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一锤定音，我一生感激。工分多少是小事，队长为我争回了一个人的尊严，一个男社员的尊严！我后来教书教了二十多年后，还记得这位老队长，称肉打酒去探望他。老队长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如此记情！生产队的重要生产力之一是耕牛，保护耕牛是一般生产队都很重视的事情。冬天，牛圈要盖好；春天，要多喂嫩草。按牛的习性来，黄牛要间房，水牛要口塘，必须满足它们的需要。
　　 春天，男女老少齐动员，上山坡或田边地角去割草。别人一早晨割两、三百斤，只有我不中用，最多也只割得到120斤，有时只割得80斤，还不如半劳力！队长就叫我称草，一早晨3分，相当于割180斤草的工分；我当然乐意。这一称草呢，把我的手劲也“称”大了。不久，我单手能把一百多斤重的草捆提起，称得又快又准。到了两百斤以上，我才要与别人一起抬着称。
　　 以前，别人称草，总与割草人争吵，说秤歪了。我称草，人人没得意见。因为队长相信，还让我当了几天“特殊社员”。这年春天，梧桐开花了。俗话说：“勤人莫送懒人哄，梧桐开花就下种。”队长就叫大家种包谷，别的生产队也行动了。男工妇女，运牛粪作底肥，大家热情高涨，挑的挑，背的背。挑的挑，是尖挑；背的背，如山高。银样蜡枪头，好看不中用，运到地里倒下去，一背用不到十窝，一挑用不到十五窝。队长石维金究其原因：全是连牛压都没压着的干稻草！
　　 石维金不批评大家，因为批评了没有用，也不合时宜。毛主席著作天天学，思想觉悟大提高，常讲用有高招，哪还用得着批评？好个石维金，你莫看他不多言，不多语，满脑壳都是办法，一肚子都是点子。他叫我拿杆秤到牛圈边，给大家称牛粪，记录运输量，按斤头评工分，150斤1分。我憨憨的，哪怕是我的老婆苦儿，背多少就记多少，一斤虚数也不记。
　　 这一招就灵了，大家拼了命，专拣又湿又大坨的牛粪装；我一称，男的一般一百五，女的一般一百一。彭清秀是个拼命王，别看她个子不大，跟人家五大三粗的妇女一样，背一百三！我心痛了，就劝清秀少背一点：“身体要紧！”清秀不听，也不信邪：“工分要紧！”大家一展劲，三天就把包谷种完了。但人们背后议论纷纷：石维金也真傻，那个石歆梧笨脑壳，又没记你的情，你偏要让他当特殊社员，检便宜工分！只是没有人把这话摆上桌面，其实也摆不上桌面！就是上级来了，也会表扬石维金：种包谷保质保量，在全公社中最先完成任务！清秀一天累得筋疲力尽，给大宝喂了奶，就想睡觉。我把她抱到房里，给她洗了澡，洗掉了一点乏意，于是吃了晚饭，饱睡！
　　 一直到包谷种完，我还给她洗澡，她才不肯接受：“今天你没称牛粪了，也很累啊！”我照样洗，过了几天，清秀再不要我洗了。
　　 到了七月，也就是农历六月，一年中最热的季节，该薅红苕了。一个队有大部分劳动力来做这项工作。几十个人一上坡，人们像演戏一样，热热闹闹地开了台。大呼隆有大呼隆的妙处。你看，张三渴水了，去喝水，一个人觉得不好意思，还邀了几个伴；李四说胀屎胀尿了，一头钻到树林子里，又躲太阳又“出恭”去了。除了少数几个人在认真劳动、搞得满头大汗外，多数人都是出工不出力。彭清秀不会躲懒，但她人缘好，有人教：邀她去喝水，她也确实渴了。烈日正当午，汗滴禾下土，怎能不渴呢？一行人到望高岩去喝清泉水，泉水也凉，树林子也凉，大家磨磨蹭蹭而去，又磨磨蹭蹭回到地里，就像蚂蚁送亲，你去他来。就是到了地里，也是撑起锄把，开动嘴巴，海阔天空，屎话尿话。
　　 我和一位老太丁长银在一起干，渴了忍着，汗水“咬”眼睛了，用汗帕揩一下，继续干。清秀心疼了：“曲曲，你不渴？”“不渴。”真拿我没有办法。丁长银垒的红薯垄如金字塔一般美丽、规整，俗称“刀背岭”，实在是艺术珍品、伟大杰作，我真是羡慕不已。而我呢，虽然杂草捡得干净，但那苕沟沟垒得不像三样，谁也不敢恭维！好的有美名，丑的有臭名，丁长银老太把我垒的红苕垄沟称为“塌鼻子戴眼镜”，倒是既生动形象，又名副其实！我正惭愧之时，那些撑锄把的人已低头薅起苕来了。我知道：一定是队长来了。
　　 队长石维金带一部分有砌墙扎坝技术的人到龙潭扎坝，因为有一部分稻田快干了。待水坝扎好后，队长特意来看薅苕工作的进展，心中火冒三丈：几十个人已薅了五天，还没薅上两亩，我的天，到哪个猴年马月才薅得完？队长就这点好，不爱批评人，不爱发火，心中有火，他不说出来，眯着眼睛回去了。翌日，队长又是老办法，叫我拿一根竹竿，刻上尺寸；拿一个本子，到苕土里去丈量，按薅成的苕沟沟的尺度记分。这一下，形势大变，喝水的也少了，胀屎胀尿的也少了。我像个黑脸包公，铁面无私，清秀的红苕垄上杂草没抖好，我就不丈量。大家一看这阵仗，“猫儿壅屎”的搞法也不敢做了，杂草抖得干干净净，质量有保证，速度也很快。
　　 丁长银对我两手一摊：“你命中该拿便宜工分！”桥堡寨四队的耕地多数在王山、大坝田，王山的土里尽是风化石，每块地里都是半土半石。大家一认真，锄头撞石头，叮叮当当一大片，我这个“丈量员”此时当然就有心思欣赏起这伟大的劳动竞赛交响曲了！我想：农民之所以伟大，正是他们用自己的劳动，用他们同大自然斗争的成果奉献给社会，养活了整个人类！自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也应该算得“伟大”了。但实际上，我们渺小得很呢，谁重视过我们？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但何时才能实现？1956年，中央就有个40条《纲要》，计划到1967年要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怎么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有人薅完了一块地，我去丈量，没有想下去了。
　　 不上十天，红苕就薅完了。这十来天，清秀晚上又让我给她洗澡了，因为这十天她的工分挣得多，名列前茅，因而她很高兴。虽然晒成了一个“黑里俏”，我看她，那美丽未减分毫。但是，好景不长，第二年队长换了人，我当然也当不成“特殊这员”了。队长换的是丁长平。石维金下台了，我当“特殊农民”的日子也许当到头了。但是，他石维金一生都有好形象。年轻时，他男扮女裝跳花灯，唱曲唱词唱良善：中年时，他当好队长持公道，秉公秉义秉良心。人虽普通，人格崇高。难忘好队长！
　　
　　 11、伯乐田茂岑让我当上了工地编剧和工地采访员
　　 1976年7月，我初到钟灵水库工地，参加挑了十几天土。但我知道，事在人为，便在下工后去各营各连(工地上一律组织军事化)去采写各类稿件，主要是先进人物通讯，一天几篇，十几天就是几十篇，被《峰岩》(水库工地报)的主编田茂岑看中，不仅大多数付印或交给广播室广播，而且让我当了工地文艺宣传队的编剧。我一边看工地文艺宣传队的排练，一边写剧本，一心二用，甚为惬意。可是，好景不长。莲花区的民工一律调回本区梅江河鱼篮滩水电站参加扩建工程施工，因为该电站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三十倍。
　　 我随队来到了鱼篮滩。由于钟灵水库工地领导主要是田茂岑和张宗坤给鱼篮滩电站工程指挥部写了推荐信，推荐我当工地采访员。我每天上午到工地各连队采访，有时还采访搅拌机工人、发电机组工人；每天采写十来篇稿件，交指挥部政工组组长王正文审阅批示，再交到广播室，就算完成一天任务。每天只工作两小时，像这样挣“便宜工分”的"特殊社员”还并不多。我意外的收获，当是采访的熟练和写作的进步。在丁长平意料之外，身为队长，却未能管住自己队上的社员，竟让吴端正隔山“挖”走，“放飞”了，本来十分不悦，但一来已无力“拱”吴端正了，二来嫌我在生产队也是个“滥竽充数”型劳力，三来鱼篮滩工地指挥部领导都是县、区干部，人是暂时“拉”不回来了，今后再看吧!此时他才知道，原来生产队长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我呢，很少回家，回去一次，见了队长，还是毕恭毕敬；念及二人又是小学和初中的同学，有时也摆摆龙门阵，并感谢他在岳母来金姑桥四队落户问题上的鼎力帮助，因而，二人关系趋于缓和，丁长平也不再与我过不去了。我每天两小时工作兢兢业业，还有二十二小时自由支配，便自学数学，给报纸投点稿。
　　
　　 12、石敦金校长给了我一个饭碗
　　 1977年、1978年，我以初中四期肄业那点有限的水平，两度参加高考，两度上体检线，但是，阴差阳错，命运不济：1977年被酉阳中文系录取，录取通知书都被“左”的流毒“卡”了；1978年，“左”毒被肃清，我又年过三十，各高等学府均无录取。吕蒙正赶斋，左右不逢源。我的人生之舟一度搁浅，好端端的大学梦，一次又一次被冷酷无情地摧毁了，粉碎了。
　　 正当我忧虑报国无门、“荷戟独彷徨”之时，曾教过我的李家庄小学校长石敦金老师扶了我一把。他痛斥了不让我去他那里代课的一个生产队长（他的学生、我的堂弟），把我叫去他的中学帽子班代课。“士为知己者死”，我拼命工作，两年的教育教学效果较为显著。他又不失时机地为我四处奔走呼号，请求上级把我转为正式教师。天不从人愿，他还不甘心，又向桥堡大队的干部和父老乡亲推荐，使我又当上了民师。石敦金老师退休以后，在桥堡大队当调解委员，为村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排难解纷，造福乡里。为此，我在《群众报》上登了一篇题为《桥堡苗寨不老松》的通讯，歌颂了他。石敦金老师是我小学时的老师，又是我的人生之师，他永远是我的老师。他那热心、正直、爱生如子、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品格和精神，我将永世不忘，终生效仿，到处传扬，并传之后世。
　　
　　 13、夏安行、石敦鹏一条信息值万金
　　 伯乐与千里马的遭遇，俞伯牙与钟子期的高山流水之知音交往，自是千古美谈，且放眼观之，今日之人生际遇会出现惊人的与历史相似之处。一个人如果觅得知音，当是他一生中最大幸福。我之所以感激夏安行、石敦鹏，是因为我遇到他们并体验了这种幸福，在我的人生中万难抹去这个美好的记忆。
　　 我素来动作笨拙。虽不愿拍马，却常拍马蹄。夏安行、石敦鹏因多方面才干突出，被提拔上去了。当初我尚未出道，还在修理地球时，对夏安行只有稀稀疏疏的淡漠印象，一言以蔽之：相识。我一次去赶石堤场，偶遇午休上街的夏安行。我挑一副箩筐回家，快要走出街口，忽然被一人叫住：“你是石歆梧吗？”“正是。”“你不认识我吗？”“认识。”“听说你在办农民夜校吗？”“一时心血来潮。”“说你还办得可以，学员都脱了盲。”“那是他们聪明。”“你愿与我交个朋友吗？”“怎么配得上呢？”“莫见外。我看你卖菜的钱全部买了家里的必需品，肚皮是扁的。这是一点钱和粮票，拿去吃点午饭。我下午赓即有课，不陪了。”
　　 我看那夏安行一脸和善，好意难违，接过了钱票。过后不久，我当上了民办教师。我一个月难得赶一次石堤场。虽然很少与夏安行谋面，却听别人讲到他的事迹。一次，夏安行路遇一个兄弟学校的男生打板栗从树上摔下，摔得头破血流。夏安行背上男生，让另一男生带路，把伤者背到了他的家。一看那家人穷困窘迫、家徒四壁，便将身上仅带的十几元钱、几斤粮票全给了伤者的父亲，建议他立即延医请药。伤者之父后来向人打听，才知做好事者乃是石堤小学的校长。
　　 1981年秋日的一天，里仁小学支部书记兼校长夏安行看那天是星期六，他的同事、我的同乡石敦鹏要回家，就委托他给我带了一条黄金信息，说是涪陵教育学院在招旁听生，如果考试及格，就可以转为正式学员。夏安行多年就想提携我，石敦鹏转话也转得很诚朴。接到这条黄金信息，我第二天就顺着这条黄金之路走上了旁听生——正式学员——大专毕业生——正式教师之路并顺利走完了教育生涯。一条黄金信息，圆了我的大学梦，圆了我的正式教师梦，改变了我的人生，完善了我的人生。感谢夏安行，我的高山流水；感谢石敦鹏，我的同寨乡亲！
　　
　　 14、两位恩师一样情，赵季龙校长给了我慈父般的爱
　　 我生在苗寨，长在山区，能挑能背，所以每逢出门，比如参加通讯员学习班，走亲访友什么的，背上总背一个背篼。背篼里一半本子一半书，有空就读，有空就写，这种习惯已保持多年（现在将“古稀”了，遂改背篼为提包）。我的“背篼读写”精神被一些看不顺眼的人背后指控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吃皇粮找不到门路”。对此，我总是置若罔闻。但是，另一方面，我的“背篼读写”精神颇感动了一些热心之士、好心之人。他们为我探信息，觅机会，找门路，使我“有心人，天不负”，终于拨开乌云见青天。1981年秋日的一天，也就是夏安行、石敦鹏给我送黄金信息的第二天，石堤区教办给我开了一张介绍信，我带着此信到秀山进修校找到赵季龙校长。我给他买烟（这年头讲究“烟酒烟酒”），他效法林则徐，禁烟。他对我求学之诚心给了一番由衷的鼓励，并把我介绍给杨胜礼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