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品社会中，企业的竟争使同类产品名类繁多、丰富多彩。于是哪家吆喝得声音最高，哪家的产品就销售得最好。这就产生了专门为企业吆喝的行业——广告商。在电视出现并占据人们多半娱乐时间的现代社会中，广告商当然最青睐电视，于是电视媒体应运而生。而且越来越牛。
　　 在世界各国的电视媒体中，中国的电视，特别是央视媒体最牛，因为它覆盖的人群最多。因而央视的广告费也最高，虽然以六千八百万元拿下央视黄金时段15秒的孔府宴酒已经成为历史，但现在央视媒体的广告费还不是一般企业所能承受的。
　　 所以，对于栾川这个山区穷县来说，将旅游广告做到央视媒体，在栾川旅游的发展初期不亚于天方夜谭！
　　 其实，在第一波“栾川模式”的浪潮刚开始的时候，栾川旅游人并没有想到，他们的举动会吸引媒体人的眼球。用孙小峰的话说叫“意外收获”：出发前策划活动的时候，还专门安排了到目的地城市后请媒体的角色。但是当地的领导听说栾川县的非旅游系统的领导也出来搞旅游促销，就主动联系当地的主流媒体来参加栾川县的推介会。这些媒体人到会之后，也觉得新颖，是个新闻的料，于是不用我们求他们，人家就自己来报道宣传栾川旅游了。
　　 这是个连锁效应：没有到会的媒体知道后，不仅也加入到了宣传栾川旅游的行列，有的还与主流媒体一起随踩线团来到栾川深度报道栾川旅游；当地媒体的宣传还起到了预热市场的作用。当踩线老总回到所在城市后，在各种媒体打广告组团的时候，早已通过媒体了解了栾川景区的市民们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团。栾川这才有了后来的“人流如潮”。
　　 2017年的高速免费活动一经披露，便引起了各级媒体的广泛报道。特别是网络媒体，一天上万条的信息充斥网络。2018年高速免费其间，央视三家主流媒体连续报道——在“栾川模式”相隔十年的先后两次浪潮中，虽然背景、地点、时间与主创人物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活动对于媒体的吸引力是相同的。
　　 十年前，别说是央视媒体，即使你请一帮子省市级媒体来报道某个县的旅游活动，可不是一邀请人家都会来的。即使看着领导或朋友的面子来了，也是“有偿”的，天下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除非记者们觉得这个活动极有新闻价值，有吸引大众眼球的“引爆点”。
　　 而栾川模式中的活动大多大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如老外做形象大使的郑州推介会，如巨人营销的辽宁推介会，如鸡冠的一吻千年，如老君山的老子圣火传递活动，如伏牛山滑雪场的郑州绿城造雪。
　　 在这些营销活动中，均达到了一个目的：没有花费宣传代价或花极小的代价，达到了媒体扎堆宣传报道的良好效果。
　　 ——不同点
　　 背景不同
　　 十几年前“栾川模式”初创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仅仅运行了二十多年，城市居民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人们的生活还不富裕。家用轿车尚未普及。大家省内出游也大多选择在当地旅行社报团。
　　 另一方面，栾川的旅游景区也刚刚起步。鸡冠洞、重渡沟、龙峪湾、老君山这些被称为“栾川四大景区”的知名景区，还都是集体或国家所有。建设资金缺乏，宣传投入不足是它们的通病。因此，景区设施跟不上，食宿条件既简陋又不完善。重渡沟在2004年改制后，情况好转了；龙峪湾和老君山还是老样子。老君山虽被县域业界公认为应该成为龙头景区，但“龙头”一直抬不起来。后来由韦氏三兄弟开发的养子沟虽然也声名鹊起，但终久资金不足，设施也一直处于一般化水平。
　　 旅游群体与栾川旅游产品的低水平状态，注定了在“栾川模式”一开始必然要以能够吸引旅行社团的营销活动为主。
　　 然而高速免费活动时，上述两方的背景都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旅游人群的成份发生了变化。在中国人民充分享受到了四十年改革的红利之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不仅住房改善明显，家庭轿车已经普及。
　　 其次是栾川的旅游景区经过改制之后，活力大增。栾川县的矿业大亨们进入旅游行业后，都将矿山产生的利润大把投向旅游，从景区基本设施的大幅度提升，到景区营销费用的大量增加，从家庭宾馆等硬件建设的投入到景区创A软件的投入，动辙上亿！不仅各个景区的基础设施都大大改善，还连创了2个国家5A，6个4A，还陆续出现了31个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景区点——栾川的旅游产品也早已今非昔比。游客市场消费层次的提高与景区产品质量的提升势必引起栾川旅游需求量的变化。
　　 游客层次不同
　　 由于两次高潮出现的背景不同，就出现了游客层次的不同：在栾川模式初期，随旅行社团来栾的观光游客占全部游客的80％强，自驾车的游客仅占20％弱。在消费上，以食宿总计每人每一天20元的标准为多数，甚至还有自己带着方便面连农家饭也不吃的“垃圾团队”——因为这样的团到景区后贡献的只有垃圾，所以景区的家庭宾馆对他们这样称呼——虽然低消费群体带来的效益有限，但他们所引起的“人气”作用和哄动效应还是有的。
　　 但在栾川模式的“高速免费”活动时期，游客的成份发生了重大逆转。自驾游的客人占了全部游客比例的70％，有的景区，如老君山甚至超出了这个比例。从消费水平上看，根据2017年的统计数据，老君山每一个进入景区的游客平均消费为286元，超出了十二年前的68元的三倍还多。像重渡沟、养子沟这类以农家宾馆为主要特色的景区点，仅住宿费一项就由十二年前的10左右，达到了60元到100元，即提高了6到10倍。
　　 撬动媒体的级别不同
　　 栾川模式的初级阶段，所吸引的媒体以平面媒体为主，也有一些电视媒体。网络媒体尚不发达。而在“高速免费活动”阶段则是以网络媒体为主，甚至还吸引了央视主流媒体多次报道。
　　 与平面媒体比较起来，网络媒体的传播更快，也更便捷，而央视媒体覆盖面大。这就使“栾川模式”的第二波浪潮来的范围更广泛，速度更快，势头更猛烈。
　　 所收到的效益不同
　　 在“栾川模式”的初创期，栾川县各个旅游景区每年的收入也是较低水平的：在当时的16个景区中，收入最多的重渡沟和鸡冠洞景区年收入都在几百万元，直到2006年也不过在1000万元左右。老君山更少，除去上山交通的公路和山东索道收入，门票收入只有不到100万元。而像通天峡、蝴蝶谷、这些小微景区每年的综合收入，大约在50万元左右。
　　 而在2018年高速免费活动的32天里，根据栾川县旅游工作委员会的统计，九大景区的旅游收入为8517万元：老君山3004万元，鸡冠洞1349万元，重渡沟2447万元，龙峪湾535万元，养子沟176万元，抱犊寨106万元，天河大峡谷292万元，东北虎园131万元，滑雪场128万元。
　　 从以上的统计可以看出来，即使收入最少的滑雪场一个月的收入，也超过了“栾川模式初期”四大景区之一的老君山一年的收入！
　　 从乡村旅游点的收入中更可以看出这一点：根据栾川县旅游工作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在2018年高速免费活动的32天中，庙子庄子村接待游客66400人次，旅游收入684.35万元；陶湾镇协新村接待游客47505人次，旅游收入336.13万元；栾川乡双堂村接待游客35820人次，旅游收入216.8万元；叫河镇叫河村接待游客30854人次，旅游收入171.52万元；栾川乡寨沟村接待游客28661人次，旅游收入229.28万元；陶湾镇红庙村接待人次26543人次，旅游收入185.81万元；三川镇大红村25128人次，旅游收入375.26万元；陶湾镇西沟村24865人次，旅游收入170.23万元；三川镇火神庙村接待游客24731人次，旅游收入369.78万元；叫河镇黎明村接待游客23684人次，旅游收入143.41万元；陶湾镇唐家庄村接待游客21636人次，旅游收入151.45万元；栾川乡七里坪社区接待游客20702人次，旅游收入178.09万元；三川镇祖师庙村接待游客17264人次，旅游收入249.57万元；叫河镇桦树坪村接待游客10429人次，旅游收入52.71万元；三川镇小红村接待游客9393人次，旅游收入139.94万元；石庙镇观星村接待游客8912人次，旅游收入67.38万元；城关镇大南沟社区接待游客7567人次，旅游收入75.68万元；潭头镇石门村接待游客5440人次，旅游收入17.1万元；重渡沟管委会仓房村接待游客5059人次，旅游收入84.53万元；重渡沟北乡村接待游客4765人次，旅游收入100.14万元；秋扒乡小河村接待游客4725人，旅游收入8.82万元；庙子镇蒿坪村接待游客4530人次，旅游收入31.17万元；庙子镇卡房村接待游客3194人次，旅游收入25.61万元；狮子庙镇朱家坪村接待游客2922人次，旅游收入15.93万元；石庙镇龙潭村接待游客2619人次，旅游收入26.21万元；秋扒乡鸭石村接待游客2475人次，旅游收入15.45万元；重渡沟街上村接待游客1993人次，旅游收入37.24万元；合峪镇杨山村接待游客1071人次，旅游收入12.08万元；潭头镇拨云岭村接待游客719人次，旅游收入2.5万元。
　　 美丽乡村旅游点总收入为6967万元。除了旅游景点和美丽乡村的收入外，在高速免费期间，旅游交通（出租车和加油站）收入2336万元；宾馆业收入4981万元；餐饮业收入4971万元；旅游购物收入8692万元；旅游娱乐收入5118万元。全县旅游直接收入为4.16亿元。
　　
　　 第五节“栾川模式”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产物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
　　 “栾川模式”的产生，固然是由当时栾川整体经济形势不好而又必须发展旅游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但如果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则其做法与我党发展历史中的某些重要经验十分相似，应当说“栾川模式”中的主要做法，继承了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甚至到了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的一贯做法。因此“栾川模式”能够取得巨大成功也是历史的必须。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是我党的制胜法宝之一
　　 “游击战”“围点打援”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是我党战争史上的三个制胜法宝。
　　 游击战法主要用于抗日战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法主要用于解放战争，而“围点打援”贯穿于我与敌人作战的全部战史中。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是我党扭转战局，战胜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关键战役，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典型战例。
　　 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1月2日结束，历时52天。东北人民解放军投入总兵力：野战部队70万人，地方部队30多万人，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人。
　　 平津战役，从1948年11月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集中了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共100万大军，消灭了国民党军13个军50个师共计52.1万人；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的最后的一个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连云港），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性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开始，1949年1月10日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中了60万正规军，动员40万民兵参加共100万人，敌方徐州剿匪总部司令刘峙指挥的国民党22个军部，56个师及一个绥靖区共80万人，结果55.5万人被消灭或者被改编。
　　 如果没有在四个月内三次分别集中100万人参加的大战役，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不会发生逆转，中国的新民主义革命就不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解放战争中的这三大战役，体现了我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威力！
　　 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国民败退台湾时将国库金银席卷一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财政十分困难，而社会经济长期受到战争破坏，老百姓手中更是无隔夜之粮。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我党采取了互助组、合作社的办法，渡过了难关，在搞较大型的水利设施建设时，还是采于“大兵团”作战的方法，集中一个地区或多个地区的人力财力共同搞一个大工程，从而做成了很多原来不敢想的事情，比如嵩县的陆浑水库，当时就是调动了伊川、嵩县、栾川三个县的农民义务出工建成，而当时一些县级或乡级的水利工程这样搞的更是比比皆是——如果不这样搞，很难想象，这些大工程会怎样完成！
　　 后来在修建公路上也一直在采用这种办法，开始叫“民工建勤”，后来叫“以工代赈”——其实这也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之一。这种民工建勤的做法直到2003年才被国务院叫停。而叫停的原因并不是说这种方法不对，而是因为不能再无偿调用农民出工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干成了很多大事，干成了很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办不成的大事，修高铁、造航母、太空漫步。这其实也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传统在新时代的继续。栾川在发展旅游的进程中，也正是运用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方法，创造了举世睹目的“栾川模式”。
　　 （编者注：百度检索为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