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是我的胞衣，也是我的棺椁，哥郎，你知道的，我一辈子都是在挖泥、拉泥、踩泥，我死了，不要棺材，用泥把我裹起来，扔到后山去。荣岩拉着我父亲的手说。
　　 他躺在平头床上，头靠在一个茶叶袋，嘴巴里流长长的涎水。他已经躺了半个多月了，他的身子呈塌陷状，曾像羊皮鼓绷紧的肌肉无影无踪了，蓄水一样的力气消失了。荣岩的颧骨像两块裸露的鹅卵石，眼眶凹进去。我父亲给他倒了一小杯酒，说，你少说话，烟抽不了，喝口小酒吧。我父亲抱起他的头，用衣袖揩了揩荣岩的脸，又说，我们一辈子都在还债，我们从泥里挖了多少，也要还回去多少，谁都不欠谁，最后了啦，一拍两清。
　　 他们是土陶厂的工友，从十八郎当岁在一起做事。荣岩是个拉泥工，也是个踩泥工。比我父亲小三岁，我叫他荣叔。
　　 土陶厂在公路边的山坳里。纵目而去，从群山逶迤而来的饶北河，在两座山狭长地带，围堰成一个小湖泊。土陶厂并不大，有四个芦苇蓬，一个晒陶坯的场院，一个踩泥池，两条堆陶器的地垄，和两条陶窑。
　　 公路下，是一片扇形的田畴。田畴平坦，一条田埂远远看去，仿佛是编织的花边——蓝铃、猪牙、黄水仙、银莲，贴着埂边开各色的花，黄黄的，紫紫的，白白的，到了夏季，瓜果在竹架上挂着，有黄瓜、冬瓜、丝瓜、金瓜，也有刀豆、萹豆、白玉豆、四季豆、豇豆，竹架上爬了丝蔓。河边有一个洼地，乳酸草、水鳖茂密地生长。水鳖在雨季，叶子圆圆地肥厚，浅黄的花一夜间浮出来，像黄晕晕的灯盏。把草翻挖下去，有厚厚的烟灰色的泥。
　　 每天，天麻麻亮，荣叔用阔嘴铲把泥铲到平板车里。那时他还年轻，手臂像两根暴长的杉木，滚圆的。他拉着满车的泥墩，埋着头，车绳勒进他的肩膀，他用手拖着车把，往砂子斜坡上拉。他长年打赤脚，脚趾像吸盘一样吸附在地面，脚趾像五个患难的兄弟，在爬坡的时候，紧紧团结在一起，血液的恩情使它们再也不会分开。过了斜坡，拐过一条甬道，便是踩泥池。他坐在车把上，抽一根烟，再把泥卸在池里。
　　 一个早上，他拉了两车再吃饭。我坐在院子里晨读，看见荣叔上坡，我跑下去，在车后推车。他唏呼唏呼的喘气声有舒缓的节奏，随着喘气声而起伏的后背，我看起来，和山梁差不多。他抽烟的时候，嘴巴张得钵头一样，烟在里面打滚。他喜欢谈白。他说，老六，你以后不读书了，来做个窑工，女人争抢着窑工呢。
　　 一池的窑泥要拉二十来板车，荣叔两天拉完。再给池子浇上十几担水，泡浆。他牵来水牛，喂一畚斗的米皮糠，给牛脸蒙上一块黑布，赶到泥池里。他一手拿一根竹稍，一手拽牛绳，嘿，抽一下牛屁股。牛沿着池子打转圈。荣叔也跟着打转圈。打了几个转圈，牛不走了，嘛——哞——嘛——哞——牛叫得低沉悠长，叫得人心里胀胀的。荣叔抱来一捆草，自言自语地说，谁叫你是牛呢？是牛就要踩窑泥。泥浆里全是脚印、牛蹄印，一窝一窝，蹄印叠着蹄印。踩了一天的泥浆，变稠，变胶样，泥熟了，切成肥墩墩的一块块，搬到芦苇蓬里，制土陶。
　　 土陶一般有土瓮、酒缸、水缸、钵头、壶、菜缸、酱缸、酒瓮、灯盏、油罐子、酱油罐子、盐罐子、调味罐子、茶壶、夜壶、瓦、砖，规格不一。制陶师有三个，文港、水桶、阳鱼。水桶和阳鱼是文港的徒弟，做了三年，也成了师傅。文港是个瘸子，走路像撑船。他用一条灰色的麻布绑在腰上，裤子松松垮垮，一个布结拳头大，翻出来。下雨的时候，做不了事，他一手捏一个毛竹筒，另一只手操一根油茶树小圆木，去村里的妇女家坐坐。妇女一般是寡妇。村里有寡妇四个，官葬山一个，石灰窑一个，溪边一个，弄里一个。文港去寡妇家里，裤兜里揣几块钱，或用纸包一斤肉。要到了傍晚，他才回家。他笑眯眯的，脸上漾着酒驼色，酒糟鼻像个开烂的红辣椒。
　　 他到了家，他老婆马上从后门逃出来。她的肥裆裤在膝盖的部位各补了两块圆圆的布片，芋荷叶一样的布片，头发用一根毛线绑着。她跳过一个水沟，爬上一段矮墙，滚下来，到了我家后院。文港的声音也到了后院：“翻墙是不是摔不死呀，夜边了，饭在哪里还不知道。”
　　 他老婆叫春兰，一下子抱住我妈的大腿，说，拐子不是好人，要把我打死。她露出脚踝，是木棍的淤青。
　　 文港坐在大门的石凳上，唱小调，咿咿呀呀，谁也听不懂的小调。一边唱一边摇头晃脑，嘴角流出白白的口水。他是一个胆子特别大的人，村里死了人，都是他去洗身。他把死人抱到泡猪桶里，倒一担温水，用稻草刷，翻来翻去洗。他不怕死人。他说，死人有什么可怕的，死人要不了几天，都成了泥。你看看，我天天都鞭挞泥，在一块石板上，把泥摔下，揉软，再摔下，再揉，揉饭团一样，把泥浆里的空气全部揉出来，泥结实了，瓦才不会被雨打碎，你看看，枫林村这二三十年里的屋舍，有哪家人说我做的瓦不好，我做的缸不好用，没有的。但他自己的房子没有瓦，是用茅草席盖的，用竹篾编起来，一列一列地压在悬梁和木条上。他边洗边说，还时不时喝一口小酒。苍蝇飞来飞去。他又说，人和泥都是一个德性，经得起摔经得起用，却经不起碎，再好的水缸一铁锤下去，全烂了，烂了就是死了，补也补不了。
　　 他一个人坐在厢房里，给死人守夜。靠在门框上打盹，头耷拉耷拉地舂米一般，他睁开眼，用筷子夹脸盆里的猪肉下酒，一个晚上，把整个脸盘的肉吃光。他要吃三分熟七分生的肉，厚厚的，巴掌大，肉皮带点猪毛碴，他把整块肉塞进嘴巴，露出的一截，用手捂着，慢慢往嘴巴里挤。
　　 文港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水榕，一个叫水杉，都到了上学年龄了，还没去学堂。文港说，以后做陶匠，做陶匠又不要识字。水榕水杉特别顽皮，黄瓜没熟，只有指头长，他们也摘下来吃，有时一个下午，坐在田埂上，躲在豆蓬里，剥青豆吃，吃得肚子滚圆圆的，回家。他们还会用铁丝编制笼子，四四方方，笼子里挂一条河鱼，放在田埂下的涵洞里，过一两晚上，笼子有了田鼠或黄鼠狼，烤起来吃。
　　 有一次下午，他们还跑到我家厨房，把半碗猪油喝了。他们赤膊赤脚，手上始终有一根圆木棍，去田头菜地捉蛇。把蛇圈在腰上，当皮带。到了寒冬，他们再也不出来，窝在床上。好几次，我父亲对文港说，你也得给孩子撬一件棉袄，小孩子窝在床上，不是办法。文港说，小孩都是冻大的，哪会有怕冻的小孩呢？我母亲捡拾了几件家里的旧棉袄，给文港两个小孩。
　　 我们一眼望过去，能看见的是光，水，和泥。空气是看不见的，花香味是看不见的。光从天上泻下来，无声无息。水在河里湍流，在雨里噼噼啪啪，在石缝里渗。泥以鸟的形式叫，以油蛉的形式低吟，以虎的形式咆哮，以草木的形式一岁一枯荣，以人的形式更替。
　　 荣叔死的时候，我还在小镇的一个乡间中学教书。我父亲急忙忙地把我叫回家，说，荣叔才五十多岁，你去送送。荣叔侧着身子，伸出手，想拉拉我的手，手直直的，却怎么也伸不出来。荣叔说，一辈子的力气，全用完了，用完了，人身就是废物了，是一堆烂泥。他得的是水湿，先是骨关节痛，针扎似的。他拉不了泥，也踩不了泥。他用一个平板车拉盐罐子、菜缸、酱缸、小瓦罐，去周边的各个村子卖。车头上，挂一个铝盒，铝盒里是饭菜。他手腕上扎一个摇铃，到了村里，噹噹噹，小孩围过来，大人也围过来。
　　 过了两年，脚再也走不了路，他坐在自己做的一个四方形木架里，下面按了四个铁轮子，他老婆推他出来，在村子里转转。他全身水肿，看起来和一根熟透了的冬瓜差不多。中医说，他打赤脚太多，踩窑泥太多，水气全进了身体里，人的身体像个烟囱，烟全堵在里面，柴火怎么烧，都会慢慢熄。她老婆干瘦干瘦，一节火柴一样。她几次来我家，对我父亲说，劳力没了，生活怎么过呢？我父亲说，叫荣岩去厂里称柴火吧，工钱会低一些。他站不起来，只能看看秤，做个记录。
　　 我父亲私下几次对我嘱咐，说荣叔不会有太长时间了，他那个儿子，你得想想办法照顾，找一个好师傅学一门好手艺。荣叔三岁丧父，自己到了三十好几才结婚，好不容易得了个儿子，命根子看待。生儿子时，家里穷，老婆坐月子没肉吃，连奶水都没有。荣叔用绳子把家里的猫吊死。猫吊在木楼梯上，伸出长长的舌苔。猫都养了六七年，听话，温顺，舔着荣叔的脸睡觉。吊它的前两天，猫一直蜷缩在灶台上，喵喵喵喵地叫。日夜叫。叫得荣叔心里痛，凄苦地痛。他看见猫的四肢在发僵，眼球暴突，他咚咚咚地用头撞墙。他说，儿子是猫投胎，叫儿子春猫吧。
　　 我坐在荣叔的床沿，也不知道说些什么。记得年少时，我们一群小孩子去土陶厂玩，他老婆烤芋头给我们吃。芋头是用木炭火煨的，松松软软，把粗糙的毛皮剥开，白白的芋肉有一股热热的香味。
　　 枣子熟了，她用饭萁端米枣给大家吃，一人一把。枣子有细细皲裂的斑纹，吃起来，生生脆脆，牙齿都有甜味。
　　 到了我外出读书，暑假了，我和他一起在土陶厂守夜，看守器物。在空地里，我们一人一张竹床，打赤膊，盖条小毛毯。月亮早早地出来，水汪汪的。溺水的月亮，光晕里荡漾没有波纹的灰蓝色。山梁一座座相连，尖尖的山巅有银辉闪耀，像终年不化的积雪。山梁间的弧线像奔跑的狼狗脊背。田畴里，青蛙肆意地叫，叫的又欢又快。稀疏的柳树里，有白白亮亮的水叮叮咚咚。遥远的星宿，低低地垂下幕帘，悬挂在屋顶上。原始的夜空和我们的灵魂相依相偎。在时间的河流中，我们都是逆水而行的。
　　 现在，荣叔已经到了最后一个码头——他来到这个世界的地方。他躺在蒲席上，大头苍蝇嗡嗡嗡，在墙上，在窗玻璃上，在床栏上，飞飞停停。房间里有一种口痰的腥臭味。他后院里的樟树上，有几只乌鸦，叫了三五天了，呜啊呜啊，叫的人发慌。用石头扔它，它跳几下，不走。蒲席是旧的，有常年的肌肤油脂滚磨了的熟黄，似乎还有年轻妇人奶孩子的温暖，还有梦境的美好印迹，还有滚热泪水的渍液存记。荣叔的身子有了陶泥的色泽，灰暗的，浅褐的，灰烬的那种颜色。他们一家人哭了起来。荣叔再也听不到，或许听到了，我们也无从知晓。他的眼角涌出了两行泪水，最后的，仅有的。
　　 在河边的洼地里，我们一群小孩经常在夏日黄昏时分，去滚陶泥浆。把陶泥抹遍全身，连裤衩也不穿。滚累了，我们坐在河边的石堤上。溽热的暑气一会儿把身上的陶泥熏干。我能感觉到，泥浆慢慢在皮肤上收缩，嘶，嘶，嘶，嘶，泥浆有了裂隙。皮肤有轻度灼热的微痛，泥浆从黑褐色，变灰褐色，变灰白色，最后干裂。我们站起来，跳几下，碎片啪啪啪地落了一地。我们钻入水里，浮游。有时我们一人钻入一个水缸里玩耍，收工的荣叔通常就是那个端水缸回家的人。
　　 地垄里，码着一排排的水缸，土瓮。星期天或节假日，外地有一些货车，突突突，开到厂里，把土陶器物拉走。器物都用稻草绳捆绑好，小孩子负责搬小器物，用竹萁挑或扁篓背——那像是小孩的节日，蹦跳着走路。——在很多年之后，我离开故地的很多年里，我特别迷恋那种火烤烟熏的泥土味。它是所有土制器物的旧时光，也是永远不会散去的体温。
　　 一个水缸，摆在陈年的院子里，即使摆了上百年，缸壁长了清幽的苔藓，水也不会腐臭。手抚摸一下水缸，冰凉的，地质深处的幽寒从缸里传来，再抚摸一下，家的温度渗透了出来——木柴在陶窑里轰轰的旺烧，白烟从天窗里窜出来，一浪浪，做陶人的手印手痕、脾性、气血，烧进了器物里。火烤烟熏的泥土味里有咳嗽声，有阵雨哗啦啦的倾泻声，有灌木在深山里的摇曳声，有烈日空气嗞嗞嗞的爆裂声，有木炭砰砰砰的炸裂声。
　　 这是一片田畴的微缩记忆，在某一个蓦然时刻，水波般扩散：杨柳绿了又黄，河水浅了又深，昨日的鸡舌草不忍说出寒霜的来临，早早沉降的弯月；门轻轻合上的声响，土瓮被一只手有节奏地拍打，嗡——嗡——弦弹回去的回响；小弄堂里，喝酒声幽幽传来，再稍后一些，有一个提灯笼的人走过；泥墩在石板上，啪哒啪哒，反复地摔打，摔打泥墩的人，鼓着腮帮，憋着气，粗壮的双手像一对木浆……远古的歌谣掠过，掠过我们已经途经的山水。
　　 火烤烟熏的泥土味是我蒙昧的开篇。盛水的是水缸，放米的是米缸，端粥的是钵头，储酒的是酒缸；大肚子的是土瓮，直肚子的是酱缸；摆在灶台上的是油罐子，放在阁楼上的是菜缸子，陈放在地窖里的是酒瓮；压在木橼上的是瓦，砌在墙里的是砖。我知道，人从这里走出了洞穴，家有了形态，灵魂有了皈依。我们是在大地上蜗行的人，当我们日渐衰老，最终环抱着的是日渐苍凉的泥土味。我们出走，因为有了欲望。我们回来，因为需要了却。
　　 小镇郑坊，在春秋时期，有了族群和村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县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在一栋废弃的旧居里，发掘出了前秦的砖瓦和土陶。土陶是钵头和小罐子，在展览室的橱窗里，依然发出深褐色的幽光。在时间的隧道里，我们瞬间站到了两千多年的大地上，苍莽的大地，群山绵绵，饶北河浩浩荡荡漫溢了两岸。先人用土陶碗吃饭，用土钵头文肉，架在土灶上，木柴火在暗夜熊熊地燃烧。荒蛮的时间在这里形成了对流。有了窑，才有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