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亲亲的嫂子每天在坡上干活，除了带回柴草，总是紧抱一大包草药。回到家后，她除了做饭洗衣喂猪以外，还要给我擂药并贴到患处，还用布包好。
　　 亲亲的嫂子，你给我擂药擂得那么细，那么细。你说：“药擂粗了，一要使患处刺痛，谁也受不了；二来药效也不能充分发挥。”亲亲的嫂子，你给我贴药包布时，手是那么轻，那么轻；动作是那么慢，那么慢。你说：“十毛九快，痛了不自在。”
　　 只要我不自在，她也不会自在。她为我这个患者想得是多么周到，关怀是无微不至，情谊是多么深厚啊！亲亲的嫂子，你体贴入微，你发动全家人优待我，怕我寂寞，晚上一有空，就同家人和我聊天话家常。你常常发现我脸上充斥歉意，你总是安慰我：“天下人民是一家，你为我们教育子弟尽心尽力，我对你也要尽心尽力。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要过意不去。”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除了感动，就是感激。在她家养病的日子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给她家带来许多麻烦，惭愧而又惭愧，歉疚而又歉疚。该死的病魔，该死的烂疮，你不但给我带来了好多好多的痛苦，也给我亲亲的嫂子和她的一家人带来了太多太多的麻烦。
　　 有一天，她赶龙坝泥去了。朱明香的邻居、另一位嫂子告诉我：她同邻居和全队人都很和睦。为了早点治好我的脚，她今天去赶场，要到她娘家再找两味药。她娘家所在的龙坝泥属于酉阳县。从此，我认为酉阳人就是好：除了亲亲的嫂子而外，后来接触到的酉阳人包括我教过的学生，都像她那样重感情、与人为善和富有同情心。
　　 听众乡亲说，亲亲的嫂子在经历了差点坠崖的艰险以后，果然增加了两味药，使我的双脚一天好似一天。在春节前几天，我彻底痊愈。我向他们一家辞行，一再感谢他们的大恩大德，他们一家都安慰我，还留我过春节。我说：“太感谢你们了，麻雀子也有个三十夜，我要回家过年。”我在上坝大队教民办，一年千斤大谷，没有钱。回家前，身无长物的我只能给她家补一点口粮，其它也拿不出什么来。即使能拿出什么来，也全然没有价值。亲亲的嫂子和她一家那血肉相连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我补偿得了吗？我报答得了吗？
　　 1965年12月15日至1967年3月，我在海洋公社上坝大队创办了五级复式班，培养小先生，当我的教学助手，开始了教学改革与探索。一年下来，工资不过100多元（当然，别外还有800斤稻谷）——我尽数买了《毛主席语录》，全部赠给了上坝大队的贫下中农。我几乎天天都搞家访，常常在村民家里吃饭。在1966年年底，凡是我吃过饭的人家，我端起稻谷东家还一盆，西家补一盆，800斤稻谷全部偿还罄尽。我在上坝大队的所有时间，没有白吃村民一口饭，没有白吃村民一棵菜。
　　 然而，亲亲的嫂子和她一家那血肉相连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我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报偿的。
　　
　　 8、池斌、吴乾浩是真正的父母官和好兄长，惜才爱才用人不疑
　　 1970年冬天，我以民工身份参加了石堤区五个公社合办的三角滩电站建设。行动军事化的时代，保安公社的民工组成了一个民兵连，由公社副社长吴乾浩带。开始几天，全区民工齐聚打捞寨，我被副区长、三角滩电站工程总指挥池斌的动员报告震撼得热血沸腾，于是心痒手痒，写了一张鼓动性很强的大字报，张贴在工程指挥部宣传栏的旁边，引起了一泼又一泼人来围观、来评论。大字报最后说：“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在石堤区委、石堤区公所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石堤全区人民一定要牵起梅江河的龙鼻子，要它拿出夜明珠来给我们照明，要它拿出神力来给我们提灌和发展工业。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特别是末尾那句“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只有池斌能解释。
　　 一张大字报，使我又一次光明耀眼地走进社会。池斌、吴乾浩很赏识我，池斌要求吴乾浩让我发挥积极性，吴乾浩就让我当连队文书兼事务长，不久保安民工民兵连开往水坝刘家湾打岩备料，又给我加上政治夜校辅导员、收验石方的收验员、石方上船的检验员，一身而五任焉。
　　 石堤区人民要用红苕、包谷垒起三角滩水坝来，但因经济不发达，各生产队普遍拿不出钱来给保安民兵连作菜金，吴乾浩就叫我去当收款员，五任变为六任，我也不推辞。
　　 我当收款员兼任事务长，工作认真负责。我请媒人去讲马马大队的大龄姑娘王秀竹。王秀竹也是“军工教”择偶标准的执行者，比我大四岁。尽管全族人、全大队人包含党支书在内，都说我好，但因不符合她的择偶标准，坚决不答应我的求婚之事，以后终于找了个民师。王秀竹结婚两年后，丈夫的民师又没干了，两个还是和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庄稼夫妻日日亲，少不了吵吵闹闹。
　　 我眼看已向35个姑娘求过婚，谁也瞧不起自己，自己二十四、五了，仍是光棍汉一个，也灰心丧气了，好久不敢言“讲亲”二字。事情传到桥堡寨四队，民兵排长丁志高在田边地头临时组织了一个“石歆梧婚姻事宜研讨会”，他是发起人、理所当然担任了“理事长”，他略一发动，大家就讨论开了，有的说我太“怂”太无理，从贵州回来就写丁义宇之母的大字报，说她搞投机倒爬，惹得丁义宇一家人都恨死了我；有的说我是书呆子，有的说我“空有一肚子文章，这辈子是用不出去了”。最后由理事长作结论，丁志高一句顶十句，字字重千钧：“曲曲这一辈子，光棍当定了！”我一日回家，到堂弟丁文居处搭铺，丁文居向他转告了“研讨会”的事，我就说：“他们说得对，我这辈子打光棍，二辈子还想打光棍呢！”
　　 丁文居不解其中意，认为我是太可怜了。其实呢：这年我婚姻动了，请了三个媒、三处都得话。我想：你们35个姑娘都选不上我；这次，也该让我选一回了吧！近处两个，不是年龄比我大，就是误听人家说某姑娘有病，那么就舍弃，专找远处专找难处，专找最年轻那个，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泼出去了！讲得成，就是白果坪那个，因为俗话说“远香近臭”，管他大小、高矮、乖丑，只要能成个家就了事，自己是个“胖胖肿肿”的丑八怪，也不必过于奢望。
　　 我就是在这种矛盾、尴尬的心态下，决定“进军”白果坪的。我与苦儿彭清秀心有灵犀一点通，已经1972年夏天完成了闪电相亲行动和闪电看家行动。我想要闪电接着闪电，再来个闪电订亲行动。岳父老人好讲话，未通过媒人，就直接告诉我：“这年头大菜不好称，你哪天称得大菜，就哪天来放火炮，订亲。”老人此话不假，国家还在穷的年月，要解决这“大菜”问题，确实颇费周章。
　　 我想那“大菜”必是猪肉，听了老人的话，心中不免窃喜。第二天一回到三角滩电站工程其中一个打石工地刘家湾，取得了带队干部、公社副社长吴乾浩的同意。吴乾浩的爱人姓周，按照保安人的风俗，周石二姓合族一家，我与他的爱人同辈，对他便以姐夫相称。这是次要的，主要是他对我相当信任，由信任产生关心。他关心我的婚姻大事，帮得到的地方尽量帮忙。
　　 一取得吴乾浩的同意，我便去石堤食品站找王五癞称肉。王五癞是石堤食品站肉客，他有一个著名的掌故。有次新上任的区委书记姚光辉因穿得朴素，他又不认识。姚书记要王五癞砍两斤猪肉做臊子，好去下面条。王五癞伸手要肉票，姚光辉手头没有。王五癞说：“我卖肉是按食品站规定，没收得肉票不卖肉，过得硬。”等姚书记走后，别人才给他讲，刚才来者是何人。从此，石堤人有了一句新的歇后语：王五癞卖肉，过得硬。
　　 我一声“王师傅”，王五癞知道我要为连队称肉“打牙祭”，就说：“你来得巧，再过一会你就称不成了。”案板上还有一大块肉，王五癞一称，刚刚三十斤。我说：“全要了。我们连队一百多人，一个才合三两呢有了大菜，我请了挑担的哥们和媒人来到白果坪苦儿家订亲。
　　 我办好了女方的手续，就到保安公社办结婚证。公社文书看我26岁，晚婚年龄早就超过了，而女方才18岁，离晚婚年龄还隔得远。文书正在迟疑不决，恰好吴乾浩打来电话，说双方年龄合计44岁，就按此通融一下，否则石歆梧就过了此村无此店！兄长为我铺好路，我和彭清秀的结婚手续终于办好了。我们都退休以后，请他给我讲了几个故事；在他那里，我当了几天虚假蒲松龄。
　　 可惜好人命不长，他已远离我们而去。他的儿子吴坤亚，是我教毕业的李家庄小学帽子初中班1979届第一个尖子生。虽然我与吴坤亚的关系不如我与他父亲的关系那么深厚，但是情未断、缘未绝，还是很好的。
　　
　　 9、第二位新闻恩师王奕才
　　 凭一己之微力，费极多之周折，好歹结了亲，成了家。劳苦奔波之余，不忘读写二事。读书，只有一日三餐吃饭时，嘴巴吃饭菜，眼睛看书报。写作，更是数月难得一刻握笔。手痒也好，心痒也好，大呼隆生产把人捆得无比的“死”，想读书看报，比登天还难。凡到危急处，总有神仙助。这位神仙是《秀山报》副总编王奕才老师。我从1960年读初中一年级时就开始向该报投稿，1964年曾在该报登了几篇使他比较满意的新闻、通讯，自此对我青睐有加。
　　 60年代后期，《秀山报》停办，他任秀山县委报道组组长。凡要举办农民通讯员或民兵通讯员学习班，他拟的名单上总少不了我的名字。他把我从无书无文的炼狱中拯救出来，改变几天生活，换几口新鲜口气，对我来说，简直太难得了，太需要了。多次学习班，形成了两股对立的暗流。一派拥护重庆知青邓洪浩（原名邓经国），一派竟把我作为拥护对象。两派针锋相对，攻战不下，就去找王奕才老师主断。王奕才老师太偏爱我了。他说，论散文应数邓洪浩；论新闻、通讯，该首推戴传贤；而就全面而论，他居然把桂冠戴在了我的头上。惶恐，惭愧，感激。
　　 我于是奋力写作，多次成了《群众报》、《四川农民报》的积极通讯员。钟灵水库的《工地战报》上许多文章、三角滩电站工程广播室的主要稿件，都是我写出来的。我当了个写文章的泥腿子，耍笔杆子的农民。写文章成了我挣工分的手段。为此，电站工程还曾派我到成都去参加一个省级水电会议的大会秘书组，为会议服务。
　　 如果不是在王奕才老师的学习班里读书、学习、写作，我的文字功底、写作基础不知从何谈起。这些，曾使我在1977年高考时成为涪陵地区的文科第二名。特别重要的，是使我有了积跬步、起垒土的条件和可能。后来，我当上了正式教师，没有多少时间写稿了。涪陵地区又一分为二，大河五县为涪陵地区，小河五县为黔江地区，他在那边，任《涪陵日报》副总编；我在这边，在秀山县一个中学教书。我和王奕才老师已多年未谋面了，甚至音信不通。为此，我深感遗憾，夙夜自责，深感对不住我的王奕才老师。如果我能写作有成，我一定要带一些作品，专程去涪陵答谢我人生的第二位老师，第二位正直、无私、识才、导才的人生之师。
　　
　　 10、良心好队长石维金力排怪议，维护了我的尊严
　　 1975年一天夜晚，我们生产队开会，评工记分时，已从襄渝铁路工地回大队继续当副支书的丁义明提出，给我记妇女工分。我虽然心中有气，便因已故的父亲解放前夕当过几个月伪副保长，就像一根无形的锁链锁了二、三十年，锁得气都出不得，因而不敢发作，不过取了另一个角度表示反对：“这个意见好，实事求是，我确实搞不赢大家，不过，记了妇女工分以后，我每天都跟妇女出工，这是合情合理的吧？”大家对双方都不加评论，目光集中到队长石维金身上。
　　 石维金爱讲个公道话，平时话语并不多，此时却像演说一般，讲了一大篇：“歆梧搞不赢大家是真的，但他思想好，一心为集体，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一个人打一架斗，我放心，大家放心，因为他颗粒归公，自己没私藏一粒半颗。他记工分，一是一，二是二，钉是钉，铆是铆，人家的不少记一厘，自己的不多记一厘。你们想打一架斗也不行，想记工我也不批准，不敢批准。为什么？你们手脚快，动作快，打了谷子挑过坡，挑到亲戚家坝坝一晒。就是你的了！叫你记工分，叫化子烤火，往自己面前刨。有个生产队那个记工员，平时出工不积极，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工分倒是高高的，队长第一他第二。你们力气都比歆梧大，少的一百五、六，多的两百多斤，歆梧只挑得起百把斤，但是今年打谷子，我看了会计、出纳的账，你们尽是一百二、三，人家歆梧搞‘鸭子摆蛋’，‘搬鸭棚子’也班班挑上一百五、六。他肯展劲，肯拼命，不躲奸，不耍滑，这些你们做不到吧，因此，我的意见，他继续记十分工分，不能乱变。”
　　 “反对派”们不吭气了。队长说的是实在话，公道、合理，谁还反对？大家就都默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