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岸】那天(散文)
【一】
“马河的水啊不停地流淌……”这是1964年下放在江永县马河公社的女知青龙小梅65年写的一篇散文的开头一句。她亦因此而成为当年全国文联大会的代表。其实,马河很小,偶尔还会断流。
时间飞逝,弹指间几十年过去。每当我想起龙小梅的这篇散文时,脑海里浮现的却是“潇江的水啊不停地流淌……”
【二】
潇江很美,至少在县城到我们的下放地白水公社这一段很美。每当艳阳高照之时,河面会泛起一片一片炫目的粼光,五彩斑斓中,总有几扁渔舟、几张撒开的渔网显现。潇江的水很清,清得使人陶醉。水深几米处,你还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乳黄色卵石静静地躺卧河底;翠绿的水草,一缕缕,一丝丝,在流动的河水中摆动;时不时地,一些金红色、银白色、乌黑色的鱼儿,在水草中穿行,在卵石上掠过。
多么美丽的潇江。然而,最丑陋的东西却往往隐藏在美丽之中。
【三】
1967年8月,离长沙知识青年下放江永3周年差一个月。我们记得,潇江记得,那天,那一刀。
邻县(道县)已经杀疯了。短短几十天时间,被“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已有数千人。那些在当年“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保住性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及历次运动中被定性为坏分子、右派分子的人,突然间遭受灭顶之灾。一直以来,在“专政”威慑之下不敢乱说乱动的他们,被莫须有屠戮,连带他们的妻室儿女,消亡在道县的山洞河边。
白水公社是江永县紧挨道县界域的一个公社。血腥味蔓延过来,下放知青都有大难即将临头的危机感,于是,几乎所有的长沙下放知青,采用各种办法,或单行,或结伴,或冒险偷过道县,或绕道避往广西,开始了在文化大革命史上记上一笔的“长沙知青大逃亡”。
愚昧是可怕的,当愚昧被人唆使,被人挑动,可怕便成为恐怖。为了表现自己坚定的革命性,许多“革命军中马前卒”,将梭镖大刀,将枪口,对准了无辜无力的同胞。
【四】
白水公社疯了,江河大队也疯了。前一天下午,大队要员从公社革命委员会筹备组领旨,当晚大队“贫下中农法院”成立,以罕见的速度确定了死刑名单,立即抓人。
当时,江河大队的知青几乎都逃回长沙,仅唐显湘一人仍在,他不是不想逃,父亲早年被镇压,母亲被关进“牛棚”,长沙的家贴上了封条。显湘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谢绝了同队知青的劝说,麻起胆子留在知青小屋。是夜,假若没有去公社领旨的大队长,显湘便成了一缕怨魂。
德兴癞子(大队支书):“那个‘拉细’也杀了。”(拉细系知识的土话发音)
立言(大队长):“不行,上面没指示杀知青。知青是政府的人。”
德兴癞子:“那就下一批。等走了的那些回来一齐杀。”
就这样,唐显湘躲过一难,但却和我们一起成为第二批的指标。
清晨,何氏宗族祠堂的气氛压抑,被喇叭召集来的社员无不揣揣。十三个被五花大绑的宗人押解出来,大队“贫下中农法院”宣判的罪行是:“这些人是‘地富反坏右’,是‘地富反坏右’子弟。现在判处死刑。”
显湘好彩,没有被押上台。但身边虎踞两人,似乎在等待,万一法院念出了唐显湘的名字呢。
上午的太阳出来了。绑着的人押到了潇江河边。枪响了,人倒了,但是没完。民兵营长满旺手持牛耳尖刀,往栽倒在血泊中的每人胸口补上一刀。社员不会忘记,潇江不会忘记,被枪毙的人中有一个18岁的青年,他是江永县中学的高中生,但他是伪保长的长孙。他没中弹,子弹滑过脑袋,人已吓晕。营长同志检查过后,没发现血迹,便将他的头按入河水。青年呛醒、咳漱,张开眼睛。杂种的刀却剐了下去,直插心脏,半点也未滞涩。
潇江还是那么美,江面仍是泛起一片片银色的粼光。江水也仍是那么清澈,缓缓流去。只是这一天,它带走了一缕缕的腥红。
【五】
一个多月后,中央有了关于立即制止乱杀人的通知。逃回长沙的知青回到大队。我们将德兴癞子绑送到了县看守所。两年后,我们大多已各自转点去了其它地方。而德兴癞子回到大队,他并未判刑,只是在看守所煮了两年饭。后来,几个月吧,他又当上了大队支书。
至于那个下狠手的民兵营长,在听闻‘拉细’回队的消息后,跑进了深山,直到我们离开都没有再见到过。
人命薄如纸,脆弱到一次强烈的击打便会魂飞魄散的地步。但是,人命并不是草芥,无端端将其剥夺,那就是草菅。这样的荒诞,这样的残忍,也只有在那荒诞的年代,才有它肆意妄为的空间。
十几年后,胡耀邦总书记说:“1967年7、8、9三个月,全国不少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康生、谢富治他们搞起来的。”
潇江的水啊不停地流淌,它是那么的清澈,那么的美丽。那清风掀起的阵阵细浪,是否仍在悄悄地述说着:那天,那一刀。
一是错误估计形势,轻信谣传。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总认为阶级敌人“火烧冬茅心不死”,随时随刻梦想复辟变天,伺机反攻倒算,人为制造恐怖气氛。1967年8月上中旬,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当时当地最高领导机构)先后两次召开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会议,主要领导把会上反映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作了引证,如“‘四类分子’要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要把土地改革时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土要回去”等等,强调狠抓阶级斗争,对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要狠狠打击。各区社在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时,不同程度扩大敌情,渲染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有两个公社以 “阶级敌人报复杀人”(不实)为由,杀害4人。
二是法制遭到严重践踏。当时党政机关瘫痪,无政府主义泛滥,极“左”思潮盛行,无宪法和法律可言。当有些干部和群众提出“杀人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定要依法办事”时,有的领导干部回答:“事先不要请示,事后不要报告,贫下中农就是高级人民法院,杀了就杀了。 ”道县柑子园公社公然挂出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
三是把杀害“四类分子”看做是革命行动。从杀人动机和出发点看,全区杀人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杀“四类分子”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阶级敌人复辟,保卫毛主席打下的红色江山——这是当时最时髦最响亮最革命的口号。
他还说,从义和团运动到红卫兵运动,都是“下愚”与“上诈”合谋的结果,欲成浩劫,缺一不可!
还有一句也很准确,叫少数人的无耻和多数人的无知。
资中筠女士说:一百年过去了,上面还是老佛爷,下面还是义和团。
周孝正教授说,千万不要低估官员的腐败程度,千万不要低估老百姓的愚昧程度。
中国人言论自由的空间上下都被封死了,上面的人不让你说,下面的人不听你说。
如此现状,低层越来越愚昧,上层越来越阴险奸诈,中国自然距离文明越来越远!
山魈
七月浮尸白,幽魂悄入林。
梦随巫岫远,空剩捣衣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