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毛泽东又在长沙都正街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该馆的负责人，主持馆内一切事务。图书馆的一楼为普通的阅览厅，二楼为秘密阅览室，藏有《西洋伦理学史》《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等书籍，以及《劳动界》《新青年》《新教育》《先驱》《赤光》《时事新报》等进步书刊。图书馆一时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拼命创办文化书社、自修大学和图书馆，是因为他想以这些地方作为更多青年人读书思索的地方，让更多人接受新思想，投身革命事业，所以，这是他推动革命事业的一个个富有战斗力的阵地。
　　 他因为尝到了思索运用《三国演义》的甜头，所以他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干工作要看《三国演义》”。受毛泽东的影响，在当时中共的高层领导圈内，许多领导也都爱上了《三国演义》。1942年，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不用再举例了，毛泽东思索而致用的读书功力，令人叹为观止。我们该做的是如何借鉴和学习他的宝贵经验。
　　
　　 四、口评而笔批地读书
　　 毛泽东对自己所读过的好书，喜欢与别人分享他的读书心得，也就是喜欢对别人发表自己的独到的评论。这既是一种读书的美德，更是一种读书功力的表现。
　　 毛泽东一生中读书无数，对所读过的书发表口头评点的恐怕也不计其数，没有人统计，也无法统计。
　　 毛泽东特别喜欢读古典名著。几乎每读一本，都要对别人口头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做到“古为今用，古为我用”。
　　 下面略举几例。
　　 《西游记》：要看“信仰”
　　 毛泽东有一次谈到《西游记》时说，要看到他们就有一个坚强的信仰。唐僧师徒一起上西天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了，终于克服了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这说明只要有信仰，朝着一个目标，团结奋斗，最后总会成功的。
　　 《三国演义》：要看“组织”
　　 对《三国演义》，毛泽东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曹操下江南，东吴谁当统帅成了问题，结果招了个“青年团员”周瑜，28岁当都督，大家不服，后来加以说服，还是由周瑜当，结果打了胜仗，这也是小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的好处。
　　 《红楼梦》：要看“政治”
　　 毛泽东说《红楼梦》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的情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封建社会的腐朽。
　　 毛泽东喜欢向别人推荐《红楼梦》。身边的工作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秘书、卫士、厨师、司机和保健医生等等，这些人的职业各异，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毛泽东除了要求他们加强学习外，无一例外都推荐他们看《红楼梦》。毛泽东常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既然有阅读能力，不可不读《红楼梦》，不读就不懂中国封建社会。读一遍也不行，最少看三遍，不看三遍没有发言权。”
　　 《水浒传》：要看“革命”
　　 毛泽东介绍《水浒》说，北宋政治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挑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就是一支农民革命军。
　　 《水浒传》：要看“策略”
　　 毛泽东读《水浒传》，不是泛泛而读。他每次阅读这部书，都善于对书中故事进行深度挖掘。《水浒传》第九回，有一段林冲在柴进家，与武术教师洪教头比武的描写。毛泽东读这段故事，从中悟出的道理非常深刻和独到。他以此启发党和军队的干部，亲切对他们说，你们看了《水浒传》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吗？要学会在斗争中，要讲究策略。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先进行战略退却，从退却中发现敌人的弱点，进而打败敌人。谁人不知，两个拳师对垒，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毛泽东的话，生动而又风趣，让干部和战士们一听就懂，并且容易记得住，使他们在战争实践中加以运用。
　　 《西厢记》：要看“慧明”
　　 毛泽东非常欣赏《西厢记》中的惠明。孙飞虎围困普济寺，张生要找人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可是无人肯去。于是开群众会议，这时惠明挺身而出，把信送去，搬来了救兵，解了围。他说，惠明见义勇为，勇敢胆大，是个坚定的人，希望中国多出点惠明。
　　 《资治通鉴》：不写“本朝”
　　 毛泽东曾经和护士孟锦云谈论过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巨著——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上记载了一个三岁小孩当皇帝的事，毛泽东笑着对孟锦云说：“你知道三岁小孩为什么当皇帝吗？”孟锦云摇摇头。毛主席幽默风趣地说：“皇帝是搞世袭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小再糊涂也能当皇帝。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是没有三岁的娃娃拉着车子满街跑，六岁也不行。”说得孟锦云笑起来了。
　　 孟锦云笑着问道：“《资治通鉴》为什么写到五代就没有往后写了呢？”
　　 毛泽东又幽默地笑着说：“五代之后就是宋朝嘛，《资治通鉴》是宋朝人司马光编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或叫不敢说。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由后一代人去写。”
　　 《打金枝》：要看“自我批评”
　　 毛泽东看了《打金枝》后，幽默风趣地说，郭子仪的儿子同皇帝女儿结亲以后，闹矛盾，郭子仪和皇帝各自批评了自己的孩子，解决得很好。这是说解决内部矛盾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他还说过郭子仪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当时有人告郭子仪有谋反之心，郭子仪听到后就把自己的门第敞开，任人参观。“门户洞开”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
　　 毛泽东读书，除了喜欢口头评点外，更多的是笔批，即在书报上或读书笔记本上动笔做批注，或做文章摘录，或写心得体会。
　　 毛泽东十分赞赏他的先生徐特立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读书法，他自己躬亲实践。从现存的毛泽东读过的大量书籍中，随处可见他圈圈点点，朱墨纷呈的笔迹。
　　 毛泽东在一师时积攒了许多读书笔记，后来送回韶山存放。1929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报和信札一起烧掉了。他幼年时的塾师冒险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幸存的这个笔记本，包括手抄的《离骚》《九歌》和70多页《讲堂录》，是毛泽东1913年10月至12月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
　　 又如他对《辩证唯物论教程》一书，批注的文字最多。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仅半年时间就用毛笔、红蓝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13000多字的批语，所有的批注文字都写的行草体，字迹俊逸清新，书写流畅，令人惊叹。大部分的批注都是阐述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以及对原著的引申和批判，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再如：1928年至1937年，李达撰写出版了42万字的《社会学大纲》，这是一部系统讲解唯物辩证法的书。李达给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寄了一本，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亮，把这本书整整看了10遍，并在书眉和空白处写下了1万多字的批注。1937年6月，李达收到毛泽东托人从延安捎来的信，信中称赞“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
　　 毛泽东的批注文字和读书心得是他严谨治学的有力证据。毛泽东在日常生活中喜欢谈论古人诗词，有些表面看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毛泽东却会十分认真对待。
　　 如有一次，他与刘少奇谈论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刘少奇读此诗后，认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毛泽东不以为然，他翻阅《全唐诗话》等书以后，于1958年2月致信刘少奇：
　　 “……他（贺知章）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在长安几十年，不可能没有家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可能摒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那样的高年老人，没有家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不能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充分证明。”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泽东治学多么严谨，他的评析可谓入木三分！
　　 毛泽东读书不但勤于动笔作批注，或做读书笔记，而且还勤于修改，使别人或自己的诗词文章臻于完善。
　　 古人说：“文好题一半。”标题是文章的眼睛。“眼目俱明，则全其人之相，足可坐窥万象。”（唐•贾岛《二南密旨•论题目所由》）毛泽东很讲究标题艺术，不仅他自己的文章拟题达到了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的“三性”境界，而且给别人修改标题，也独具慧眼，恰到好处。
　　 下面略举几例。
　　 一是化笼统为具体。如1948年9月，毛主席审阅新华社的一条新闻和一篇社论，新闻原题为《华北召开中等教育会议》，社论原题为《中等教育问题》。他看后指出“原题并无内容”，“不能引人注目”。亲自改为《华北中等教育会议决定改善中等教育的诸项制度》、《恢复和发展中等教育是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改后标题突出了主要内容，提供了重要信息，做到了准确贴切。
　　 二是化繁为简，形象醒目。1955年毛泽东亲自编《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对大部分的材料重新拟定了题目”，把一些原来“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简洁醒目。如有一篇材料原题是《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民主、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33字，毛泽东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只用了9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读者一看就有印象。又如，有一篇材料原题为《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的》，毛泽东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多么吸引人！“类似的情况还很多。”（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三是化平淡为新颖。如1953年到1964年，赵朴初用“曲”的形式先后写成《尼哭尼》（尼基塔赫鲁晓夫哭肯尼迪）、《尼又哭尼》（赫鲁晓夫哭尼赫鲁）、《尼自哭》（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看到赵朴初这套‘曲’后，大笔一挥，将题目改为《某公三哭》发表在报刊上。”（张英《说不尽的赵朴初》，《求实》1989.23期）这个题目绝妙、准确、贴切、简练、醒目、鲜明、新颖，全部具备，而且含羞、辛辣，意味隽永。
　　 毛主席对自己写的诗词，总要反复推敲修改，从不轻易定稿，一定要使之臻于妙境。
　　 如1923年写的《贺新郎》上阙末两句：“人有病，天知否？”原稿作“重感情，泪如雨”。下阙末四句：“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似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原稿为“我自愿为江海容，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坠，云横翥。”我们对比一下就知道，修改稿较原稿的意境“更上一层楼”。“重感情，泪如雨”写得平淡、直露，改为“人有病，天知否”这一问，声闻天外而有多么含蓄深沉，耐人玩味。下阙四句的修改更达到了“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境界。
　　 如《七律•送瘟神》其二第三、四句：“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作桥。”“随心”原作“无心”，“着意”原作“有意”，这里虽只一字之改，却使诗意诗情倍增！
　　 如《七律•登庐山》第三、四句：“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原作“冷眼向洋观世界，热肤吹汗洒江天。”显然有浮夸不实之嫌，改为“热风吹雨洒江天”后，则不仅描写符实，而且产生了象征、双关的意义，令人联想思索，臻于妙境了。
　　 又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下阙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原稿作“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显然，修改稿高屋建瓴、雄视宇宙，创造了海翻云腾、风荡雷激的何等气势磅礴、浩瀚雄壮的画面！
　　 还如1961年冬写的《卜算子•咏梅》第一节末句“犹有花枝俏”，曾作“独有花枝俏”；第二节第一句“俏也不争春”曾作“梅亦不争春”；第四句“她在丛中笑”，曾作“她在旁边笑”。这些句子只一二字之改，却有一字千金的作用，使词的意境大为生色，令人过目不忘。
　　 以上仅举数例，可见毛泽东的阅读修改功力过人。
　　 综上所述，毛泽东很早就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有胆识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刻苦用功、好学深思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从小就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不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的革命家。今天，他又成为中国一面映照历史岁月的镜子，一座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一种给人们带来多种启示的精神力量。他的科学的读书功力，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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