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地上铺席子，高出一篾片。我回到家里一看，母亲已在我走后一个月也上贵州，改嫁到贵州岑巩王家湾一个转业军人家去了。妹妹小花带着两个弟弟，也把日子过下来了，这主要得助于四伯石胜和。虽然粮食不丰裕，总不至于挨饿了。
　　 我回家了。经过一年多的磨练，我成熟了。既然盘溪口那个世外桃源我都能舍弃，回家乡又有什么不可！回到家里再一看，除了劳力弱的人家外，劳力强的人家还是吃着饱饭。我没有羡慕，带着弟弟妹妹苦挨苦撑。家里拿不出一文钱，我也要让最小的四弟文明去桥堡寨民办小学读书，没有钱买课本，我找了个旧本子，给弟弟抄课文当书，弟弟成绩好，还考得班上第一名。
　　 桥堡民小的民师是丁长平，人称长平老师。长平老师见丁文明读手抄书，看不过意，就给他送了两本学校剩余的书，反正大队已经报销，他也无须贴钱。我感激丁长平，与他的关系搞得很好。
　　 我也想教民办，但没有人推荐我，理由是：“他老子是伪保长，文化再好也不能用！”我自己在苦撑之中，仍然看书，百看不厌，百读有味，我认为这也是“饱饭”。我期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教书，既然无人领路，就得自己去闯。我一心想当个私塾先生，跑遍了黔东北，连个私塾的影子也没见。人们见我形同乞丐，就是要办私塾，找错了也找不到我来。
　　 父亲生前虽是个教师，但他并不希望子女当教师。我还在小学读书时，他就向我灌输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念。
　　 这个理念，本来是符合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的，我在初中两年间按此理念，已自学完了初中的数学课程。但是我看报看多了，反而坏了事。我看报上在大张旗鼓地“拔白旗”，反“白专道路”，就畏缩不前了。即使想学，三年困难时期一来，又从哪里找学习机会？
　　 尽管如此，我从十六岁就确定的理想——当一个人民教师，始终没有改变。
　　 我没有机会进师范学校，就到社会上去闯；在贵州闯不上这条路子，回了家又闯。曲折的道路，无数次的磨炼，使我具有了超出一般人的韧劲、毅力和执著。天上不落豆渣，猪八戒快动钉耙。
　　 我从外面回到家乡后，就想：我已经不再是无头苍蝇了，我已经是十八岁的男子汉了，虽然力气不如人，人际交往不如人，农业技术不如人，但我有文化，我为什么不把文化交给故乡的父老乡亲！政策限制了也不怕，父亲当过伪保长，他自己土改后一直是人民教师呀！就是国家用不上我，我也可以为人民服务呀！我读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其它一些毛主席著作，也该用行动为家乡人民服一点务呀！妈妈信命，我不信，我要向命运挑战！我相信自己有了付出，社会总会承认我的！
　　 我于1965年3月创办了桥堡大队农民夜校，义务施教。
　　 我没有记丁龙生叔叔搜家夺麦之“仇”，又与伍天恩等人商定，邀集一批愿意学习文化的年轻人，到我的夜校来读书。夜校就在桥堡民办小学教室，没有课本，就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还有《百家姓》之类，没有电，没有灯，照明就烧油枞木；油枞木就是松脂极多的马尾松木块、木片，易取。
　　 教室里油枞木烟子萦回缭绕，又黑又浓，我和学员们的办学积极性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我勇敢地、主动地挑起了桥堡大队一至四队青少年文盲、半文盲的扫盲担子。当时，除了大队支持一块黑板外，桌凳都是学员自带的，大小不一，参差不齐。
　　 父亲当年办了识字班，是村公所让他办的；他的儿子现在又办农民夜校，是我主动办的。村支书李光文思虑及此，就叫民办老师丁长平准予我办夜校，又叫各队队长发动青壮年文盲进夜校。我分文不取，只是为家乡人民尽一点心意。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学员进步很快，半年多的工夫，居然卓有成效：夜校的所有文盲都脱了盲，半文盲也有了很大提高。丁龙生能看报了，其他学员也会看报、写信了。我还参加了县委通讯组的几次通讯员培训班，回来就邀集原来读了两年小学的伍天恩、丁生华组织了一个通讯组，往涪陵地区《群众报》投稿，还有几篇稿件见了报呢！
　　 感谢支持我办夜校的大队干部，感谢我的学员、我的老乡，是你们给我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编外师范，使我得以在我的学员、我的老乡中间，完成了我之教育生涯的最初历练。上有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下有亲爱的老乡帮扶促进，我得以走上为人民服务的人生光明之路。同时，这也是我第一次向传统的潜规则发起挑战。我甘愿付出、分文不取，就没有人眼红眼绿，就省去了社会背景、社会环境种种挤压、争夺和干扰，顺利地完成了小范围的扫盲任务，顺利地展示了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
　　 没有私心，不图私利，怎么会害怕潜规则呢？当然，也绝对离不了亲爱的老乡帮扶促进。如果他们也像盘溪口人那样麻木不仁、没有对文化的追求，我又哪来扫盲的用武之地呢？
　　
　　 6、石敦哲校长把我引入报国之门
　　 人口树碑，不胫而走。正在这时，梓木小学校长石敦哲来找李光文，说国家要招一批教师，到师训班学习几个月，就可当教师了。李光文推荐了我，并说：“我事情忙，还没顾得上同他摆谈呢，你亲自去考察一下吧！”
　　 石敦哲来到我家，发现了“新大陆”；我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招待老校长，甚为窘迫、尴尬。石敦哲直好笑：“我不是来做客的，我也晓得你家劳力缺，小姊小妹多，不要手忙脚乱了，快坐下，我对你有话讲。（待我坐下，他便询问了夜校情况和我学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又问）还看其他书吗？”
　　 “书不好找，也没钱买，就是看报。报纸也不好借，大队、生产队都没订报。我看报总是看旧报纸，是夜校学员给我找来的，也不知他们从哪里找来的，我得看就行了。”
　　 “你这读书看报的习惯还能保持，不错！”
　　 “这个习惯，恐怕一辈子也不会改了。（讲了放弃盘溪口优裕物质条件的事）”
　　 “好，好，一个人生在世上，确实不光是要吃饭，还要工作，还要为人民服务，人人这样想，这样做，社会才得发展，人类才得进步。我问你一句，你喜欢教书吗？”
　　 “怎么不喜欢呢？我前年就有了这个理想。我起先不是说了吗？我上贵州，是想找个私塾；我教夜校，一分钱代价都没有，我照样干。” “好，好，我去给你帮个忙，看帮得到不？你等几天，就有下文。”
　　 “谢谢老公公、老校长，我就等着吧！”
　　 经石敦哲鼎力推荐，我的名字上了师训班的名单。然而我的名字却被换成了别人。因为天上人的事，地下人不晓得，不仅我不晓得，连石敦哲也不晓得。师训班在石堤完小进行培训。有一位高士，也想入师训班，高士的亲戚与我同村，对他说：“你可以占石歆梧的名额，他老汉是伪保长。”高士历史清白、社会关系纯正，经学区书记笔下一改，名单上的“石歆梧”三字划去，高士得以进师训班。
　　 师训班的领导人、学区书记白维耕，不费吹灰之力，用他的外甥替换了我的名字。他的外甥叫田光兴，原在太阳乡燕子岩民小当民师。田光兴占了我的名额，白维耕让我去燕子岩民小当民师。
　　 我抱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高高兴兴去了燕子岩。普普通通的一条扁担、一挑箩篼，简简单单的一头铺盖，一头书本，伴随我离开川河盖西麓的家乡，跋涉三、四十公里的山路，到了木桶盖东麓的海洋公社上坝大队，一天足迹连二盖。
　　 那天是1965年12月15日，从此，我开始了方正土地上的耕耘。当了几天孩子王，孩子们和我混熟了，都说那天见我那么寒酸，怀颖我是讨米叫化，进了他们的三河两岔。那年我19岁，恰青春似火，风华正茂，无暇顾及这些。反复研读了“红宝书”，几次通读了《毛选》四卷，因而心里只想着“完全”、“彻底”。
　　 为了“完全”为了人民，为了不让学生跑十几里山路去外村上学读书，我在上坝民办小学创办了五级复式班。才30多个学生，却有五个年级，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实际上，我只能先教三、四、五年级，再由四、五年级里的尖子生轮流当“小先生”，帮我教一、二年级；当三、四、五年级学生做作业时，我再直接教一、二年级，主要是智力较差者，一个班虽有五个年级，却并不喧哗，并不混乱，一切是那么井井有条。
　　 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学生离校后，我一边备课、改作业，一边煮饭、吃饭。一餐饭，怎么煮熟的，怎么吃完的，饱不饱怎样洗刷碗筷，一应事务，简直毫无印象。学生病了，式因种种缘故缺课，我还要上门补课，每天都是这样，苦中求乐，苦中有乐，有苦才乐。我利用小先生、小帮手，一人任教一至五年级。
　　 为了“彻底”为人民，我除了向学生教文化知识，还要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一年下来，工资不过100多元（当然，别外还有800斤稻谷）——我尽数买了“红宝书”，送给金大队的贫下中农，这在当时就叫做“向贫下中农学习，与贫下中农结合，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耕耘事业，投入文化大革命，结果，“文革”把我的民师“革”掉了，多么可惜，多么痛心，多么令人遗憾！我在燕子岩任民师两年，对当地群众见老喊老，见小喊小，与他们关系搞得很好。我关心学生，特别关心残疾学生张德正，我带着孩子们给张德正捡柴火。下雨天，我给张德正打着雨伞，把他背过小溪。石敦哲校长一直没有忘记我，还不时地关心我。
　　 1975年夏季的一天，石敦哲校长专程到我家通知我：“我专门来通知你，你明天到石堤学区去领你爹死后的抚恤费。”说完，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众人散去。我吃了早饭，便往石堤区领了八百元安家费。我想到爹已去世十三年，我们还在用他的骨头钱；人民政府就是好呵!这笔钱也来得太及时了!有了钱，全家老少添新衣，外婆、苦儿、我，每人一套棉衣棉裤。外公虽还在白果坪，给他一套棉衣棉裤，照做照送这年冬天，岳父穿上新棉衣、新棉裤，从白果坪走到长潭，几处见到他的人都说：“外公一辈子有福，哪个时候都有饭吃，有衣穿，别人再整他，他还是那把硬骨头，走得动，跑得起!”又有人说：“人家讲石歆梧是马蜂包，他一眼看去是金燕窝，他眼睛怎么那样‘毒’啊!”
　　
　　 7、亲亲的嫂子待我如同家人
　　 渝东南酉阳县和秀山县之间的界山之一叫木桶盖，木桶盖东麓山脉，一道又一道，奇峰突起，沙岭纵横，古木参天，溪涧密布。那里就是海洋乡。在那些山岭上乃至悬崖上，有一位亲亲的嫂子为我采药治病，曾险些掉下悬崖。她付出的心血和代价，像木桶盖那样高，像木桶盖那样大，使我终生难忘，使我永远铭记。
　　 1965年11月，从家乡跑几十里路，到海洋公社上坝大队教民办小学，第一年一人教一至四年级复式班，第二年还是一人，又教了一至五年级复式班。一个人一天累到晚，很有点吃亏之感；但想到山高沟深的重重困难使得这个大队的孩子们出外求学极为不便，所以又觉得自已苦点累点没有什么，且社会的需要就是个人价值所在，该苦累就得苦累，该付出就得付出，该奉献就得奉献。同时，学生家长甚至学生的祖辈们对我都很好，有人给我送菜送柴，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使我乐意在此扎根。
　　 谁知一扎根就扯也扯不脱了——其实在放寒假前，双脚因生烂疮而行走困难，咬牙坚持到上级规定放寒假的日子，因双脚的脚背、脚后跟的皮肉一起朽烂，神经系统高度敏感，我痛得站立不稳，倒在了地上。
　　 学生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放寒假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老师的病情源源本本地告诉了各自的父母家人。当时，文化大革命把地方各级党政“炮打”得到处瘫痪，一塌糊涂。但是，毋须上级发动，毋须领导动员，好几位家长及时赶到学校，劝我到他们的家里去住，由他们延医找药，但我都没有答应。学校就在聂家，教室就在他家的柴屋，而聂家劝我就在我的寝室（也是他家让出来的）住着，他们一定会把我照顾好。我不能让聂家老小遗憾。
　　 对学生家长，只要年龄不太悬殊，我都称他们兄嫂。几泼兄嫂走了，又来了一对兄嫂。他们是学生张兴国的父母。嫂子叫朱明香，普通的装束，普通的容貌，只有一样不普通，那就是她的率真、恳切、热情与果断：“哪个都有出门落难的时候。到我家去吧！我有祖传草药秘方。”天字第一号的情谊，天字第一号的优待，天字第一号的条件！更何况她的贤慧善良在全大队有口皆碑，说话很有诚信度和感染力。难怪聂家老小也都一口赞成。
　　 不容推辞，不容分说，亲亲的嫂子让张兴国的爸爸一肩把我背到他们家。嫂子亲切地说：“你哪天走得了，我哪天才让你走！”亲亲的嫂子，我乐意服从你的命令，我愿意接受你的关爱，我无法拒绝你的好意，我不能违抗你的意志。但是，拖累你们，给你们添麻烦，我又怎么过意得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