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王婶唯一的得意，便是把女儿供上了大学。我记得几个月前和他们一家吃饭的时候，延安还问起过王婶的理想。王婶说自己哪有什么理想，若说有，孩子的理想便是她的理想。
　　 以前，我时常可以为他们家担任大厨的工作。王婶的小儿子最喜欢吃红烧鲤鱼，我便会走进去忙活一阵，说一切都是我专业，让他们歇息。吃鱼，从刮鳞开始，然后洗漱、油炸、翻炒……他们很乐意，我也算功德圆满。使然，陈默和延安可以坐到一起去，但也未必吃到一起。我常炒菜，也劝架，不至于为了一顿饭不欢而散。其实，延安和陈默的工作时间不一致，也成了彼此作息侵扰的一个缘由。比如说，回来睡觉，一个进出，就把对方吵醒。索性，延安有一段时间在工厂的宿舍，而陈默有一段时间在工地的搭建房里，就这样不搭界，可谓没有敌对的事头了。
　　 王婶辅导了儿子的一道习题，抬起头对我说有一阵子没见到延安，问他去哪了？我说不上来，因为这是我想问的问题。我以为闲聊可以弥补内心的空白，但总三言两语聊不到一起。王婶说人走了肯定是往高处走的，没准去了另一个单位，或许坐火车回老家高就说不定。我想了几分钟，点点头，心里没底，至多想到一些不好的想法，但从中又按压下去。想象当地的治安不糟糕，一个成年人不在身边，也自然有他的念头。不过，我冥想的一段关于诗歌的躁动，也许是出于对延安的情感世界的认同，也许只是想寻问这个曾经的朋友到底归属何地。毕竟，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杳如黄鹤，电话已经变成了空号。
　　 “他不想理你了吧，或者说和我们这些人断绝关系了的。”回到出租房整理衣物的时候，陈默秉承着这个想法，所以他脱口而出。
　　 “那么，他连这些诗歌都不要了吗？”我抖了抖，把随手带着的那张《脊椎动物》的手稿拿出来，然后又拿出几张延安曾经写过的诗歌。
　　 “杂志社又不刊，所以说是白纸。”陈默说。
　　 “我们共处了两年，是朋友吧。”我说。
　　 “也许，你我是的，他有他的知音。”陈默咯吱了一下刚磕破的牙齿，顺然往地上吐了一口血，“别说了，我明天得早起，工地6点开工。”
　　 就这样，我和陈默的一天对话算是结束。无聊时，我开着暗灯，冥思苦想，也想不出一些安好的执念。于是，我拆开了几篇诗歌重新对待，有时候，把自己置放在疯子的地位，去解读那些诘屈聱牙的意象，多么无聊，多么无趣。
　　
　　 三、
　　 《脊椎动物》里说：我们是有骨头的，是遗世独立的骨头，还是混沌卑劣的苟活。我以为“骨头”这个意象是陈厚而不失天真的，勾人魂魄，会把人杀死。接着读下去，又沉沉地浮上来，身子骨很轻，是一种背离的姿态。有时候，望着延安在台灯下孤寂而沉默的背影，想起自己也一样悲寥、孤独，以及那种被社会抛离的低端人口的命运，鼓动的青春，是惊悚，是恐怖，是幻灭……
　　 黑暗中，听到风鼓鼓的鼟声，春风卷出寒冷的气味，刮着租屋的羸弱破旧的窗玻璃。窗外，树枝发出的动静是古怪的，如同两栖类的动物沉重的咕噜叹息。而我，时常是有脊椎的原始动物，脊骨凉凉的，仿佛坠入地狱，变成鱼，便是死鱼，便是鱼骨头。
　　 于是，我想到了刚认识延安的时候。两年前，一如我认识陈默，在出租广告的地带，一同迷惘，一同追梦，一同北漂着做着不切实际的梦。事实上，一开始陈默和我都想当一个演员，他想演小人物，比如说搬水泥的工人；我也想演小人物，比如说规规矩矩的厨师。再不济，就当个能安乐死的死尸，没有痛苦，没有被折腾。那么，认识延安和认识陈默又有何种关联。我以为这是冥冥之中的微妙，事实上，谁的感情都是一种主观偏见。当时，为了救落水的大学失业生，我和陈默都差点没命，结果还没落好被人埋怨一通。那个失业生就是两年前的延安，他想在夜里搞自杀，投河，算是有出息的一种，然而我和陈默毁灭了他的计划。
　　 延安一直说：“你们为什么要救我，来往的行人都没伸手援助，就你们俩矫情地相当救世主。下等人，痞子，混球……”说完，延安的满手是血，像是用过刀子的口子，划过别人的胸口。哦，或许是他自己磕伤的。
　　 反正，什么骂人的话都有。骂完之后，居然能成为朋友，我们之间，结为朋党，畅谈理想。延安问我，臧城的理想是什么？陈默的理想是什么？我也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陈默自言自语，说吃饱喝足，没有一身臭毛病。当然了，陈默后来说过自己要当大款，当一个可以捐给世界慈善机构几千万元的大款，引得一阵哄笑，还流眼泪。也不知为什么会流泪，说是雾霾中有悲苦。
　　 后来，朋友之间也争执，甚至打架。陈默和我打架，是因为我听歌的时候唱出了声音，太难听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难听。他劝我别唱，不唱就是圣明，给别人留活路。而陈默和延安打架，是延安从认识不久就开始打起了写文学的主意，一开始陈默第一个大力支持，说是文学能拍电影，能当编剧，能拉动关系走大途。可是，没有了然后，延安的诗歌没有被任何刊物发表，回声寥落，相互之间起了鄙夷。谁也看不惯谁，一个说另一个是文盲，一个说另一个是臭老九。
　　 陈默和我交流过如何挣钱的问题，比如，勤勤恳恳地按部就班，但仿佛越赚越少。据说老板喜欢扣工钱，言谈是按月结算，往往会拖几个月，而且又和当初签订合同的数目不一致。于是，回到租房，陈默喜欢喝闷酒，那瓶廉价的兑了水的二锅头，被他晃荡了三次。他本希冀让自己醉梦一场，却始终愈发清醒。人最大的烦恼，便是无法忘记太多的忧愁事。蘧然之间，陈默会开始堕落，身体上的堕落必然没有，精神上也没有，只是喜欢哀默、或者心死，像行尸走肉地为了钱财而活着罢。我突兀地觉得很正常，我本来也是有血有肉的躯体，可谁也不能按照自己渐趋的理想活着。哪怕卑微，哪怕脊椎断了。
　　 我看到陈默开始买彩票，想劝诫。他不听，说是随便买一张，凑凑运气而已。一如之后的颓唐，陈默也常往垃圾街的小卖部钻营。不说别的，小卖部里赌客很多，大抵是搓麻将的呼卢喝雉，很尽兴，赌钱很小，就当开心寻乐。后来巡防的辅警来过几次，无法出示证件，就假模假样地收拾赌局，想想聊天侃地的话题，顺然地提出一根烟，寻呼寻呼就走了。
　　 其实，陈默很能克制自己。他说赌博就是撒尿，释放以后，就没有什么了。该怎么生活，继续怎么生活。我看到陈默的时候，仿佛在照着自己残损的一块脊骨，人最无助的时候，会否也让自己在颓废的边缘挣揣，谁人也不会来劝导你。在外的生存，只有同甘苦，同娱乐，没有同扶持，也没有了影子。
　　 延安失踪之前，我可能也时常抑郁。比如在上下班往返地骑着自行车的时候，时有心不在焉的情绪。某日的傍晚，还被打开车门跳出来的货车司机踢了几脚，说我占道行驶。我得庆幸他把货车停下了，但不清楚我在非机动车道会占用了他的愤怒和恐慌。总之，他不想轧到我，不想我死亡，不想让自己吃到官司。所以，我从那天起捡回了一条命，享用精神胜利的一天，算是自我解嘲。直至回到租房的时候，还秉着哀伤的性子让延安续写一首诗，以我的经历为由，真实可人。
　　 “为什么要写这个呢？”那天延安告诉我，他的骨子里只有生存的不安和躁动。
　　 “为什么不能写呢？”我说，“我差点就非亲非故的死了，我在非机动车道，被一辆机动车……”
　　 “哦。”延安喝了一口茶，陷入沉思。
　　 延安写了一小段，很顺口。叫做什么《匍匐在地上站起来》，一看题目是个病句，但不影响立意，就如在沉默中爆发的宣泄感一样痛快。可不知为何，那张诗稿我没来得及收藏，就弄丢了。
　　 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一直奔波在精神世界和物质肉欲的矛盾中，就这样反复折磨着自己。延安的背影一半属于车间，另一半在寂寞之内。他大骂车间资本家剥夺了自己的剩余价值；回来又在纪伯伦的诗歌里读另一个国度的青春和梦想。远方在哪里？写生、拍照、游山玩水写散记，或者用一首诗白描浪漫的情操。可我们不是中产阶级，没有那些文辞，宽恕自己做不到，在蜗居圪蹴十平米的囹圄中，没有腾留“三省吾身”的机会。很晕，很头疼，我跟自己说睡一觉就好了。
　　 睡醒了，等于呈世烦恼。除了梦魇是虚拟，一切都没有被拆除。
　　 延安迷迷糊糊中说过，纪伯伦的诗歌让自己懵懂。正如《沙与沫》中渺小的自己，被遗忘在沙岸上行走，或者踯躅，脚印会被泡沫吹走。我呢，邯郸学步的时候，想尽可能地拾蹠生活的碎片，一如写那些所谓无关痛痒的文字，把自己装进思维的腹中，却浑身都在颤抖。
　　 就好像是这个样子，延安的鼻血簌簌地流落，没有疼痛，没有无力感。那是两年前，延安被我和陈默救起的时候，他的身体外时常沾满了血，像一个斗士一样的血。他曾不以为然，还在伏案写诗的时候悄悄地告诉我，他在读大学的时候杀过人，把那个人的肚子都捅破了。然而，他还悻悻地告诉我，那个嘲笑自己的粗鄙之人该死。于此呢，我居然毛骨悚然地捂了捂自己的胸口，觉得那时候的延安偏爱讲冷笑话。比如当时租房的时候，他想为十平米的租房取一个响亮的名字，说是“顾城的刀”妥帖，要装毛笔字贴。我说好，因为我看到过顾城在新西兰时期留下的资料照片，天真的以为顾城和我一样是个厨师。直到后来延安纠正错误，我才晓得那是一个诗人。
　　 所谓“顾城的刀”消失在萌芽里。因为房东不喜欢租客大肆装饰门面，走过来抱着一只被戴了蝴蝶结的茶杯犬，说了一句“要住住，不要住像狗一样滚蛋。”说实话，我很心寒，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朝不保夕的日子确实比狗不如。
　　 延安失踪了。延安的诗歌被遗弃了。我只好这样安慰自己的朋友，这个共同甘苦了两年的所谓的熟悉的陌生人。
　　 日子还是照旧，春去夏来，阳光和雨水并存。北京的街景是一如既往的匆忙、拥扰，并且嘈杂。外来务工的年轻人似乎又来了一拨，看着收租广告边上几个背着沉甸甸的行李包的朴素的青年，用一副迷惘的眼睛注视着身边的人，当然还有我。他们看我的眼神始终如一，和我看着他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冷色调。
　　 在空闲的时候，我先去了一趟邮局，给家里寄一件衣服。不多说，是因为邮局寄件便宜。邮局旁边有一家招商银行，进进出出的人不少，有各色人等，上层的，中产的，低端的，从停放在门口的交通工具可详见一二。这期间，我看着一个肥胖臃肿的女人出来，她穿着一件稍长的衬衣，是春秋季节穿用的旧衬衣，有掉色的迹象。我走过去，眼熟，张开眉角，顺时地打了一声招呼。
　　 “王婶。”
　　 “哦，臧城啊。也是过来取钱吶。”她说，嘴角咧开着，笑着。
　　 “不，我刚好经过这里。”我似乎有点尴尬，继续问，“王婶也是过来取钱？”
　　 “我是寄钱。嗨！这不是女儿学校要走红毯，打电话说要买一件礼服，我就舍得把那些钱打过去了。”王婶说，“我不太会办业务，兜了一圈，麻烦了大堂经理。”
　　 “现在这学校……”不知为何，我欲言又止。
　　 王婶走后，我独自一个人在原地徘徊了几分钟。有时候，浪费一段时间并不算可耻，发呆，看街景盲流，在城市的圈地中短短地品悟人生的真谛，似乎挺好。正如这满街的车、人，极少的树和偌大的雾霾，像极了一个世界，而我就是世界里面的一个细胞，微不足道，自生自灭，没人怜惜。
　　 大部分时间，留下来炒菜，端盘子，过渡在上班的油烟气味中慢慢消磨。就在这一天，我又被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当然，不是老板骂我，而是顾客。顾客吃着饭突然把盘子连着饭菜扣到我的头上，一阵痛苦而愤怒的恶心排斥在胸口，让我悲情万分。我真是差一点就疯掉，但那又怎么样呢？回来洗头，擦干净脑袋，继续干活而已。
　　 真正的气急败坏只在余后的小天地里。可不就是撕扯，放弃尊严，然后变成庸碌的状态。但是回到租房的时候，或多或少不一样，被羞辱之后的愤怒，装在脑子里久久不可挥去。于是，我开始扔东西，把盆子摔烂，在衣服上踩几脚，接着就是捶胸顿足，大喊着冤屈不堪的现实。这个时候，我想哭泣都不能，我以为我是一个匍匐在地上的硬汉，但不抵抗的隐忍，无法成功终究是懦夫。回想那首病句连篇的《匍匐在地上站起来》，似乎有些入髓的道理。是吗？因为自己站不起来了，就梦想着能站起来的奢侈；可是站起来的时间段总是屈膝地苟活，为了家人，还是为了自己，我自己都说不清。
　　 我想做一个朗读者，读生命，读悲悯。像一条鱼一样自由自在地游啊游，然后死亡……
　　 我又想起了《脊椎动物》的那一段了。
　　 清醒着把脊椎打弯
　　 仿佛识时务
　　 而我不甘心把骨头打弯
　　 纵然被磨成齑粉
　　 也会让尘埃站起来。
　　
　　 四、
　　 那天晚上，我觉得自己也像别人眼中的北岛，顾城，有着《回答》诗歌里的不甘和觉醒，或者说，延安失踪之后，我渐渐地成为他的影子。我从未像关心自己一样关心着延安的生死，也从未像关心自己的思想一样关心延安的所谓的悲悯。直到我发完火，宣泄掉在饭店里遭遇的种种羞耻的不公之后，我算是走出了精神胜利的缧绁。与此同时，我还在租屋的床底下找到一张写有“父亲”字样的电话号码，旁边，注释着延安的一首短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