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明麻，谷雨花，立夏栽稻点芝麻。
　　 每到蛙雨插秧时，一幅久违而清新的画面总是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山野桐花皓皓，阡陌烟雨蒙蒙，水田涟漪漾漾。一个青葱少年卷起高高的裤腿，把袖子捋到手肘上，赤足走下开花的田埂，与一群青箬笠、绿蓑衣的农人比试插秧。他的秧苗分得很匀，根须插得很正，速度插得很快，纵横插得很直。很快，他超过了一个人，又超过了一个人。六行碧绿的秧苗，随着他不断后退的脚步，恰似一个诗人在初夏的田野上写下了美妙的诗行。
　　 站在田埂上观看的麻子队长当场宣布：嘿！比正劳力还正劳力，评工分时给这娒儿记上十分。大家都说，佩服，值！
　　 那个少年就是我。那一年，我才十五岁。
　　 那时候，还处在大集体年代，一年到头，生产队有干不完的农活。什么摧芽播种、犁田平田、掘园种麦、拔秧插田、耘田除虫、铲草翻藤、挑肥担灰、夏抢秋收、冬种积肥……例不胜数。但这些多为劳力活，惟插秧与众不同。
　　 也许，在乡间众多的农活中，就属犁田和插秧的技术含量最高了。技术活，就具有专业性质，这点在生产队评工分的时候就体现得十分明显。当时生产队评工分很有意思。一个生产队约五六十个劳力，队里像评职称一样先把这些劳力分成三等，把身强力壮，挑粪、打稻、掘园等重活样样都吃得消的曰为“正劳力”，略逊一筹的曰为“次劳力”，只配打下手的曰为“半劳力”。正劳力一天的基准工分是十分，次劳力得八分，半劳力得五分。往往，半劳力又会被人们称之为“五分头”。但到插秧时，评工分就不再以劳力论英雄了，得凭各人的技术水准。
　　 我父亲是村里插秧的一号高手，他一天可以附加三分。老右派日康公是半劳力，平时上山掘番薯园，正劳力都抡着大锄头，一锄下去，“哧”地一声，锄头深入地里只露一个锄头蒂，然后“哧啦”一声把缠满“千斤拔”草根的泥土翻起，一日可掘一千藤。日康公则抡着一把锄头儿，一锄下去，也“哧”地一声，锄头儿仍露出地面半截，然后“哧啦哧啦”地一通摇，才能把泥土翻上来，一天只能掘五百藤。但一到插秧，他遂从一个扶不起的刘阿斗变成过五关斩六将的关云长，一天可得十二分。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也是一个插秧高手，因为插秧是一门技术活。
　　 大家对我父亲是心服口服的，但对日康公就不那么服气。一次，秧地鸭和玉生叔在评工分时公开跳了出来，说一个五分头都可以得附加分，他俩也要加。
　　 麻子队长说，不服是吧，明天到田里比试去，是马是骡子拉出来遛遛。
　　
　　 二
　　 次日，斜风细雨天，全队的人来到“九石”。
　　 “石”是舟浦人计量田地面积的俗称，三石相当于一亩。九石是生产队最大的一坵田，形状酷似两个串起的葫茹瓜，田埂不直，多湾。平时，为了避免把直距插弯，人们在插秧时，都用尼龙线拉着先打好格子插，但今天是比试，就不打格了，凭身手。
　　 我父亲第一个下田“开头支苗”。父亲手拿秧把，站在田头先设计好插秧的走向，便面朝田尾，对准水田的湾角，成直线插六株秧苗，然后转身后退着开插。一支苗每人插六行，父亲插到一米远左右，日康公第二个下田，依次下来的是玉生叔和秧地鸭。大约过去两个小时，父亲第一个直起腰，走上了田埂。过了一会，日康公和玉生叔也插好了，而秧地鸭还扑在田里插。麻子队长连抽了三简旱烟，秧地鸭终于插好了，一上来就捶着腰，“哎哟喂”地哼个不停。
　　 大家站在田头上作现场评判。父亲的头支苗，行行似木匠用墨斗弹的墨线般直，而且不偏不倚地穿过水田的每个湾角，像六行站得笔挺的士兵，从田头齐刷刷地伸向田尾。日康公插的那支苗，也是锭般直。玉生叔的勉强过得去，秧地鸭的则如六条蜿蜒的长虫在田里游，弯来曲去的，而且间距不一，密的田圈难过，宽的可通小舟。秧地鸭的脸色红得似鸡冠，不吭声了。玉生叔甚是得意，说与日康公相比，绰绰有余。麻子队长眼一瞪，说，你还敢吹，就你插的那个“烟斗秧”，我得费多少时间才能把它扶正补好。大家细一瞧，玉生叔插的秧，歪歪斜斜的，许多都浮在水面上了。
　　 我十岁开始就跟父亲学插秧。父亲是一个标本似的农民，庄稼活件件精通，信手便可掂来。他对我说，插秧是门细活，不能靠蛮力，不仅心要灵、手要巧，而且眼要明、腰要韧。他的秘诀是：要插好秧，首先要根据毎坵田的形状，设计好如何把秧苗的纵横间距插得美观，该直插的就直插，该掐弯的就掐弯，该顺插的就顺插。其次是人要站得正，站正了，步子才能退得正，如果站歪了，不是把直行插弯了，就是把秧老插到脚窝里，这秧就难插了。三是分秧时，不能眼睛老往秧把上看，得凭感觉，否则速度就不快……
　　 记得我刚学插秧时，左手拿着绿油油的秧把，用右手抓来几棵，往水田里“咚”地一插。父亲说，不能这样插的，你这种插法，犯了两个大忌。一是插成了“烟斗秧”，插秧最忌烟斗秧，烟斗秧容易浮水，而且返青很慢，得尽量把秧苗和根须插直插正了。二是秧苗插得太多了，有道是“又大又密，当头三粒”，每株以四五根秧苗为宜，太多，会减产的。
　　 我根据父亲的指导把眼睛盯在面前插。父亲说，你不能老是盯住眼前头插，要不时地看看前方，这样秧行才能插得直。我弯着腰，把头贴在水面上刚插了一会就挺腰。父亲问，怎么了？我说，我的腰酸了。父亲笑笑说，你们娒儿哪来的腰，插秧拼的是耐力，要坚持，一支苗没插好之前，不要伸腰歇力。
　　 就这样，到了每年的插秧时节，不管晴天和落雨，我就戴上竹箬笠，赤足走在阡陌上，先是在自家的自留地上插，接着帮小婶家插。到了十四岁，我也可以开头支苗了。我大公有坵形状似S型的田，父亲叫我去帮忙，我拎把秧苗下水去“开头支”。大公说，大孙子，你可不要把秧插弯到下坵田里去。我笑而不语，选好直行的路径，“噌噌噌”地就开插。头支苗插好，大公看傻了，捋把白胡子哈哈地说，大孙子，要是朝廷评插秧状元，非你莫属。
　　 十五岁那年，我正式到生产队里插秧赚工分。麻子队长以为我是去拔秧，当他看到我在九石插完头支苗时，差点把昏浊的眼珠子瞪出眼眶外，露出黄溜溜的大板牙说，哦唷！直看横看斜看三线都笔恁直，比正劳力还厉害，评工分时算十分。
　　
　　 三
　　 少年不经事，那时候我去插秧，除了赚工分、赚饭吃，更多的是为了刷成就感。
　　 长大后，才知这插秧，包含着太多的哲理。与其说父亲当初是在教我插秧，还不如说他是在给我灌输做人的道理。
　　 我父亲是个地道的庄稼汉，更是一个大地诗人。他一肚子装着的全是农谚，唐诗宋词几乎一窍不通，但他却给我讲过一首《插秧歌》。
　　 那一年，我们到黄垄的自留地插秧，老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父亲领着我到黄垄宫去避雨。俩人闲着无事，父亲点上一竹筒旱烟，吸了一口，说，娒，阿爸给你讲个故事。
　　 他说，五代时期，有一个弥勒佛化身的布袋和尚，他嘻嘻哈哈，喜欢开玩笑和插秧。一日，布袋和尚一人插一坵田，隔坵有四个后生插一坵田。布袋和尚说，你们四人插二亩田，我一人插二亩田，咱们比一比，看谁先把田插好。四个后生马上答应，遂放开手脚像公鸡啄米、车水般插得飞快。布袋和尚见状，甩过去一只破草鞋，草鞋一落水，就化作了一条大鲤鱼。鲤鱼游到第一个后生的脚边，后生遂丢掉秧把，动手去捉鲤鱼。鲤鱼一跳，落到了第二个后生的面前，第二个后生又丢掉秧苗去捉鱼。大鲤鱼三跳四跳满田跳，四个后生追来赶去满田捉。直到天黑，二亩田还有一半未插好，而布袋和尚的那坵田，已经齐刷刷地插上了秧苗。
　　 四个后生傻呆了，布袋和尚笑哈哈地唱起了《插秧歌》。诗曰：“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稻，后退原来是向前。”
　　 宫外，哗啦啦地落着雨。宫内，父亲一边“巴哒巴哒”地吸着烟，一边娓娓地给我讲着故事，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当时之所以要给我讲这个故事，是意味深长的。
　　 插秧是一种集规划、美学、技巧、眼光、毅力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活，并非是毎个人想当然的就可以干好的事。
　　 人生又何尝不像插秧。
　　 人生于世，要想成功，须有规划目标。胸中有理想，才会有前进动力。人立于世，必须要站直了，才能走上正道，避免误入歧途。人生的道路曲折坎坷，一味挺胸横冲直撞是不明智的，一味地眼睛向上也不可取。人哪，须弯腰时则弯腰，该后退时则后退，把眼睛贴近水面，用心与大地亲近才是至理。有时候，“后退原来是向前”。啊！人生经风历雨遭遇挫折是难免的，但人必须要有足够的定力，只有咬定青山不放松，坚韧不拔朝前走的人，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人生亦如稻。
　　 春天浸种摧芽，夏天插秧分蘗拔节，其间只有不时地耕耘拔草，除虫施肥，精心管理，才会换来一秋的芬芳和收获。
　　 稻老一夜，人老一时。现在，我已进入了夕阳黄昏。每当想起年少时与父亲一起插秧的情景，我的眼前就会泛出清绿一片，仿佛心田里又长满了青青的秧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