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称的问题，书中是第一人称，但这个‘我’在作品里面从表面上看是无所作为的，基本上是一个废物，是虚设。实际上这个我在作品中有不可小看的作用，如果‘我’撤了，作品就会黯然失色。这个小说正是因为‘我’，使我们一开始就进入了亲切逼真的氛围。听一个人讲他家里的事，是我们每一个人具有的潜在的欲望，如果他能将家人的隐私透漏出来，你听起来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以‘我’来说师兄师弟的事情，隐私的部分，本身构成了阅读的吸引力，如果不是以‘我’来叙述，这个吸引力将大大受损。‘我’还有其他作用，比如东拉西扯，自由地调动人物。十分有意思的是，如果按以前对第一人称叙述的规范，张者的这部小说的大量叙述与描写是不合法的。多次的性爱描写的那么细，你是怎么看到的。话说回来，使人不可思议的是，你在看《桃李》的时候，从来没有对第一人称的如此叙述是否合法产生疑问，却很自然。”
　　
　　 五
　　 姜：想起你说过的一本书主义，我们刚才的对话中，你应该看出我的态度，那就是，这本用了五年时间写的书，其实仍然有着很多缺憾。虽然这部书也为你带来了很多实际的益处，但我觉得还未做到精美。你叙说了一个快节奏的故事，其深刻意义固然不容怀疑，但是，以这本书为你的一本书主义奠基，恐怕还有点不能承受之重。因为，毕竟这是你的好几个中篇拼接起来的。我佩服你拼接的功夫，但我有理由期待你写出的第二本书，比《桃李》更优秀。
　　 张：哈哈，我提倡一本书主义。当然，不是一辈子只写一本书，我是指作者的创作态度。我在写这部书时下决心把它写好，要有明天再没有写作机会的假想。如果作者每写一部书都有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我们的文学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姜：第二部长篇将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还以知识分子作为描写对象吗？
　　 张：第二本书是农村题材的，以抗战为背景。我想探讨一下一个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那种最自然的反映，这和政治无关，这其中也有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有没有人文精神，要在这个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才能显现。我已写了8万字，全书25万字。由于中央电视台国际公司对电视剧《桃李》很重视，要搞出精品，剧本还要最后打磨，恐怕要往后放放。我不着急，干一件事就要干好，电视开拍了我再全身心投入也不晚。
　　 姜：我是做访谈的，你也做了若干的访谈。做访谈的甘苦也只有我们这些人能知晓。但收获状况也是外人所无法了解的。在你的写作中，你有没有接受到那些访谈对象的影响？如果有影响，是谁给你的影响最大？而你在这方面最大的得益是什么呢？
　　 张：中国知识精英在80年代后已经开始转移。从文、史、哲，向政、经、法转移。
　　 我做记者的确搞了很多访谈。我的访谈与其说是为了完成工作，不如说是为了进行社会调查，为我将来的文学创作做准备。我的访谈最早是从法学开始的，我曾访问过几十个法学家，比方王利民、郑成思等。从法学家我过渡到了经济学家，我先后访问过几十个经济学家，比方厉以宁、茅于轼等。由社科出版社出版的《谏言》就是经济学家访谈录。后来我又对文学家、史学家进行了访谈。巴金、杨绛等都是在这个时期采访的。要说受益那就大了，每一个访谈对象就是一本百读不厌的书，你没法把这些得益量化。所以也无法说出谁对我的影响更大。
　　 我要说的是，这些得益要在将来慢慢显现。因为我的写作刚刚开始。
　　 姜：通过这些访谈，你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文景观是如何评价的？与你书中所写的有着多大的差异？或者这样问吧，现在还有多少人站在精神的高地上？
　　 张：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与其相适应的人文景观。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文景观，正是我们这个历史时期应有的。它像一条红线伴随着我们的这个历史时期向前发展。你没有必要去悲叹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的人文精神缺失。我觉得一点都不缺失，只不过现在的知识分子更加清醒，不太容易上当了，更加务实了。从表面看很多知识分子不再守望，已经撤离了精神的高地，其实那是表面现象，肉身离开了，心还在精神的高地上。正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和平时期我们要发展，要搞商品经济，要为我们这个民族积累财富，你没必要让知识分子嘴上天天念着人文精神去喝西北风。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这是最大的人文精神。
　　 姜：最后想谈一谈的是关于河南的话题。我们这篇对话将要在河南的杂志上刊出，你本人也是河南籍人士，在面对河南人的话题时，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对河南人有那么多的非难？小说中，你其实将这个问题借老孟提了出来。你的轻松与戏谑，与另一些河南作家反应激烈是不一样的，但周大新也好，张者也好，最后都以河南人的死作为某种结局，这是不是对河南人来说太不公平？或者说，你只是与河南人幽了一默？
　　 张：关于河南人的话题不应该摆在桌面上讨论。这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玩笑。一摆在桌面上就是个事了。策划《河南人惹谁了》这本书的人是一个混蛋，把开玩笑这种事出成书公开发行，用心险恶。
　　 我是河南人，童年是在河南农村度过的，是姥姥把我带大的。我了解河南人。全国人民拿河南人开玩笑，证明河南人皮实，开得起玩笑。中原文化熏陶下的河南人包容性很强，无论是当面开玩笑还是背后开玩笑，是河南人的大都一笑了之。哪一个省的人都有好人和坏人，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的而不是河南人的。
　　 我们开始提到过的刘震云先生还跳出来为河南人说话，其实大可不必。一句粗话就过去了：理他们干球！对一些事情没必要较真，我《桃李》中的老孟，也是对一些不该较真的较真了，这是一种性格悲剧。
　　 姜：小说《桃李》与剧本《桃李》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你对纯文学改编成影视的东西有什么看法？
　　 张：要说写小说和写剧本有什么不同，我想有三点：第一，小说是靠语言带动的，电视剧是靠情节带动的；第二，小说是个人化的写作，电视剧是为大众而写作；第三，小说是夜里写的，电视剧是在早晨写的。如果要我来说，还可以说出很多不同来。关于第三点是不是有点玄。在黑夜里的灯光下，一切显得都十分阴谋，你会进入一种迷醉状态，不清醒状态，让语言把你带到天涯海角。你会顺着一条路向前迈进，但是，你要随时被沿路的风景吸引，要游山玩水，要不断去采集路边的野花。剧本就不同了，你在阳光灿烂的早晨，一切都明明白白，什么地方情节该怎么发展，都设计好了，你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观众正在看着你，你不能三心二意，当你要漫不经心时，观众已经跑了。
　　 纯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剧当然是一件好事，首先这种改编有利于文学作品的传播，还可以挣钱。但是，我们不能为了改编电视剧而写作。有的小说适合改编电视剧，有些不适合。应该顺其自然。有人说一个好作家去写电视剧了会把手写坏的，这是奇谈怪论。一个作家如果这么娇气和脆弱，这个作家最终不会有什么大出息。马尔克斯在写《百年孤独》之前就在写剧本。
　　 小说《桃李》与剧本《桃李》最大的不同是走向不同。结构方式也不同。故事增加了很多。我又调动了很多校园生活的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