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真是苦中作乐啊！”我看着达老师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也受到了感染，高声说。
　　 达老师似乎又冷静了下来，抑扬顿挫地说：“我一直向省上和地区领导机关书面反应我的事情，希望组织出面，有个合理的解释，客观的结论，较为公正的待遇。但有的推诿，有的干脆爱搭不理。我的工资都被停了，四个孩子都要上学，妻子一个人的工资真是杯水车薪。我感到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偷偷跑到北京去告状，差点被看管我的民兵抓了个正着。我背着朝鲜战场上背下来的那个黄挎包，里面装着告状信，冒头上写的很清楚：‘国务院信访办’。如果被抓住，或许抓去坐牢，或许性命难保，都是说不清楚的事儿。”达老师又一次激情澎湃了，眼睛里似乎冒着泪花，仰面说。
　　 “这些人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了。”我攥紧了拳头，牙齿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
　　 “是啊，他们什么事儿都可以干，都敢干。说白了，有保护伞嘛，天不怕地不怕嘛。就是现在流行语说的，‘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不敢干的。’”达老师两手比比划划，义愤填膺说。
　　 “我走进国务院信访办，信访办领导看了我的状子后大发雷霆，当场表态。说什么，划右派这是五七年反右倾时候的事，你们粟州，难道不是共产党的天下？文革时期怎么还给人弄这个？这简直就是个奇葩！”
　　 “是啊！”我连忙赞同说。
　　 “就这样，我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老师，芝麻粒大点事儿，还要经过国务院信访办敦促，地方政府才慢腾腾予以纠正。一九七四年五月，我得以恢复正常工作。组织上征求意见时，我说，一中是我伤透了心的地方，我不愿意去了。我就到水滩中学去吧！那里是个小镇子，相对清静，我也好好读点书。”
　　 “哟，就这样你来到了水滩中学。”我重复道。
　　 “嗯嗯，这一晃又六年过去了。”达副校长捋了捋大背头，慨叹时光飞逝。
　　 不知不觉间，已经接近午时。我俩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看了看当空的太阳。太阳火辣辣照射下来，照到田野里高高低低的植物上，大片大片的绿色植物泛着白光。
　　 呼吸着万千植物释放出来的氧气，达老师似乎赏心悦目了不少。他很快从回忆中把思想的野马拉了回来，满脸堆笑，说：“粟州人讲究谝闲传呢，今天这闲传谝的，都快中午了，回吧，年轻人，或许家里人等急了。”
　　 “行，行。今天听了您的家史。您奋斗的一生对我启发教育很大。”我望着达老师，欣喜而敬佩道。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咱们是同事，再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我都年近半百了，该向年轻人学习的地方多的是，只怕精力一天不如一天了。”达老师豁达谦逊说。
　　 不一会。我和达老师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次年，达老师调入安定教育学院历史系任教。
　　 在送别的便宴上，达老师动情说：“我在粟州二十一年，也就是三个七年：一中七年，寨子七年，水滩又七年。这里成了我实际上的第二故乡。我感谢这里的父老乡亲，感谢这里的领导，感谢广大的教职员工。今后我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大家。”说到这里，他向参加便宴的代表深深鞠了一躬，眼睛里又流露出恋恋不舍的泪花。
　　 退休后，达大光回到了日思夜想的老家广东。
　　 今年七月七日，达大光在广东汕头家中安然仙逝。享年八十七岁。老伴儿，东北哈尔滨人，是个十分贤惠的老太太，先于达先生六十天去世。
　　 达大光与爱人有个生前约定，去世后变做一对大鱼，先入南海去黄冈老家，然后过海峡，经东海再去渤海访问爱人出生地。
　　 想必两位老寿星急于践约，已经一同畅游于海洋了。
　　 祝愿凤凰山下韩江江畔起航的这对恩爱了一辈子的老夫妇遨游顺风，心愿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