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还不算太穷的年关，母亲扭着小脚去公社的屠宰门市部，能买下一斤肥肉。了不得！母亲说不认识割肉的人，但母亲有一张笑脸，割肉的人刀下就肥了。
　　 我亲眼看到，母亲要把那个穿在肉里的麻拉绳子抽出来，放在煮菜的锅里，趁着滚热，把粘上去的那点油榨取到菜锅里。一股肉香袭来，出声地深嗅一口，算是对母亲这种行为的赞同。母亲也拿这点香味逗我：“馋猫子，等不得了？”一点点香味，都是母亲快乐的资本啊。
　　 母亲是一个思虑极远的人，马上停止了开玩笑，面露难色，说道：“不能想天天吃肉，孩子。”她懂得孩子想天天吃肉，会看相。
　　 但不能抹杀了孩子想吃肉的希望，又说：“要是能有替换肉的东西就好了……”是啊，母亲掌管着家庭的经济大权，但这个权力可能至多10块钱，也还是在欠下的一堆饥荒上面勉强握在手心里的，柴米油盐酱醋，不能包括茶，样样都需要从她手中撕下那张钱，掰成两半花算好的，恨不得撕成几百瓣，瓣瓣再开成花，再生出钱。
　　 替换？母亲找到了那根穿肉的麻拉。我也想去找。
　　 麻拉，就是一种蒲草，我老家的东河里就有。我说，妈妈，等秋收放工了，我再去割一抱给你……
　　 说这话，母亲没有应声，也不抬眼。光顾得自己忙着做饭。她无法回答，害怕我出去把这样的情节演绎成故事。
　　 我的同学说过一句话——吃蘑菇就像吃肉。这是课前我们的悄悄话。馋得我那节课没有心思上，眼前出现了好几碗鲜肉一般的蘑菇。这话也启发了我。于是，我就行动起来，在七月，就忙着准备过年的肉。这“肉”就是山蘑菇。
　　
　　 二
　　 这是我们的教室搬到村学堂的时候，有了这个想法，且得到母亲的支持。母亲是缠着脚的女人，走起来像踩高跷，摇晃着，她巴不得我能登山上树。
　　 直到现在我还怀念学堂后面那座无名的山，我们叫“北山”，山右是苹果树园，山左，松树橡树长得很茂密，中间一条深壑，但并不妨碍苹果园把蘑菇赶到山左。
　　 那时，我们学了《狼来了》课文，我很怕，觉得有山就有狼。本来课文是告诉我们从小就要说诚实的话，我却想歪了。母亲说，狼夜间出没，而且“嗷嗷”地嚎。跟母亲说课文的主题，她不懂，还是说她都没有看到过什么狼。
　　 是啊，口味是诚实的，肚子是诚实的，日子是诚实的，“狼来了”又怎样？忠于生活，一直是我母亲的品德。日子再难，也没抱怨过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厌倦从不属于她。所以，我每当回忆自己38年一直从事教书工作，从未生出换一种活法的念头，可能是母亲基因使然。我常常想，母亲并未谆谆教诲我们，哪怕是那么不经意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会是孩子成长的源泉力量。
　　 那时赶上文革，同学们也都把时间用在了批斗上，我觉得不实惠，过年没有肉吃，更难过。但不能说这样的小心思，生怕被批“觉悟不高”。我那时个子不高，荫蔽地逃出队伍，不会引起注意。
　　 曾经，我们上课也管束不紧，说一声准备写大字报，就是一个旷课的理由，这是“革命行为”，自然得到支持。我曾和福子哥假借这个名义，趁着细雨去看北山的蘑菇。
　　 福子哥是邻居六母家的儿子，我们的屋是连着的，六母家男女9个孩子，吃饭要挤上去，实在不容易。福子哥也抱怨过。过年的时候，就到我家蹭饭。我与他一起抢着吃，很来劲，母亲也高兴。六母知道了，还从家舀了几瓢面，算是还这份人情。我们很“铁”，但要避开福子哥的姐姐“英姐”，她在村小当老师，她经常跟我母亲说起我，属于母亲的联络员。
　　
　　 三
　　 雨季来了。尤其是麦收后，乱雨不分早晚，淅淅沥沥的，好像没完没了地下。北山的植被很茂密，橡树成丛，四五月时，橡树叶子都落下了，铺着山坡，很快就腐烂成肥，这是蘑菇滋生的条件。橡树下面最喜欢长野蘑菇，东北人叫“榛蘑”，我们不加前缀，统统称蘑菇。
　　 不过，蘑菇分好的和坏的，就像看电影，我们要分出好人坏人，主题马上清晰了。有一种蘑菇，呈油纸伞状，伞盖一层薄薄的皮儿，伞下就像伞骨，排列有序，好看极了，这种蘑菇，总是红着脸，就像害羞的样子，很让我可怜。那时，我把这种蘑菇跟村戏台演出的节目里的花旦联系起来，总觉得在剧情里，都没有得到公正待遇，看到高潮，会偷偷摸一把泪。橡树下的那些蘑菇，我就叫“红粉蘑菇”，后来福子哥说，凡是伪装的，都是坏的。穿着鲜艳华丽的外衣，骨子里藏着毒气，这是我们的批判语言。既然是坏的，特别恨，爱憎分明啊，马上用脚碾碎。记得那时老师给我们写学期评语，就用到“爱憎分明”的词。福子哥说，碾碎了，生得更多，毒的东西最容易扩散。那时听到最多的是“毒草”这个词，《燕山夜话》是，《海瑞罢官》是，《野火春风》也是。“毒蘑”是毒草的一类。我马上避而远之。
　　 我们只采一种蘑菇，大人叫“松乳蘑”，生于松树橡树下，我们叫“香蘑”“香菇”。雨后天晴，香蘑在太阳照射下就窜出，如果不敢快去捡拾，蘑菇就会长腿，其实，跑不了，福子哥的意思是有人捷足先登拾去了。
　　 手持一根棍，用来拨开橡树枝条，惊走藏在其间的蜥蜴和山蛇。我们早就做了防备，裤脚用草绳扎起来，全副武装。
　　 松乳蘑顶着一个不规则的伞盖，肉墩墩的，呈黄褐色，就像没有睡醒的样子，又好像刚刚做完钻草垛的游戏，蘑菇头上还沾着草叶松针，不加修饰，觉得很可爱，有点像我们的样子。那些蘑菇，仿佛就是来自地下的神秘杀手，它们顶着伞状的头，在草丛荫蔽着，顽皮的我们，何惧杀手，我们要较量一番的。遇到蘑菇扎堆的时候，我们会惊叫，很多蘑菇，好像一张绒绒的大毯上镶嵌着的无数个星星，璀璨着，眨着眼，又是那么腼腆，我们会认为它们是一群小女孩，它们在玩耍，在比美，袅娜地开出了花，它们是在等着我们跟它们玩一场游戏。好不容易有一阵风吹来，蘑菇摇动着裙幅，翩翩起舞起来。看见蘑菇就讨厌其瘦来，觉得肥肥的，胖胖的，就是最美的样子，可现实里的女孩都那么消瘦，便认为它们没有吃蘑菇才那样。一日我和妻子说起旧时人们的胖瘦，她说，曾经追求过胖。我说，吃蘑菇能发胖。
　　 她还说，那时我们吃的不是蘑菇里的氨基酸，而是心酸。
　　 那时，我们没有作业，放假和星期天，可以毫无忧虑地采蘑菇。北山是很长的山岭，走出几里地也不觉累。回头再采，蘑菇就像和我们捉迷藏，还是被我们发现。
　　 但我们不敢把采蘑菇的事写进我们的作文里，生怕被老师发现，我们写的是暑假上山拾麦穗，拔野草，牵牛入栏，捡拾街上的鸡粪，帮助大人拉车送肥到地头。劳动丰富了我们的童年，蘑菇是藏在我们的私心里，就是“斗私批修”也不能说出。
　　 那时，老师检查学业的手段就是听写字词，或者是造句，经常出错，老师就说，真是“蘑菇脑子”。蘑菇？我马上警觉起来，原来英姐跟我们的老师反映过的。后来母亲提醒我，我判断是英姐泄密的。
　　 记得老师把我留下，要用“敝帚自珍”造句，造了几遍，都不对，老师气急了说，用“蘑菇”造句就会了是不是？我哑口无言，不敢辩解。笤帚跟蘑菇，这是哪跟哪啊。不开窍如我，老师看着我都发笑。我觉得，老师没有明确点破，可能也知我家条件苦，也会想到我们过年吃不上肉，所以就舍不得把心思用在捡蘑菇的事拿出来批。
　　 我心中的老师，不必有什么高深的知识，但一定是让我懂得的，老师也懂得我。有时候觉得这可能是一厢情愿，但我还是喜欢自作多情。
　　
　　 四
　　 捡回的蘑菇，倒在干净的棉布上，要盘腿坐下，把蘑菇穿成串，母亲扯下一卷纺花的线，成串的蘑菇，就像一串串珍珠，挂在屋檐下，成一排，就像一串风铃，只是不作响，但我们可以吹着口哨，替蘑菇发出声音。就像一个风帘，摇摆在风中。我甚至突发异想，用一串串蘑菇做门帘，代替用皮筋做的门帘。夏秋一过，再吃也不耽搁。
　　 母亲是不舍得她纺下的那些花线的，她准备给一家人织布做新衣。我看出母亲的为难。便把从河套割来的麻拉晒半干，趁着柔软，撕成小细条，把蘑菇的根系在绳上，希望麻拉的肉味喂饱蘑菇，我总觉得麻拉上有肉的味道。多么可笑啊。真的是馋疯了！
　　 好几个过年的时节，我们家就是把蘑菇当成了肉。白菜清炖蘑菇，萝卜条里也加进蘑菇，就像秋晒的萝卜缨子里也加上，虽无肉的醇香，但不失一份如吃肉的口感，咬着绵而艮，蘑菇的清香一点也不逊色于肉。
　　 过年的时候，应该说最吉利的话，升官，发财，添丁，这些好的词绝不属于我们家。我想起父亲那年讲的一个笑话。
　　 有那么一个人，一直欠债主的钱，到年关也不还，债主想看看欠钱人是不是真没钱，就在茅屋外听他们说话。
　　 “过年了，孩们，我们猛搓一顿，你们是爱吃肥肉还是瘦肉？”欠钱人说。
　　 债主在屋外气得发疯，怎么能这样，没有钱还挑肥拣瘦！不再忍耐，推门而入。欠钱的人说，过年了，也不能不说个吉利话，白萝卜是肥肉，红薯就是瘦肉。债主说，钱就算了吧，过年我应该带点礼物，却走得仓促……
　　 这是老掉牙的故事，但时光流转，在我们家，讲起来还合适。不过，我吃的是蘑菇肉。在贫穷面前，我们常常希望别人体恤，但最大的慰藉，是来自内心的接受和满足。无论穷到什么程度，无论富足到拥有多少，他们都有过自己的艰难，怎么度过的，我们未必都能理解，他们心中都存放着一个闯关的故事，这也是生活的动力。
　　 那个贫穷的父亲多么好啊，他就是在艰难里，也要让孩子吃上肉。生命的宴席，并非是饕餮大餐才让我们感激，往往是在艰难里，还要打起精神，不泄气，不放弃，才是我们应该记住的。
　　 后来，我们家的日子因为我高中毕业而好转了，但吃蘑菇肉的习惯还是保留项目。洪应明写过《菜根谭》，我们家有“蘑菇谭”，能说出一堆有意思的故事。
　　 我考学走出家乡，家里的生活又进入艰难。1978年，我的第一个寒假，母亲那年还是恢复了往年过年的饮食，做了一顿蘑菇肉。
　　 母亲说，这是你福子哥去北山捡的野蘑菇。
　　 七月，多么丰满的月份，七月真好，始终给我们准备着过年的肉。
　　 我问福子哥来不来吃蘑菇肉？
　　 母亲说，给你的那几封信，都是你福子哥给写的。他在信里，和你说起吃蘑菇肉了吗？
　　 我还是希望福子哥来我家和我一起抢蘑菇肉吃。
　　
　　 2024年7月1日原创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