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作家皆贤者，多烈士
　　 作家从事文学，即意味着向真、向善、向美，向人间的所有假丑恶开战，朝着人类社会和时代文化文明之发展挺进，也即意味着献身。这是一桩前多古人、后有来者的永恒事业，贤者的事业，伟大的事业，神圣的事业。为了美文学，一代又一代人间精英身体力行，慷慨以赴，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乃至生命，动天地而泣鬼神，风范人间，永垂青史。
　　 作家皆贤者。《诗经》作者是贤者，先秦诸子乃大贤者，汉赋作家大多当朝者溢美之辞也不乏个人真知灼见也然贤者，魏晋清流无疑贤者，唐诗人视野民间反映大众疾苦与封建权贵划清界限或转至寄情山水或深山采药不失贤者，宋词人忠贞爱国心系百姓是贤者，元曲、明清小说大多为人民群众和公平正义鼓与呼作家贤者，现、当代作家哪一位不是贤者？作家无不贤者。否则，进不了文学的大门。（当然也不乏个案特例，见笔者另文申述）也许上古百家争鸣、中近文学论争、晚近艺术流派纷呈，或具体某作家间创作理论原则方法诸方面出现严重分歧甚或势不两立局面，兹庶几也和贤与不贤无涉，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即人类的繁荣和更加美好而努力。这种努力是不计代价的，哪怕是付出自己的全部，甚至是走近舍身向死的地步。
　　 如所周知。屈原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贞理想怀沙自沉，秦始皇焚书坑儒屠戮作家无以数计，建安子刘桢“松柏有本性”，因平视贵妃不肯低头而遭罚罪。岳飞“笑谈饥餐胡虏肉”抗金报国无门受奸人谗害血洒临安风波亭，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扶大厦之将倾，英雄末路，殉身北国。桐城派创始人之一戴名世“益矢殚厥忠诚，已报国家”却因《南山集》案被凌迟处死。明方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有“小韩愈”之称，因拒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而受戮。“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著《仁学》《莽苍苍斋诗》，剑胆琴心，气猛志锐，“去留肝胆两昆仑”。“貂裘换酒亦堪豪”，巾帼英雄秋瑾慷慨就义古轩亭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五烈士以鲜血为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写了第一篇文章”（鲁迅），《可爱的中国》《清贫》作者方志敏与反动派作斗争在南昌英勇就义。《人间词话》作者、近代大儒王国维称“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却自沉颐和园之昆明湖。台湾女作家三毛自杀，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自杀，当代青年诗人海子卧轨，顾城吊颈。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高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英勇献身在为自由而战的沙场上；英诗人拜伦变卖了自己的庄园购置战舰去支援希腊人民的独立战争，染病死于途中；呼唤革命风暴的雪莱葬身于地中海的惊涛骇浪里……
　　 古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羲之）然古今中外无数著名作家先后遇难，噩耗比比，殊呜呼哀也！他们或自戕，或受戮，去因各别，种种情状，但无不令人捶足顿胸，扼腕恨憾。作家作为传统知识分子之重要一翼，毕生追求真理和正义，大气磅礴，忧国忧民，热情似火。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特别是战争非常年代，他们见义勇为，赴汤蹈火，上演出一幕幕震撼人心的英雄悲剧，其勇毅、其刚烈、其悲壮映红了人寰，烛照着丹青。或者，在通常环境平素生活日子里，作家或出于理想追求受阻或个人思想感情问题等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导致选择弃世，他们的死虽没有革命烈士那样壮烈，但也以不同方式体现了“不失赤子之心”的作家本色，一样让人嗟讶欷歔，深深恸惜。
　　 百度释，在中国历史上贤者为贤明有才德的人，在欧洲被视为智慧的象征。现代贤者也可以定义为百姓服务，贡献多少没关系，而主要在于用心奉献。如是说来，作家贤者，岂不正是如此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至于那些为了人类社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而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皆人中豪杰、伟哉烈士者，他们用自己殷红的热血浇铸成人生永恒的丰碑，历史将铭记，值得人们至虔至诚顶礼膜拜，鲜花永祀，千秋祭奠。
　　
　　 五、作家的前瞻性
　　 古希腊曾视诗人为“预言者”，此言不虚。作家以其惊人的观察透视能力、强大的思维审问能力，对大千世界社会人生事物作出判断，直令人叹为观止。大家耳熟能详的影片《泰坦尼克号》风靡环球，饮誉世界拥趸无数。时间背景是1898年，内容为美国作家摩根.罗勃荪笔下《海难》小说虚构的文学故事。说也奇怪，此小说中故事后来竟变成真事并全部付诸海上实践。14年后，即1912年4月14日夜，英国皇家银星轮船公司超豪华型客轮“泰坦尼”号满载名流巨贾旅客首航，由昆斯敦驶往纽约的途中，在大西洋浅滩附近与冰山相撞而沉没。乘客死亡惨重，流血漂橹。船的大小、船上救生设备、出事地点、死难情形与前者如出一辙，两船都曾自诩“永不沉没”，即小说的现实写照。无独有偶。1995年，日本东京惊爆地铁毒气杀人事件，这与4年前英国侦探小说作家乔顿·托马斯小说《死亡香水》的情景如出一辙，其作案地点、使用毒气种类、毒气搁置方式和包装方法都完全相同。美国《拜沃特——创造太平洋战争的人》一书，该书对小说作者创造太平洋战争的《太平洋战争》予以充分肯定，斯陀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诅咒奴隶制度被美国总统林肯称之为“引起一场战争的小妇人”。
　　 我国唐·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社会科学预言，宋·沈括《梦溪笔谈》中对于石油的预言，至于辛弃疾“可怜今夜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对自然科学未来发见的预言，现代浪漫诗人徐志摩的《感时》“不得自由毋宁死/死死死”、《吊刘叔和》“近年来我已经见惯了死，我再也不觉得它的可怕，可怕的是这烦嚣的尘世”、《悼沈叔薇》“脱离了现象的世界……我们不能轻易的断定那一边没有阳光与人情的慰藉”关于死的预言，当代郭小川《秋歌二首》中“未来/我会化烟”的预言，等等。贺贻孙《诗筏》载，晚唐卢延让诗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句，蜀主建偶于冬夜命宫女烧栗，有数栗爆出烧绣褥；时建方作丹，是夜宫猫相戏，误触鼎翻，念卢氏句，建蘧然曰：“诗人信无虚境，卢延让曾预言之矣。”次日即拜卢氏为工部。这位“卢工部”几是与“杜工部”齐名，岂非阴阳差错？此，权作笑谈。
　　 作家乃智者、哲者，他们以自己超人的智慧与哲思对自然现象、人类社会现实世界作出超乎常人的预测和判断，进行科学性前瞻，并将这种预测与前瞻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此正是诗文学的使命所在、价值所在、意义所在。只是，这种预测与前瞻或称“预言”很少很少为人们所服膺与认可罢了，否则诗幸甚，时代幸甚，人类幸甚！
　　
　　 六、作家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及其敏锐的历史感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代文坛西部文学霍然崛起，赓即引起全国文学乃至艺术界东西南北中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审美逐鹿，西部文学东渐。其声势之隆，影响之大、之深远，至今回顾起来仍不免令人瞠目咋舌。当是时，继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路遥的《人生》推出之后，由《当代文艺思潮》组织发起的“西部文学笔谈”为倡导，真正自觉的西部文学工程基础建设旋即进入当代文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郑义的《老井》《远村》，张宇的《活鬼》、张锐的《盗马贼的故事》、邵振国的《麦客》、王家达的《清凌凌的黄河水》、李本深的《古尔特的精灵》、魏志远的《麦尔冬草原》、李镜的《明天，还有一个太阳》……一大批以西部为题材而首先以西部精神为题材的作品先后爆炸开来，林林总总，纷纭拿斗，大有开一代文气之先的慷慨。西部文学是以充分展示大西部黄土高原古朴、雄浑、粗犷之大自然和人性美及强烈的历史感觉为基本审美特征的，代表作家有张贤亮的《绿化树》《肖尔布拉克》，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随着《红高粱》《古船》《五色土》《野店》《井》《神鞭》《树王》《小鲍庄》《洛达镇》《大林蟒》《木樨地》等地域民俗风情文化作品之颖出，并马原、晓剑、艾煊、汪曾祺、刘绍棠、古华、王兆军、周梅森、李奎武、包立伟、彭见明、叶蔚林、陶正、张曼菱、韩少功、莫言、朱晓平、李宽定、张炜、洪峰、聂鑫森、陈世旭、邓友梅、谭甫成、陈洁、陆星儿、赵本夫、陈村、程乃珊、孔捷生、乌热尔图、林元春、白雪林、贺彤彬、有景宜、孙健忠、蔡测海等作家作品的出现，西部文学的风水旋即为偌大中华东西南北中的有识之士所青睐，大西南的扎西达娃、马原、晓剑、何士光，东南沿海的孔捷生、陆文夫、艾煊、王兆军，东北的郑万隆、张抗抗、邓刚、张曼菱，以及冯骥才、刘心武、阿城的“京畿”，王安忆、陈村、程乃珊的“沪派”，“鲁艺”“军艺”两大学院派，李杭育的“葛川江”文化，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加之各外省众山头的散兵游勇，西部文学东渐已成必然进而顿呈一泻千里之势。1985年末一86年初以降，一个以当代生活为基点以历史作参照系的“西部文学——寻根文学”东渐文学大潮忽喇喇漫卷开来，未可阻遏，蔚为大观……
　　 这就是当代文学研究者所谓的“八五新潮”，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逻辑重音。马列主义文论认为：文学乃时代的书记；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人就是国家，就是社会。作家创作无论如何都逃不出时代社会的如来佛掌，这就是文学的宿命，也是作家们引以之为自豪的伟大的荣光。
　　
　　 七、批评家也是作家
　　 批评家通过自己的批评作品指导作家创作，廓清创作理论实践上的谜团，为作家创作指明方向。批评家坚守文学批评理论原则，并根据时代运动走向和作家创作实际及时作权威性的客观科学评骘，以确保文学创作在正常健康的轨道上运行。本世纪前不久的那一场文学界大讨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其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当代文坛出现“玩文学”，有人担忧文学的使命感“淡化”并提出“危机说”，著名文学批评家朱大可则直言现在的文坛已经“空心化”了，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场”。文化学者、出版界知名人士叶匡政的看法似乎更尖锐，坚称：“文学死了！”“大部分作家在说废话。”正鉴于此，《上海文学》发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对当代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若干问题进行批评，接着《读书》《东方》《十月》《光明日报》等文化传媒相继参与讨论，文汇报以《人文精神和文人操守》为题组织当代著名文艺家、文艺批评家展开座谈，针对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丢失，流入庸俗社会学审美观照乃至时下低俗负面社会现象的描写和展示，忘记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任务、原则，及其审美立场，就此展开讨论。不少知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作面对面艺术切磋和思想交流，其间“二王之争”（王蒙与王彬彬）和“二张共鸣”（张承志和张炜）殊令人瞩目，批评与反批评开展得十分激烈。在讨论中绝大多数业内同仁坚持认为文学即人学、文学乃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是指引国民前途的灯火，人世间不能没有文学。再一次强调了文学的初心及其新时期人民作家的时代责任和神圣使命，于是提出了重新审视作家并发现和培养及做真正的作家之说，其态度之严肃、气氛之热烈、阵容之宏大，给整个文坛带来极大震撼，被写入当代文学史，不失为当代文坛的经典盛事。
　　 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和指导性及其文学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为繁荣、激励当代文学批评事业，《当代作家评论》等曾于本世纪初组织“作家评选批评家”的中国第一届当代文学批评家奖评选。著名作家莫言、贾平凹、舒婷、范小青、苏童、阿来、李洱、韩作荣、程永新等，以及《作家》《收获》《人民文学》等刊物的代表担任评委，评选出南帆、陈思和、王尧、孙郁、洪治纲、谢有顺、陈晓明、蔡翔、张学昕、张新颖、吴俊、郜元宝等12位文学批评家。大家一致表示，文学界需要一批为纯正的艺术而写作的作家、批评家，一大批离功利远、离良知近的作家，批评家是整个文坛健康运行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和希望所在。
　　 与此形成有趣映照的是，于如上大讨论、座谈会结束不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朱大可等撰著的《十作家批判书》，将钱钟书、余秋雨、王蒙等著名作家拉下神坛，同样在文学界引起极大震动。该书提出“伪文学”概念，并称兼有“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糟蹋方块文字以及民族的想象力之嫌疑。这在当时的文学界产生强烈反响，出现了一些较为激烈的言辞——这种现象极为正常。一般说来，批评家比起作家往往占有更强一些的理性思维优势，具有更大的前瞻性，在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宏观把握方面尤胜一筹，也因此而常常为作家和读者所不愿接受而表示难于理解，甚或产生误解和不乏微词以至发难。因此，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在他的《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主潮》一书中就曾经无奈地表示：“群众喜欢距离他们廿步的领袖，倘若你距离他一千步，他们就会看不见，这时任何一个文坛海盗只要愿意就可以向他开枪而不会受到惩罚。”金没足赤，诗无达诂。作家受到批评和反批评、作品被误读都可以理解，反之对于批评家也一样。文学就是在这样的黄道中攀援上升，并在如此多元互动间逐步走向成熟，并向前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