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钥匙被生生拧断之后，我狠狠地踹了两脚，于此，门上掉落一层呛人的灰屑出来。没人反应，我开始骤升一阵不安，一连几个小时催打着陈默的电话。陈默从工地赶来，喘着粗气，说延安有一阵子抑郁的情绪，想好了写辞呈，八成早有什么变故。
　　 门终于是踢开的，屋内狼藉，没人。延安从前天晚上回来，说是劳累了，想休息，然后一直没去上班。我没留意，曾看着他伏在破桌子上写诗歌的背影，想来他有灵感，便是可以多抒发一些牢骚。于是，昨天没见着延安，我也随他，至于陈默更是忙着顾不上自己，只在前天答复了延安几句就回工地去了。陈默是个劳苦的好人，但此刻告诉我延安抑郁，我大可见到端倪。纵然，看着一块掉落在地上的面包，我不想去清理。注意力随着一张张散落在地上的发霉的纸，渐渐游离开去。纸上有诗歌，还有微微烧灼的痕迹，拾蹠起来整理一下，只瞅着一段段干涩而悲寥的文字错落在此，有一种无力的感觉。
　　 “他失踪了？”我搭着陈默的沾满灰的肩膀，撇过一张纸去。
　　 “不晓得。”陈默眼神不定，露出一个无奈的态度，“也许，找找看吧。”
　　 “可是，我还是觉得他有自己的想法。”我说着这句话的时候，言语稍有局促，“你看看这首诗，应该是他想表达的。”
　　 “臧城，你清楚我的，我是个搬水泥袋的大老粗，看不懂文辞艳艳的东西。算了，踏实一点，问问房东好了。”陈默表示随性的一面，继续秃噜，“再不济，我们去公安户籍那边问问。”
　　 我想找到延安，是因为从昨天开始打电话予延安，一直没有回复，哪怕是一个简单的“喂”字。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至于其他人，就没有感同身受。延安不去上班，因为之前已经从他工作的车间找过，据他领班的老师傅说，该人已经不来了。所以，我才找了和我们一起租房的陈默。然而陈默说的话和我相悖，说是延安有一种别离于我们的陌生感，想逃避我们。之于逃避什么，他也说不上来，总之，这就是陈默估摸出来的“抑郁”的缘由。我想了想，颜色恐惧，但无可适从，只是无端地把自己置身在一个角落里暗自叹息。也许，我也把自己弄得很忙，走了便是走了，没时间，没信心，也没有心思祈求一些安暖的情绪。可我又是个敏感的人，除了在工作的时候没有烦恼，任何时间点，我的思绪就像一块被杂糅成四方形状的面团，正亲临着在刀口边缘的一阵阵切割。
　　 之后的几天里，陈默继续去了工地扛水泥袋子，说是赚钱要紧。对于陈默而言，也许少了延安，就等于少了一个同租的合伙人。他曾告诉我延安在摆弄自己的文采，文采之下，就是无中生有的摆谱。所谓抑郁的前兆，可以是一些无法相等的语言交流和沟通障碍引起的困惑，所以，我想到了这层关系，陈默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诉诸在别人身上罢了。然而，延安终于有好些日子没有回租房，是死是活，根本不知道。我徒增的一些局促慌乱以及不安的举措，倒成了别人眼中的一些笑料。
　　 我找来房东问问情况，却是给房东一个提醒。房东提前要了房租，那天，陈默不在，我一个人垫付了所有。房东夸我是个识趣之人，可我深觉不识趣又能怎样？在矮檐之下，一间十平米的房子，足够三个北漂的男人挤压一处，十分拥挤，除了一张床，就只有一张桌子。那个时候，延安在工厂当车间工人，我在饭店当厨子，陈默在工地卖苦力，所谓北漂的底层人口，一身脏兮兮的都无法坐上地铁被人高看一眼。所以，我不情愿出门坐车，有骑自行车的时候，就骑自行车去，因为打工的饭店离我不远，直截了当。就如此的，一天下来，我们最喜欢聚在一起，倒不是想共谈理想，而是三个人一起吃饭可以拮据一点，负担也就少一点。吃饭、睡觉，接着再工作，三个人只有延安有夜班，所以他白天睡觉的时候，就有机会少睡一次地板，这也算是短短的小幸福。
　　 房东拿了钱，说我问的问题太幼稚。对他而言，延安是个陌生人，即便我们在此租借了房子两年，然而，他算是认识我吗？从根本上讲，拿完房租就不认识了。
　　 我去了派出所问话的时候，是在上班的那天，说是询问。延安走失了一个星期后的那天下午，因为要做报案的笔录，我再三跟饭店老板请假，却始终得不到一个答复。陈默也是一样，以一副悻悻的态度来到派出所，然而走完一个笔录的流程，相互之间又相安无事地回到原单位工作。此后，警察再也没有提起过关于延安的一切事情。倒是我，因为一个笔录，差点丢了工作。
　　 也是，谁都害怕工作被丢。只有延安对自己的工作表示那么无所谓。
　　 陈默开始怀疑延安，说延安是因为不想交房租逃跑了，回老家是最有可能的。我并不认同陈默的想法，就再次给延安打了两个电话。和之前一样，无人接听。
　　 “看到没有？他死了吗？不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生活方式罢了。”陈默和我一起吃饭，顺口喝了一杯啤酒。
　　 “不会的。”我说，“如果真为了几百块钱的房租，他也不会和我们共租两年的房子。算起来，我们是一起共赴理想的合伙人吧。”
　　 “算了，别宽慰自己。”陈默冷笑了一下，嘴角掠起一个轻蔑的弧度，“我们都一条命，底层的蝼蚁，除了吃饭、睡觉和工作，哪有剩余的时间去谈理想。你说说看，你一天工作多少小时？”
　　 “12个小时。”我说。
　　 “不止。除去这些时间，你用来吃饭睡觉的时间，又占据了多少？”陈默不像个沉默者的样子，讪讪地表示，“你我都是老大不小的人，好好安置家庭再是最真实的。”
　　 这一天，我们又像往常一样把情绪塞满。接着，空气里拖拽着一条长长的沉默，孤独和冷漠被凝滞了。
　　 夜里，听到有雨声，磅礴而乖戾的雨声冲击着内心的惶恐。朔方已经开春，但我并未觉出春的气象，因为气候异常，很冷。旁屋没有花草，除了一棵不长叶子的树，仿佛在说冬天依旧，春天遥不可及的病象。或者说，和冷雨一样，把自己弄得瑟瑟缩缩的，挤在墙角，始终无法入睡。
　　 陈默打了地铺睡下了，地面很拥挤，也很狼狈，就这样安心打起鼾噜。分贝声很响，或者说他身体疲劳，倒下去就可以睡着。我心有旁骛，倒不是因为陈默的声音，而是因为延安的莫名失踪，让我徒生余悸。
　　 我还记得那些纷乱的稿纸，曾掉落在桌子和地面的遗弃物，差点被陈默当做垃圾打理掉。陈默说屋子本来就狭促，再挤着这一堆无用的诗歌，让人心生晦念。天晓得延安在回忆并思考什么，但他是有思想的，这点无疑肯定。所以，我不会去同情其平凡而庸碌的姿态，只会觉出这一份有睿智的心态，实属不易。我大抵把延安的诗稿收藏了，从以前写的到上个星期莫名失踪的当天，那张我捡拾的新稿，上面有一排触目惊心并让我不忍卒读的文字，透着晦暗的夜光，我仿佛读出了一点滴血的悲戚。
　　 我们是有脊椎的
　　 是遗世独立的骨头
　　 还是混沌卑劣地苟活
　　 清醒着把脊椎打弯
　　 仿佛识时务
　　 而我不甘心把骨头打弯
　　 纵然被磨成齑粉
　　 也会让尘埃站起来。
　　
　　 二、
　　 上面，写着的题目是《脊椎动物》。脊椎？我可能也肤浅了一下，把自己的手指顺着自己的后脑骨再往下的位置抚摸了一把。可能，我的脊椎是先天就直愣的，莽撞不会，但诚实和安分却是两种常生的态度。北京这座城市，我来的并不太久，但要说熟稔一些人，一些建筑，我还是能辨识得开。就这样，我学会让自己摸打滚爬地寻找生存本领，谋生是必需品，不谋生会饿死。谁人都不强求我做北漂，我的心态是不被左右，不被搪塞，于是偏执地闯荡一块陌生的地域，想当然地摆脱那种冷漠和惺假的束缚。如此而言，从老家到北京是一种距离，而从被遗弃的心到被孤独的常驻，不外乎又是一种折磨。所以，读完延安的诗，我突兀地油然生出一种共鸣感。
　　 当然，稿纸有被焚烧的痕迹，但不影响我的阅读。我清晰地揣测他那种失败中又不甘心被遗弃掉的心态在左右着自己的精神。延安是一个温情却又狂躁的文艺青年，我曾经看过他用省下来的钱买一本二手的《纪伯伦诗集》，就在一家逼仄的市井小书店里。因为下班的时候，延安常去那里占书看，时常不买，就为了略读一下感官上的审美。时间一久，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就掏着钱买了。买了又贵，他到底有些心疼，说是心在淌血。不知道是为了身外之物而淌血，还是为了精神空寂而淌血，这点，我就很疏离。而我能看得清的面目，可能至多也是年过花甲的书店老板那张不会言笑的死人脸，在冷冷清清的门口抽着一口烟，对着豢养的鹦鹉鸟说着一两句人模人样的话头，时而照例其事地收着钱，时而就晒一天太阳撞一天钟。书店老板应该不常看书，也许是年轻时有那么个冲动，但老了就收起了阅读的欲望，装一下叶公好龙的门面，也算是一种生活。
　　 那么，我又想着一些关乎抑郁的事情了。延安到底抑郁过，陈默不曾有过。按照陈默的话说，没心没肺和无病呻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冲突。在工地上要死要活，用身体换得劳动所得，换一口饭吃，肚子填饱，哪容易想得悲伤的事情。陈默的出发点是好的，就像我一样地翻炒食物，在饭店的时候，就迎着一股子油烟味，走出去还得忍受诸多的食客那种挑三拣四的毛病。那些个精神上的飨宴，是奢侈，谁会赠予？不过，延安和我说过，在他的车间里，他只是一只蚂蚱，别人死了，心死了，比蝼蚁还不如。那些个千篇一律的零件和机器声，人变得像机器一样没有思想。每天上班，加班，吃饭，睡觉，在厂里消耗青春，世界被挤压得很小。于是，这便骤升成他创作的冲动，应该说，他的所谓的那段脊骨的支撑点，在潜意识里扎根的便是要探看外面的世界的那一股子不安分。
　　 看了一首诗，但无法窥探出一些意象。延安没有自诩为诗人，但我喜欢把其冠以此名号。因为在打工的岁月里，能又一些对文化上的追同，想必也保留了对社会的看法，至少，不堕落吧。
　　 时常是这样的，我们共租的房间，里头的唯一一张桌子，用来吃饭只是偶尔。大多数时候，被用来写诗，当然，只是延安一个人写诗。故而，我说他是孤独的。十平米的租房，大大小小堆满了脏衣服，要洗，是在晚上，总弄出骨碌碌的聒噪的声音。若是延安上白班回来，弄得乱糟糟的十足厌嫌，大不了会碎碎地说上几句。然后呢，那些杂志，那些所谓的撕下来的废纸，和他身上穿着的沾满了机油味道的工作服一样脏乱，只是文字好歹簇新。坐下来的时候，他尽量让自己沉思一会，把自己和烦躁的世界隔离开去。写下一句，就有一阵子的慌乱，然后修改，圈句子，等油墨吹干，继而把稿纸夹在《纪伯伦诗集》里面去。
　　 延安不是没有投稿过，给一些杂志刊物，或者媒体报纸。不过，都石沉大海了，没有谁看得上吧。他说自己太肤浅，我只好安慰其慢慢来，谁不一定能揣度着欣赏。毕竟编辑也很忙。
　　 陈默好像说过，写诗就是浪费白纸。像白开水一样温吞吞的，亦或者是像浓烈白酒一样灼烧人心的，在高谈阔论的眼睛里，都像是在疯癫。其实，这是陈默说过的最文艺的一句话，即便这句话有些伤人。
　　 这些天，身体劳累，但内心被闲置。工作的时候，又被老板劈头盖脸的骂，说是顾客的盘子里吃出一根头发。我认栽，不仅赔礼道歉，还被扣了工资。按理说，饭店不止我一个厨师，厨师长推卸了，消费者发怒摔盘子，然后老板也随便找了一个好说话的人顶罪。正好是我，在我被鞠躬90度的时候，分明听到同事们嗤笑不断的声音，本想发火，但几秒种后又忍住，只好任由拳头死死拽紧把手心抠出一个红色的印子。
　　 晚上，我没等陈默，一个人去邻居王婶家落坐。说实话，那十平米的小房子，压得我喘不过气，就像一只被圈起来圈养的鸡啊，鸭啊，鹅啊……笨拙得无法走出困窘的境地，然后再任由他人宰杀。然而，杀掉的人没有负罪感，食客是胜利者，而死掉的生灵连骨头带渣被扔进了垃圾桶。当然了，去王婶家也是想问问延安的下落，或者说，心情烦闷的时候，就像陈默一样到处蹭饭。陈默是经常去王婶家蹭饭吃，至于“王婶”的称谓，也是陈默带头喊起来了。
　　 “臧城，吃饭没？”王婶问我，笑得乐呵呵的，把脸上浑圆的褶子挤成一堆。
　　 “没有呢。”我说。
　　 “那坐下一起吃吧，外面的饭菜不干净。”王婶在门外的水龙头出舀了一勺水，转过身，对我客气地说道。
　　 正巧，我看见她的小儿子在餐桌上写作业，书本上沾了一点桌上未曾擦拭掉的酱油渍。王婶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在读大学，一个儿子正在都小学三年级。王婶是个肥胖的中年女人，行动和体态一样臃肿，走路仿佛会晃荡，像水瓶。之前听说血压有点高，得吃药。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常有不易，但她和我们三个不一样，至少和延安不一样。王婶喜欢笑，她说如果自己不乐观的话，孩子就不开心了。所谓的开心，就是一间房，一家人在一起。王婶住的也是一间单间房，租的，大概有四十平米。至于她丈夫在朝阳是做搬运的，也是份苦力活，很累，工资也不算高；而王婶因为身体的原因，已经辞去了家政服务的工作，带着小儿子在家，辅导一下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