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东山和张来顺是中条山下大洋村的一对耄耋老人，也是一对结了一世仇怨的老人。其实，在他们都还是懵懂少年的时候不了的恩怨情仇就在他们两家之间结下了。
　　 那是一个干旱的秋天，庄稼地里的田禾苗子在火一样的大日头的烤晒下，叶子干卷的都快要成一把柴火了。庄稼汉最心疼的就是地里的庄稼，朱平年就是朱东山的爹看着地里干卷了的田禾苗子，就像看着自己的儿女要夭折了一样，心疼得都快要掉下眼泪来了。这茬庄稼要是没有收成，一家人的日月可就不好过了。他是贫家小户，一家人靠的就是这二亩半的庄稼。丰收了日子过的松快些，欠收了日子过的紧巴些，要是绝收了呢？绝收了日子可就没法过了。他不能和村西头的张庚福比，张庚福是村里屈手一指的大财主，就是三年五年地里没收成，人家照样饿不着，人家西门外的川套里有五百亩平展展的肥地。即使碰上这连天的大旱，人家的庄稼照样能喝上水，人家除了有三眼浇园井外更有一渠从村后龙泉沟里引出来的河水。
　　 在这连天久旱的日子里，那穿村而过的河渠里照样哗哗啦啦地流淌着一渠清亮亮的让每一个人都羡慕的河水。羡慕归羡慕，这渠水是有主儿的。它的主人就是张庚福。张庚福就是张来顺的爹。
　　 这条渠是张家独自出资修建的，他理所当然地就享有独自使用的权力。河渠从村后的龙泉沟修引出来，穿村而过源源不断地流 进了张庚福的五百亩平展展的庄稼地里。谁要是从河渠里挑上几担水回去烧水做饭是可以的，谁要是把渠里的水引走去浇自己的庄稼，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张庚福对谁也不开这口子，不立这规矩。他的五百亩庄稼要是浇灌好了，他宁愿在河渠头上把水堵了，让水白白地顺着青龙河流走，也不让别人沾这个光。
　　 看着这一渠清亮亮的河水翻滚着浪花流进了村西张家连成片儿的地里去了，看着张家那五百亩绿葱葱肥油油的秋庄稼，再看看自己几亩薄地里被大日头烤晒的干卷了叶子的没有了一点生气的庄稼，许多人心里不是个滋味。就是在这个时候朱二蛮找到朱平年狠着声说：“毬！山里流出来的水，又不是他张姓一家的水，他能浇，咱就不能浇？咱这地再不浇，这料庄稼就撂毬咧。”这朱二蛮和朱平年一样，也是个贫家小户，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一样的家庭背景就让两个人贴火投机，能说到一起。
　　 听了朱二蛮的话，朱平年那宽宽阔阔的脸上就有了一层愤愤不平，他把手掌捏成一个碗一样大的拳头，回应着说：“就是，再不浇这一茬庄稼就撂了，撂了庄稼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呀？”
　　 “喝西北风都没人给咱刮。毬！到渠里舀他几担水，他吃稠的，还不让咱喝口稀的。舀他几担水，也许还能救活几苗庄稼，总比把庄稼全旱死强。”朱二蛮再往深里说了一句。两个人对视一眼，就不约而同地挑起两个硕大的水桶向河渠走去。
　　 朱平年的二亩半坡地正好就在水渠边，两人挑着水桶过来看看四下没人，就急匆匆地把水桶按进河渠，一声“咕咚”桶里就灌满了清澈澈的河水，两个人一展腰，就把满满溢溢的两担水担进了旱的干卷了叶儿的庄稼地里，水泼洒进干透了的庄稼地，地里发出一片“哧哧”的声音，同时还冒起一串烟雾一样的蒸汽。庄稼干卷的叶子虽然没有立马舒展开来，但起码这几苗喝了水的庄稼有活下去的希望。只要庄稼苗子能耐过这场旱，到秋后就能给主人带来一点收获，有一点收获就有一点希望。
　　 朱平年和朱二蛮连着从河渠里挑了十几担水，把朱平年的庄稼泼湿一大片，并没有人出来拦挡。两个人就越发胆大了，干脆脱掉鞋子，赤脚站在河渠里弯下腰挥着水桶“哗哗”地往地里舀泼起来。舀泼出动的水像是一条涓涓的小溪，向久旱的庄稼地里欢快地流去。
　　 在两个壮汉的泼舀下，河渠里向西流去的水就明显地小了。站在河渠里舀水的朱平年和朱二蛮谁还顾得上向西流去的水是多了还是少了，他们只顾得上不停气地往外舀水。
　　 两个人欢欢地干了一阵，当他们展直腰想稍稍缓歇一下时，却不由地惊愣住了，他们已被一群人围住了。这不是一群围观看热闹的闲人，这是一群虎视眈眈的人，是一群张财主家的家丁和长工，其中就有张庚福本人。朱平年和朱二蛮傻愣着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就被乱人打倒在河渠里……
　　 挨了一顿暴打，还被胁迫着写了一份赔偿的文书，这事才算撂下。但朱平年却把这事撂不下了，他把各种各样的报仇办法都想到了，但终究实现不了。一个只有二亩半薄田的贫家小户怎么能撼得动一个拥有五百亩土地的大财主，他连张庚福家的一条看门狗都弄不死。最后，他还是想出一个狠办法——把儿子送上山。这是过去被逼无奈的人们常用的一种办法，也是一种很有效的办法。越是有钱的人越不惹山里的土匪。
　　 朱平年的儿子朱东山上山没有入伙当了土匪，却参加了共产党在山上刚刚拉起的游击队。
　　
　　 二
　　 朱平年没有等到参加共产党游击队的儿子把家仇报了，就走到他生命的尽头；老地主张庚福同样没有等到仇家的儿子回来报仇，也上了黄泉路。
　　 朱东山是十年后带着队伍回来的。这时候已经是一九四七年的冬天了。领着人马回来的朱东山此时已是共产党的区委书记，他领着队伍回来不仅是为了报家仇私恨。在党内这么些年，他已经懂得了许多过去不曾懂得的道理。阶级仇民族恨早就代替了他心中的家仇私恨，他是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回来的。
　　 伟大的土改运动已经在解放了的中条山上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朱东山带着人马回来就是搞土改来了。大洋村的头号大地主张庚福自然就成了土改的对象，张庚福三年前死了，但他的儿子张来顺接管了这个庞大的家业，张来顺就是土改对象。张来顺和朱东山是一茬人，两个人相差不到一岁。这十年朱东山不在村上，他们没有面对面地打过交道，但在他们各自心里都明镜似地装着两家的恩怨情仇，河渠里的那场争斗早根深蒂固地扎在他们的心里。
　　 面对强大的对手，张来顺早没了他老子当年的豪气，他像斗败的公鸡把脑袋乖乖地低垂下来。脑袋是低下了，但心里还存有一丝侥幸，还在盘算着一些主意。他知道朱东山区委书记的身份，更了解朱东山家的情况，他十年不在家，三年前死了老爹，撇下了一个瞎了眼的老妈，家里真的是到了徒穷四壁揭不开锅的地步。张来顺同样知道土改运动的来势是多么的凶猛。这时候他动了心计；自古英雄难过金钱、美人关。张来顺不知道朱东山是不是真的英雄，但知道朱东山三十大几还是光棍一条，家里又是这般情景。这两样东西现在他都需要，只要把这两样东西送过去，这个凶猛的关卡就能平安地过去。只要人平安了，剩下的啥事情都好说。被工作队叫去谈了一次话回来，他就急急地准备起来，先包了一百块白花花沉甸甸的现大洋，再回头把话给女人说清楚。张来顺的女人是个很有姿色的女人。你想。拥有这么一份大家业的张来顺能娶一个四六眼不中看的女人吗？张来顺的女人不仅长得出众好看，而且还很聪明，很听话。女人起先是不愿意的。张来顺就冷了脸把来回话说给她听，他说：“都啥时候了，山上闹起的土改哪个村没有死人？这时候把命保住比啥都重要，没有命还能有啥？”女人脸一红，就不再吭声，是啊，什么能比命更金贵？金钱、贞操和生命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她听从了男人的安排。
　　 张来顺算计好了，等天一黑就把包好的一百块大洋悄悄地给朱东山送过去，然后让女人也悄悄地过去。他知道朱东山回来后没有和工作队的人一起住在官庙，而是陪着瞎眼老妈住在家里。这样事情就好办，要是朱东山不是住在家里，而是和工作队的几个人一起住在官庙里，那事情就难办多了。几个人扎在一起，你上杆子送钱，送女人是不好送的。
　　 张来顺天黑后真的就背着一百块现大洋进了朱东山已经破败的不成样子的小院，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的第一步棋才走出来，第二步棋还没有来得及走，就让朱东山连人带货一起送进了官庙。
　　 也就是在当天晚上，土改工作队决定提前召开诉苦清算大会。在提前召开的骨干会上，刚当上农会主席的朱三虎挽起袖子，捏紧拳头，露出暴起青筋的粗胳膊，像他爹朱二蛮一样咬着后牙愤愤地说：“一不做，二不休，在明天的诉苦清算大会上把狗日的拾掇毬了！”拾掇，是当地的土话，翻译成标准话就是干掉。
　　 听了农会主席朱三虎的话，满屋子里的人都把眼睛盯在朱东山的脸上，包括工作队的几个同志。是啊，在这么大的运动中死一两个地主不足奇。在已经开始闹起土改的村子里几乎都有地主被打死，在大洋村真要是把张来顺拾掇了不算个啥，无论是家业，还是罪孽他比那些被打死的地主都大。但是朱东山摇头了，他抖一下肩，把披在身上的黑棉袄披好，把含在嘴里的旱烟杆取下来，用低沉的却是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们搞土改是执行党的政策来了，不是杀人放火报私仇来了。党的政策要消灭的是地主阶级，而不是地主本人。要说对地主张来顺的仇和恨，恐怕在座的谁都没有我大，当年我上山投队伍，就是为了报家仇，可是这种想法现在就显得单纯幼稚了。我们共产党人革命难道就是为了报自己的一点家仇私恨？不是，我们要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所以，明天的诉苦清算大会要开，但不能出问题，尤其不能出现死人的事情。”朱东山一语定乾坤决定了明天的会议，也决定了地主张来顺的一生。
　　 四七年开始的土改运动出现了大面积的偏差，但朱东山领导的大洋村的土改始终没有偏离方向，在诉苦清算大会上张来顺没有丢掉性命，在后来的分配浮财的过程中他也没有像别村的地主一样被扫地出门，去讨吃要饭，去住破庙烂窑。而是依照给生活，给出路的政策，给他留了几亩地，留了几间房，让他领着妻儿老小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在后来的纠偏会议上大洋村的土改是全县受到肯定的少数几个村子里的一个，为此，朱东山受到了晋南专属的表扬。
　　
　　 三
　　 全国解放取得政权后，朱东山当之无愧地出任了县委书记。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里，朱东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没有像有些干部那样一进城先紧着忙乎自己的事情。他在县委后院的一间单身宿舍里把自己安顿下来后，娶了一个山里的姑娘。但他没有把娶回来的新媳妇带在身边，而是把她留在瞎眼老娘身边，让她替自己尽孝道。
　　 朱东山娶回来的山里姑娘叫春花，是一个壮实能干的女人，更是一个遵守妇道，孝敬老人的好女人。
　　 当了县委书记的朱东山在乡亲们眼里就是当了大官了。县太爷吗，是不得了的官儿，当了大官，乡亲们有了事他就要管。那个年代无论是社会，还是人们之间的关系都是简单的、透明的。那个年代乡亲们能有什么事会烦扰到县里的书记，自己种下粮食自己吃，桃花园一样，似乎没有什么烦扰人的事情。不过村里的朱立保就有一件事要烦扰当了县委书记的朱东山了。
　　 朱立保小朱东山几岁，也还算是一茬人。朱立保比朱东山小，却比朱东山结婚早。他来找朱东山就是为了婚姻的事。朱立保也是一个贫农，早几年也是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人再穷也有续香火传宗接代的要求，这是人的本能。朱立保是穷，但他还是给自己张罗了一个女人，一个傻女人。这是土改前的事。后来土改了，朱立保有了房子有了地，也有了钱，他就觉得睡在自己炕上的这个傻女人配不上自己了，就想再给自己张罗一个好女人。但他的想法让区里来的干部阻挡住了，干部说：“现在不是旧社会了，旧社会谁不想要自己的女人写一纸休书，就把女人休掉了。现在有了婚姻法，要想离婚就得上法院。”“上法院就上法院，县里的法院还是归县委书记管，县委书记就是我们大洋村的人，他能袖着手不管大洋村人的事？”朱立保是一个敢弄事的人，你想，他过去穷的吃不上饭的时候都能给自己张罗回女人来，现在有吃有穿又有钱，他怎么不敢到县里的法庭上去闹一闹。朱立保嚷着说：“一辈好女人，三辈好子孙。我不能让一个傻女人害了我三代好子孙。”就往县里去了。
　　 县里的法院成立时间不长，婚姻法也颁布不久。法院里的工作人员对婚姻法还没有完全吃透，他们甚至还信奉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观念，他们不支持朱立保提出的离婚诉讼。在法院败诉的朱立保就真的找进了县委会，找进了朱东山的办公室。
　　 朱东山比法院里的人还让朱立保失望，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对找上门来的朱立保说：“结婚离婚的事不归我这个县委书记管，你要离婚还得去法院。”朱立保不高兴了。他翻着眼问：“县太爷不就是管个升堂断案，你现在是县委书记，比县太爷的官大，就不能管管兄弟的事，咱好赖还是一个村里的人，好赖还是一个姓里的人。”这时秘书来叫，朱东山摊开手再说：“这事我真的管不了。”说完就跟着秘书出去了。因为朱东山没有说话帮忙，朱立保的婚终究没有离成。
　　 朱立保从县城回来，就放出许多日脏朱东山的话，说朱东山不给村里人办事，是个看高使低的人等等。不过这些话朱东山听不到，就是他留在村的女人听到，也不会把这话传说进他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