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广臣老师心底无私，厚德载物，用生命的烛光照亮了妫川文学，使得乔雨、华夏、远山、久忠等延庆籍作家走出延庆，在京城赢得一方天地。如今，孟老师辞世已经三年，延庆作协正常运转，妫川文学基金悄然成立，青年作家林遥、梁小兰厚积薄发，脱颖而出，足可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五十岁以前，我的阅读量不大，但读过的一些书令我受益匪浅。走上文学写作的最初八年，我以读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为主，印象深刻的长篇小说有王朔的《一点正经没有》、李锐的《无风之树》、洪峰的《东八时区》、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刘恒的《虚证》《苍河白日梦》、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安忆的《长恨歌》等，而中短篇小说的阅读则集中于苏童、余华、格非、阎连科、刘震云、王朔、阿城、毕飞宇、迟子建、周梅森等作家，阅读渠道首推《小说月报》和《收获》杂志，间或也有《花城》《十月》《大家》和《小说选刊》。后来增加了《北京文学》。那些期刊上的作品带我步入写作之路，我就像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在这个世界上发出了最初的声音。那声音是幼稚的，不清晰和不完整的，也是不自觉的。
　　 那些年我几乎不读外国小说，卡夫卡的3卷本文集从王府井书店买回来后，只看了两三篇就束之高阁；《百年孤独》《飘》《修道院纪事》《性的人》倒是那时候读的，但是浮躁的心总是无法进入小说的氛围，也无法领略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思想内核。那段时间，我还读过一些国外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来自《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和《世界著名短篇小说精选》，给予我一些文学上的教益。
　　 从2000年进入“雕办”（夏都雕塑公园建设办公室的简称）和“狂办”（首届延庆冰雪狂欢节办公室的简称），我的阅读和写作生活被打乱，读小说写小说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2002年夏天到2007年2月，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期间，阅读只是读报，写作只是新闻，文学的梦想跟不上我下乡采访的脚步，或者间或跟上，又被我陪记者的汗水和酒精泡得酥软。2007年2月，我调到《延庆报》社工作，虽然工作忙碌，但是工作性质单一，工作较有规律，阅读和写作得以重新实现。从那时到2016年2月，九年间我读了一些小说，至今想起竟觉吃力，只记得看了《红楼梦》《癌症楼》《静静的顿河》和一批中短篇小说。读《红楼梦》时的感受是：果然好，不愧是文学经典，但是不敢学，学不来。《癌症楼》令我眼前一亮，其情节、场景和小说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其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主旨，令我耳目大开，仿佛听到前苏联专制政体所导致的生命个体为反抗压制所发出的呐喊，看到该体制崩溃前行将破碎的幻象和泡影。我一度把作者索尔仁尼琴奉若神明。伟大的俄罗斯作家绝不止他一个。肖洛霍夫才华横溢，视野开阔，受到斯大林的推崇和警惕并非偶然，他的《静静的顿河》蕴藏着巨大玄机，它让我想起《乌合之众》作者古斯塔夫·勒庞的那句话：我们可以把看得见的现象比喻成海浪，而这些海浪就是海底深处我们未知事物在海面上的表现。
　　 那九年，我写了五部中篇小说，其中三部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编辑部的事故》《竞聘》《虎爷》），写了三四个短篇小说，感觉不满意，没给任何杂志投寄。期间我还给一部长篇小说开了头，大概写了四万字，无疾而终；另一部长篇小说写了十万字，受到一位挚友的诟病，立刻收手，就此搁置。
　　 在宣传部的五年和报社的九年，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也是一个作家最能出作品的时候，但是我没有抓住机会。不知所以的忙碌让我的阅读和写作荒废了前五年，而浮躁、贪玩让我心神不定，酒场和球场又浪费了大量时间，后九年虽有所好转，但也没好到哪儿去。
　　 后来认识沈念和张楚才知道，人家一个在《岳阳日报》工作，一个在税务局党办写了多年材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写出好散文、好小说来。看来，关键原因还在自己，一个是对文学的爱不够深沉，一个是自我控制能力差，如果再有一个，就是缺乏破釜沉舟的勇气，不敢跟不喜欢的生活决裂。敢于决裂的是双雪涛，他的勇气和才华使他走到了今天。
　　 2016年2月，我调到延庆区文联工作，二十六岁的愿望四十六岁实现，梦想终于照进现实。
　　 我的阅读速度进入2.0时代，是在2016年以后，基本做到日均读书两小时。只是读书速度慢，好小说舍不得错过一字，看不下去的也不肯囫囵吞枣，因而影响了阅读量。这期间读到的书以外国文学为主，有科尔姆·托宾的《大师》，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夏目漱石的《心》，韩江的《素食主义者》，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萨曼·鲁西迪的《午夜之子》，库切的《耻》，朱利安·巴恩斯的《时间的噪音》，石黑一雄的《浮世画家》《被掩埋的巨人》，高行健的《灵山》，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奈保尔的《通灵按摩师》，加缪的《鼠疫》《局外人》，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分成两半的子爵》《不存在的骑士》《寒冬夜行人》《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其中，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午夜之子》，个人最喜欢的是《时间的噪音》，阅读最轻松的是《耻》，最没看懂的是《撒旦探戈》。我最钟情并推崇的作家是卡尔维诺。可以说，我对卡尔维诺的喜爱到了崇拜的地步，他的百科全书似的写作令人惊叹，他小说中的童话意蕴、隐喻诗学、轻逸美学和晶体哲思，让我看到世界文学的一座高峰。我深深知道，对卡尔维诺的阅读和学习是无止境的。
　　 我过去四年的阅读以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为主，这当然得益于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习。师友们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偏爱是有道理的，他们的判断是准确的，这无疑加深了我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和认知。十九世纪的外国小说，我只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自然是惊叹不已；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白夜》，同样受益匪浅。期间，读不下去的书也有，包括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狄更斯的《雾都孤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遗弃和被侮辱的》，一度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现在看来，对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影响较大的小说应该是《癌症楼》和《时间的噪音》，一个专制政权对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艺术家的迫害是疯狂的，不计代价的。索尔仁尼琴和朱利安·巴恩斯对世界的观察非常敏锐，他们的艺术方法含蓄、留有余地，他们的批判精神和悲悯情怀值得所有作家学习。
　　 除去文学作品，这两年我还读到一些历史、文化、哲学方面的书籍，比如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坦率地说，这几本书我并没有读完，我知道放弃阅读是绝对错误的。把它们放回书柜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我知道我随时会把它们请出来。为着写作上的需要，我还读了《斯大林传》《蒋介石传》《林徽因传》《抗日民族英雄白乙化》，我对斯大林和蒋介石这两位历史上被称为“领袖”的人物保持审慎态度，他们都是具有帝王思想的“枭雄”而已。这样的人我们并不陌生。不同的是，后者有一定的宗教意识和自省意识，但是权力的欲望仍然使他迷失在历史的尘埃中。2018年，我还读到了《庐山会议实录》，我必须承认这本书对我的历史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今，这本书在书店里不常见，但是每一位爱国者都应该找来读一读。
　　 最近五年我读到的当代作家的小说不多，但是篇篇精彩，印象深刻，包括阎连科老师的《速求共眠》《四书》，徐则臣的《北上》，李洱的《应物兄》，杜光辉的《大车帮》，李佩甫的《生命册》，方方的《土埋》，浦歌的《一嘴泥土》。盛可以的《野蛮生长》写得极好，我先后买下二十多本送给朋友；她的《道德颂》是另一种好，剖析男女情感的笔触就像手术刀，一如既往的冷峻到了“狠”的地步。《道德颂》里的语言准确、形象、生动，比喻句一个接着一个，让人自叹弗如，也回味无穷。她的《锦灰》在台湾出版，具有象征意义，我们不大容易看得到。杜光辉的《大车帮》是一部没有受到评论界重视的作品，他的传统式写法不该成为这部小说受到轻视的理由，我在读完这部长篇后发了朋友圈：看完这本书，我不知道怎么写小说了。杜先生对文学是虔敬的，他在六年间改稿十八次，洋洋七十万字只取一半，减法和留白做到了家，值得我等学习。我们可以允许没有情节的小说存在，但是不能因此走向极端，对“讲故事”的小说抱有成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车帮》没有获奖，是一种被亏欠的艺术。
　　 《大车帮》出版于2012年，而我阅读它的时间是2019年岁末，这是迟到的阅读。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生命册》上。这部小说摘得茅奖后，我就买回家里，但不知为什么，它在书柜里沉睡了近五年。李佩甫先生是睿智的、不动声色的，他的这部小说充满历史感，对乡村人物和都市人群的行为有准确的抓取和把握，对人心人性有深刻的洞察，写出了升级版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拙作《白乙化》没有获得方志敏文学奖，我无话可说。
　　 这些年我阅读的诗歌作品很少，仅限于北岛的《城门开》、欧阳江河的《江南引》、沈浩波的《命令你沉默》。《江南引》里的《手枪》我喜欢，第一段几乎能背下来。2022年我读杨庆祥老师的诗集《世界等于零》，《哀歌》中那句“你管不住月光的普遍性，这是伟大的真理”，令我热血沸腾。
　　 除了读书，这些年我还看了一些国外电影，《血战钢锯岭》《钢琴师》《三块广告牌》《调音师》《绿皮书》，等等。这些影片令我大饱眼福，脑洞大开，对我的小说写作有所裨益。当然，也看了国产电影《活着》，它对我的震撼是炸裂性的、摧毁性的，它令我辛酸、流泪、唏嘘、感慨、惆怅，几乎颠覆了我早年懵懂形成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五十岁到了，我开始回忆了。以前曾羡慕那些写散文回忆过去的朋友，总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写的，没什么可回忆的，甚至怀疑回忆是年岁大了的表现。现在好了，我也开始回忆了，而且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就有无数片浪花涌动出来。所以，写着写着，就给这篇文章起了个别名——《五十岁喋喋不休》。也许它比《追忆旧时光》更贴切。
　　 身边真有那样的人，喜欢讲话，每天都讲，每一刻都讲，只要有足够的听众和场合。他们喋喋不休，引经据典，时刻说着正确的废话，让人听着痛苦，身心不适。
　　 身边也有那样的人，话并不多，不一定每刻都讲，但是话里有话，讲的话值得琢磨，哪怕不是真理，也讲得别开生面，让人耳目一新。
　　 如果让我选，我宁愿喜欢第二种人。语言本身是美丽的，我们不能因为人的自身原因，让说者和听者患上厌恶症。露出的是冰山一角，主体在水下，那里有真相。不做新闻发布官，不做司令官，这对一个作家至关重要，因为语言跟语言不同，文学语言是一种有张力和生命的东西。所以，前不久夜里失眠，我写了一首诗，题目叫《我不喜欢三种人》：
　　 我不喜欢三种人
　　 饭桌上讲课的人
　　 床榻上讲话的人
　　 葬礼上幽默的人
　　 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娱人，也可以愚人；它可以成事，也可以败事；它可以让正事更正，也能让歪事更歪；正事说歪了是一时，歪事说正了也是一时；娱人加上教化功能，算作高明；愚人加上娱乐功能，仍是欺骗。
　　 五十岁到了，人的格物、致知能力也会发生变化，昔日“崇拜”的人、乐于谈的事都在发生变化。我也不例外。我庆幸发生了这种变化。这当然要归结于读书。如果读书跟不读书一个样，我们干嘛要提倡全民阅读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个说得有点过，是读书人的自爱。“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个又太功利，容易成为穷小子翻身得解放花天酒地的理论支撑。我认为，读书可以让人精神愉悦，眼界开阔，心智健全，对世界和社会保有大体准确的判断，没别的。
　　 五十岁到了，我得学着写点散文，回忆一些人，梳理一些事，让自己在小说的虚构中变得“实在”一点，也让小说的根须更密实一些。看看萧红的《呼兰河传》，看看李佩甫的《生命册》，你就知道散文对于小说写作的重要性。
　　 五十岁到了，我得学着读点诗歌。有人说，愤怒出诗歌，我脾气越来越小，只好看别人“愤怒”了。
　　 四十岁时曾想写一篇东西，题目叫《四十而立》，结果开了个头就没再写下去。大概是火候未到，时辰未到，还需积蓄和积淀，这一“积”，又十年过去了。
　　 五十岁了，我愿意在生活上做减法，在写作中做加法，在语言中寻找未知，在思辨中洞悉未来。当然，要做到勤奋、语言节制、独立思考，因为这是一种美德。愿这美德继续跟随我，加持我，让我变成勇敢而有趣的人。
　　
　　 注1：本文选用了一批妫川作家的相关文章，并征得他们的同意。
　　 注2：本文编撰者石中元为延庆文联及延庆作家协会顾问，也是《妫川文集》其中的一位作家。
　　 2022年1月5日、石中元编撰于北京延庆淡泊湾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