里生活的高丽人（鲜族人）背井离乡，让这里重新变得荒无人烟，再后来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发音不准，人们口口相传，“传销”中误把“黄獾山”叫成了“黄花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通霍铁路从农场穿过，扎鲁特旗火车站恰好就在三队村前农田的南端，这里建镇后名字叫“黄花山镇”。
　　 儿时的时光里，脑子里没有“旅游”的字样，也没有走出家乡的欲望。儿时最奢侈的想法就是夏日里能跟随大人们去几趟黄花山。尽管伙伴们每天都在盼望着暑假里能进山里一游。可是没有大人们的保护，我们是从来不敢结伴进山的。害怕山里的野狼；畏惧家里扫地的笤帚疙瘩，那时母亲们惩戒孩子的唯一刑具就是笤帚疙瘩，尽管打不坏也的确疼痛难忍。那时的我是比较幸运的，经常有人带我进山玩耍。长大后才知道，并不是我多么讨人喜欢，而是父亲的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父亲是大队书记，尽管父亲的官衔是兵头将尾，那个时代也是令人崇拜的。父亲可以让一个工人一夜之间成为一名教师，父亲可以批给职工粮食……父亲的权力让我有幸多次进山一饱眼福。记得每次进山回来都会有小伙伴围在身前身后，问这问那。每当那个时候，我就会眉飞色舞地向小伙伴们炫耀一番，添枝加叶地描述在山里的所见，尽管描述的东一耙子西一扫帚，小伙伴们听得也是聚精会神。小伙伴们都视我为“见多识广”的人，经常会有小伙伴缠着我，问我看见狼和狐狸了吗？每每那时我都会不怀好意地乜斜着眼睛狠狠地瞪上几眼，因为我胆子特别小，每次进山都不敢离开大人左右，更不敢四处张望。
　　 留在记忆里最深的还是第一次进山的情景。我家西院的邻居家有两个比我年龄稍大几岁的哥俩，分别叫大胖，二胖。不知得了什么病，每天蜷缩在屋檐下，从不离家跟伙伴们玩耍。父亲让我管他们哥俩的父亲叫郭姥爷。一天早饭后，父亲让我跟着郭姥爷一起进山。父亲的决定兴奋得我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山里，满脑子里都是想象中的景像。那天是徒步去的，一路上我一直走在郭姥爷的前面。也不知用了多长时间，郭姥爷就把我领进了山中。沿着一条山谷一直往里面走，沟里泉水哗哗地流淌，沟两边树木茂盛，大多是山杏树，那年山杏结的特别多，满枝头的青杏快要成熟，已经不能吃了。郭姥爷说这条沟叫“水泉沟”，逆水行走，越往上走地势越险峻，树木越粗壮，郭姥爷指着一棵树说，这是桑树，树枝上结的果实叫“桑仁”，可以摘下紫色的吃。我举手勉强够着最低的桑树枝，从上面摘下几粒半白半紫的桑仁，（长到后才知道桑树的果实叫桑葚）放到嘴里，轻轻地咀嚼几下，味道酸甜。尤其是纯紫色的，软软的、甜甜的。郭姥爷说，再过一段时间，树上的桑仁就大部分熟了，哪会再带着我来采摘。郭姥爷不经意的许愿，那会儿成了我每天忘不掉的心事，每天看见郭姥爷老远就套近乎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