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很为幸运地与你对话，接续刘震云之后，我再度与北大出身的作家对话，实在太幸运了。无论怎么说，北大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个人文圣殿。
　　 张者（以下简称张）：我怎么能和刘震云比呢，人家可是大师级的。一部《故乡面和花朵》可以把我们这些后来者压趴下。刘震云是我敬仰的作家之一。虽然我们都在北大读过书，但情况却不同。他是文学的正宗科班，读的是中文系，我读的是法律系。不过在北大可以互相听课，中文系的课我可没少听。曹文轩老师，谢冕老师，张颐武老师一开始都把我当中文系的学生。《桃李》出版后，张颐武老师就开玩笑说，你是我们文学专业打进法学专业内部的间谍，把他们那点事都抖出来了。一笑。
　　 姜：你真正的文学写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1984年吧，第一个中篇写的就是故乡的事，发在《红岩》杂志上。
　　 姜：你什么时候在新疆生活的？新疆生活与你的文学写作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张：8岁那年从河南老家去的新疆。因为我的父母都在新疆支边，我去找父母。
　　 姜：我觉得新疆资源确实应该成为一个人写作上的丰厚底座。像红柯这样的作家，在新疆生活了十年，使得他别具一种观照新疆的眼光，从而写出了新疆人都难以写出的新疆。这句话似乎有批评你的意思，你为什么没能写出优秀的新疆题材作品呢？
　　 张：这并不是对我的什么批评。我没能写出优秀的新疆题材作品，是因为我还没来得及写。我笔下的新疆肯定又和红柯笔下的不同。关于新疆我有三部长篇的题材，每一部的书名都定好了。新疆题材的作品将占我文学作品的一半，这一点你今后会看到的。
　　 姜：是不是因为一个作家对题材的选择性很强？譬如说你，天生就适合写校园题材？或者说，校园题材更能表现出你的文学才情与审美情绪？
　　 张：一个能写的作家不应该有题材限制。校园题材只是我写作的一部分，只不过我先写了。我下一部作品是农村题材的。虽然有朋友劝我继续写知识分子，但是，我还是决定按照自己的创作计划写。
　　 姜：记者经历对你的文学写作有什么帮助？我有好几个作家朋友，他们认为记者这样的活儿，对做作家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张：瞎说。记者生活对一个作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正如一个能写的作家不应该有题材限制一样，一个好作家也不应该受专业和职业的限制。
　　 姜：据我分析，当代作家，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出道之前都已经有了相当的文学准备。这种文学准备大多是在对域外文学的吸收与技术准备上。在走上作家这条路之前，你有意识的文学准备是哪些行为？
　　 张：谈到文学准备那就早了。从心理上说，我从初中三年级时就立志当作家了。我说这话是很严肃的。对于我们这些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来说，我们的文学营养都是差不多的，那就是在对域外文学的吸收与技术准备。只不过有些作家更喜欢卡夫卡，有些更喜欢马尔克斯……其实没有什么神秘的。不信你可以走访一下作家的书房，在书架上三分之一的书是重复的。所以我读研究生没有选择中文系，而是选择了法律。我的这种选择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比同代作家更丰厚些，吃点偏食有好处。将来谁吃的偏食更多谁就会走的更远。一个作家的关键不在于你现在写了什么，而在于你将会写出什么，你将来写出什么。这就像一个马拉松比赛，不在于你现在是不是领先，而在于你最终会不会领先。
　　 我在这里说一句给自己不留余地的狠话，我肯定不会落在最后，保持中等水平也是我的耻辱。
　　 姜：是什么触发了你写作《桃李》？
　　 张：因为在学校待久了，有感而发。在读中文系时我就想写一部关于大学生活的东西，这种想法在心里扎了根。其实我一直在大学生活没有离开过。即便是我在校外工作，还是住在大学校园。我熟悉校园生活，当然，写作要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开始。就这么简单。
　　 姜：有人说《桃李》影射北京大学，不知你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我同样想知道的是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张：《桃李》没有影射任何学校，有人说《桃李》影射北京大学，说这话的恰恰不是北大的人。北大那么大，她才没有心情关心区区一部小说是不是影射她了。如果北大真在乎这个，那就不是北大了。你去北大校园走走，你一下就会被她那博大的胸怀所包容。
　　 姜：相关的问题是，很多人愿意对号入座。我总觉得这种行为有点不可思议，小说与现实毕竟是两码事，规则也不一样。小说源于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不能说小说等同于生活。你觉得作家遇上这种事儿后，从法律角度看是不是一定得承担某种责任？如果作家所讲的是与事实相符的，那么还必须承担责任吗？
　　 张：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写小说侵害名誉权作为一种侵权行为，其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通常有四条：必须具有违法性；必须有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必须有过错。作家也是人，作家没有生活在法律之外，法律也没有给作家特权。该要承担责任的你一点也少不了。这个问题恐怕要用具体的案例来分析。
　　 这和作家所讲的与事实是否相符没有关系，有时候即便你讲的是事实也会承担法律责任。比方一个人的隐私，这个人的隐私是事实存在吧，但是你公开了这个隐私，你就侵犯了人家的隐私权，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因为隐私权是受法律保护的。
　　 姜：这部书里其实有好几桩事是与北大的事有点相似的。这让人容易引发一些联想。
　　 张：这些事有可能发生在北大，有可能发生在南大。这只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
　　 姜：《桃李》的环境与背景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将一群知识分子引到了这个区域里，不，是这群知识分子到了这种不能自拔的境地里，可是为什么你倒可以能置身事外地冷眼旁观呢？
　　 张：我并没有置身事外地冷眼旁观，这只是一个叙述方式而已。其实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的尴尬也是我的尴尬，他们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他们的思考也是我的思考，他们的无奈也是我的无奈……
　　 姜：北大也好，北京也好，其实它们是一种先进于人文的大学与城市。在中国可能再没有什么大学与城市比它们更出色了。你现在却安排了这群知识精英逃离了人文，似乎你在很多场合认为这还是一种理性的逃离。但我觉得你这种非难可能有点无法立足，一个人在选择自己的命运与活法的时候，理性的选择是一回事，但也未尝没有偶然的因素的参与。我记得我们当初大多数人在大学时代的选择就是非常偶然与非常被动的。很多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原因，是环境逼迫着他作这样的选择而不能作那样的选择。就像我们当初选择师范，一是因为贫穷，一是因为当初所读的高中门槛太低，无法使我们进入名牌大学。
　　 张：我谈到一些人的逃离是理性的选择，但我并没有否认一些人的选择是非常偶然与非常被动的。老孟考博士的选择就不是理性的。
　　 姜：当然这里也有价值观的问题，人们会认为一种选择是非常有价值的，另一种选择是非常没有价值的。说到底，人们最初的选择肯定是在利益的驱动之下，而只有到了人文意识培养起来之后，那种选择才是理性的，或者才是主动的。当然，这种时候如果选择逃离人文，也一定是非常世俗的。可是，这个时候人的主动选择如果无法具备人文精神，那又当如何？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具有自觉的人文精神啊！
　　 张：作为自然的人是平等的，作为精神之人是有等级之分的。这个等级我主要指的是精神层面的。为了达到自然之人的人人平等，那么，你就要允许精神之人有各种选择。有具备人文精神的选择，也有不具备人文精神的选择。每个自然之人都要活着，都有生存权，各种选择都应该是允许的，只要不违法。
　　 姜：此外，我还觉得一点，那就是转型社会这样的客观现实，对造成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是一种不可忽略的背景。即如萨特，我觉得没有当时法国的社会现实，老萨也可能只是一个坐在书斋里的识字的老头儿，或者只是一个在中学里教哲学的中学哲学教师。
　　 张：对于个体来说，选择的就是合理的。在大潮中，一些知识分子的选择有时候是身不由己的。谈到个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萨特无论是一个坐在书斋里的识字的老头儿，或者是一个在中学里教哲学的中学哲学教师，他都会冒出来的。因为萨特已经存在这个世上了，这是一种命，这和他从事的工作无关，甚至和时代无关。我一直认为个体大于群体，一个个伟大的个体创造了历史，历史不是群众创造的。群众只不过是个体利用的对象。蝼蚁般的人群成千上万地死去，这并不能改变历史进程。但是，一个伟大的个体的生死却改变了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萨特就是萨特。他的出现不需要找社会原因。
　　
　　 二
　　 姜：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问题了，现在可能才回到一个起点，那就是，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知识分子？而在这个转型社会里，知识分子又如何定位？《桃李》中开始就有导师就是老板，这种称呼太暧昧，我觉得这是知识社会在与经济时代作妥协甚至同谋。其后果可能是严重的，远比身上有一百零八处伤严重，但我还是要说一点，虽然有很多人已经看到这样的后果了，但这种后果暂时却未能呈现出来。我甚至觉得我们有些时候那种忧虑倒是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因为，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中国正越来越显得规律化，正像有些人讲的，我们无可避免地要走上这条路。
　　 张：为知识分子下定义不是你我力所能及的。如果硬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很讨巧的回答摆在那里。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人群中一些有知识的分子。无论是文、史、哲，还是政、经、法或者理工科的知识群体。
　　 如果把我们现在的一些状况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去衡量，那种忧虑是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我认为没有必要。其实忧虑是历朝历代知识分子共同工作。吃饱了干什么，该忧虑一下了。其实，历史才不管你知识分子忧虑不忧虑呢。历史还要向前。关键是知识分子要清醒，去干自己该干的事。
　　 在《桃李》中或者在高校中，学生称自己导师为老板，已经是一种习惯，没有谁下个命令，在一天早晨突然改过来的。这里有十分深沉的原因。要是同谋也是老师和学生的同谋。一个愿意这么叫，一个愿意这样听。
　　 在知识社会和经济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在改变。
　　 姜：还有，我觉得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非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一个生存的问题。我觉得《桃李》中的一群，毕竟还是要生存的。这使我想到像蓝娜与刘唱，本科毕业之后暂时找不到工作，为了生存，她们选择了那样的生存方式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像蓝娜，我觉得这是一个美的形象。但她最终是被环境所害，是这个社会，一点点剥去了她的外衣。
　　 张：知识分子也是人，也要生存，无论是美的形象还是丑的形象。
　　 当然，真正优秀的人才，关于生存可以忽略。他完全可以不为生存而生存。
　　 姜：当然，你这里也有暗示，蓝娜有了一百万了，可是仍然没有出国找李雨。这是不是她陷得太深了？或者说，是不是因为她过惯了那种生活？
　　 张：具体到小说人物蓝娜身上，恐怕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不一定是社会性的，还有个性的东西。蓝娜是有个性的，她还要搞清楚一些事情，她的所作所为还不全是为了钱。
　　 姜：但蓝娜在保护自己方面，还是自觉地运用了法律这个武器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蓝娜之所以还愿意在那个圈子里面混，是因为她知道自保与自爱？
　　 张：蓝娜自觉有法律的武器。可是，蓝娜成也法律，败也法律。法律是双刃剑。
　　 姜：这就说到刘唱。刘唱的情形我觉得也有可以理解之处，托人代考，为什么法律学方面的大学生更要受到指责呢？这不符合法律精神。就像我们经常看到媒体上宣传的，某一个中学教师，强奸幼女，为什么一定要承受比别的罪犯更其严重的刑罚呢？难道中学教师在犯法时，还作为中学教师去承受刑罚而不是作为公民去接受惩罚？
　　 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人类社会不仅仅只靠法律来规范和调整。还有伦理、道德的东西，还有公共良俗的东西。这些东西不需要立法人们都会去遵守。过去有所谓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之说，这里面不仅仅触犯了法律，同时还触犯了社会公共良俗。所以这些人要受到舆论的谴责。你干了任何一件事都会付出代价的，只不过有些是负法律责任，有些负道德责任。这完全符合法律精神，相当于数罪并罚。
　　 姜：在刘唱这里，也有一个被迫的问题，作为特长生招进来后，她不这样做，如何能跻身高级知识分子行列倒是第二个问题，如何能够留在北京，倒反成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这时候突然发现，作为本科生其实是非常可怜的。我们也可怜。
　　 张：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追求方向和目标。农民的目标在城市，小城市人的目标在大城市，刘唱的目标在北京，北京人的目标在纽约。跻身高级知识分子行列不是目的，只是背后隐含着的一些目的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