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喝起！”二舅一边微微笑着说，一边端起酒杯。酒杯里还有半杯酒，约有一两半。“喝起”，在我家乡的方言里，就是喝干的意思。
　　 “二舅，少喝点儿！”我们几个外甥纷纷婉言劝二舅。
　　 “爸爸，少喝点儿！”二舅的三个儿子——我的表弟也都劝说。
　　 二舅却在他的外甥和儿子的劝阻声里，“咕咚咕咚”，一饮而尽。
　　 一场晚宴下来，二舅又喝了将近半斤。
　　 二舅生在上世纪1938年，今年已经八十三。
　　 我大表弟说，“你二舅，过去，一天至少一斤酒。就算从二十岁开始吧，到八十岁，六十年，一年三百六十五或者三百六十六斤酒，仔细算算，就得将近二十二吨酒。二十二吨啊，要用小皮卡装，也得装二十多辆车吧？”
　　 不算不知道，一算，还真是吓一跳。
　　 过去，只要家庭经济条件允许，二舅经常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最近两年，年纪大了，酒肉的量都减了。二舅说：“现在，午饭和晚饭，还少不了二两酒，一碟肉。”
　　 二舅年轻时，喝酒更豪爽。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家在农村的四姨夫，带着一布袋红薯干进城，换了五斤红薯干酒。然后，到我姥爷家，找我二舅，要喝二两。二舅就陪着他喝。
　　 俩人都是好酒量，喝来喝去，五斤五十二度的白酒，喝得一干二净。喝得四姨夫一出我姥爷家门，就栽进小路边的水沟里，二舅，愣是嘛事儿没有。
　　 到了九十年代初。有一次，二舅和我另外一个远房舅舅到我家，我拿出我家里放了不少天的一瓶五十二度深咖啡色瓷瓶西凤酒，让两个舅舅喝。远房舅舅，喝了也就一两多，剩下的，都让我二舅喝了。
　　 二舅喝了一杯又一杯。一边喝，一边还赞叹，“西凤酒，早就是八大名酒，这瓶酒，度数高，过瘾！”
　　 喝到一多半的时候，远房舅舅劝他说：“二哥，别喝了！”
　　 二舅说：“俺俊明不喝酒，这么好的酒，喝不完，他还得放着，放得时间长了，跑了味儿，搭（方言，意为浪费）了！”一直把那一瓶酒喝得一滴不剩，才罢休。
　　 酒喝完了，二舅脸色红润润的，精气神更好，却没有一点醉意。出了我家门，骑上自行车，昂扬而去。
　　 各位读者，您别以为我二舅仅仅是个瘾君子，平日生活里，二舅可是个待人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
　　 二舅是小县城里赫赫有名的老中医，退休后，还一直在自家开的门诊部里坐诊，病号多的时候，一晌就得接诊四五十个病号。不管来者何人，二舅一律笑脸相迎。
　　 二舅是个美男子，一米七多的个子，白净脸膛，浓眉大眼，爱笑，一笑俩酒窝，特别有魅力。二舅说话，从来不急不躁，和风细雨，不笑不说话，所以，找他就诊的病号，都感觉他特别亲和。
　　 有一次，我去二舅门诊部，碰见一个和二舅年龄相仿的老前辈，找二舅看病。他看见我，笑着对我说：“我这一辈子，有了病，就找你二舅看，开几副中药，很快就好利索了。药便宜，你二舅又待人亲切，我就喜欢找他。”
　　 找二舅看病的，婴幼儿也很多。前些年，婴幼儿得了病，找别的医生看，动不动就输液，二舅，只要不是太严重的病，望闻问切之后，只开点儿西药片儿，价格也就是十几块二十几块。然后，对孩子的父母说，“连喝三天，不好再来。”
　　 三天以后，很少有再回来的。孩子的病很快就好，不再受病魔折腾。大人也少花钱。
　　 二舅对我说过：“当医生得有医德，治病救人是第一，不能把赚钱放在头里。”
　　 也许有人会问，你二舅不是老中医吗？怎么还会开西药？那我就得告诉你，二舅是中西医兼精。
　　 本来，民国时期，姥爷就是小县城里有名的中医，自家开着中药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更是县医院里中医的第一把好手。十年动乱时，批斗姥爷，曾经给姥爷扣一顶“反动医学权威”的帽子。二舅和大舅，都是跟着我“医学权威”的姥爷，在自家药铺里学的中医。1949年以后，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姥爷和两个舅舅，都在自己家里坐诊，病号一个接一个，爷仨，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后来，才各自到公家医院当医生。
　　 姥爷曾经告诉我，“你大舅，中医精通。你二舅，肯学习，中西医都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到县新华书店后院订购图书的专门房间里去，要订购自己喜欢的图书，没想到，邂逅了二舅。二舅是来拿自己订购的西医书的。一套七八本的西医学丛书，包括《西医基础理论》、《人体解剖生理学》和《西医临床医学》等，大概得二十多元钱。那时候，人的工资还很低，二舅也就是四五十块钱。那一套书，得花掉我二舅半个月的工资，二舅却毫不吝惜，舍得花这笔钱。
　　 二舅对我说：“现在很多人喜欢吃西药，我订这一套书，好好读读，系统学学西医。在单位，我过去参加过短期西医培训班，学得太少。”二舅的西医，主要就是靠自学学来的。
　　 二舅待人和善，面对坎坷，却又极其坚韧。
　　 十年动乱初期，姥爷、大舅、二舅，都被从单位里赶了出来，停止工作，赋闲在家。姥爷一家，四世同堂。三个顶梁柱都在家里闲着，又加上刚刚被强迫拆迁，又盖了新房，家里的经济便捉襟见肘，一大家子人，吃都成了问题。
　　 二舅，不愿憋在家里，就动了脑筋。有一次，在田野里溜达，看见满地的茅草和莎草（我们家乡方言叫“地地林”），就想，茅草根可以入药，莎草根叫香附子，更是极好的中药。刨出来，弄干净，晒干，卖到医药公司，不可以卖点儿钱吗？
　　 说干就干，二舅带了把铁锨，一个大布袋，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专拣茅草和莎草多的地方去。刨出茅草根和莎草根，择干净，带回家，再洗干净，晾晒一段时间。晾晒好了，积少成多，带到医药公司，卖了不少钱，贴补家用。
　　 刨着茅草根和莎草根，又有了新发现。有一次，刨到了一个老鼠洞，露出金黄色的玉米和大豆，还有颗粒饱满的花生角，还都很新鲜。二舅就刨出来，带回家，让家里人洗干净，晾晒干。
　　 大豆和玉米，打成面，大豆蒸馍，玉米熬粥，喷香。花生，剥掉壳，吃起来，照样很香，而且，还能打油。家里粮油紧张的问题，就大大缓解。
　　 也许有人会说，吃老鼠洞里刨出来的东西，不怕染病菌啊？那时候，人整天吃不饱肚子，没这么多讲究。家里三个名医，也照吃不误。其他人吃了，也确实嘛事儿没有。
　　 那时候，我经常在地里看见二舅，手拿一把铁锨，弓着腰，忙活着刨地。
　　 生产队里的大人们，大多都找二舅看过病，有人就对二舅说：“你看病的一把好手，被逼着干这个，忒亏了！”
　　 二舅哈哈哈笑着说：“亏啥，刨点儿茅草根，香附子，可以卖钱。掏掏老鼠洞，刨点儿粮食，可以填肚子。一举两得呢。”
　　 二舅身体倍棒，几乎没有得过什么大病。前年，大概因为长期伏案给病人写药方，得了一种怪病，眼部神经麻痹，睁不开眼。几个表弟带着他去济南、北京，都看不透病。最后，到上海，看透了病，吃了两三个月的药，才渐渐好转。
　　 因为眼病，二舅也自然暂时停止了给别人看病。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每年春节期间，几个外甥和几个表弟，都要和二舅聚会一次，每一次，二舅都是喝酒喝得最多又毫无醉意的一个。
　　 前年春节前，我们又聚会，本来，大家都觉得二舅的病还没有好利索，大概不会再来了。没想到，在表弟的搀扶下，二舅又走进来。坐下后，二舅照样喝酒，喝了三四两，在大家的极力劝阻下，才悻悻作罢。
　　 去年，再聚会，二舅的状态就好多了，虽然上眼皮还稍微有些下垂，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来。那次聚会之前，几个外甥和表弟们商量着，劝劝二舅，别再坐诊看病了。坐下之后，我就率先劝二舅：“您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是不是关了门诊部，多陪陪二妗子？顺便，多锻炼锻炼身体，享受一下老年人悠悠闲闲过日子的乐趣？”表弟们也纷纷附和。
　　 二妗子五十岁刚过的时候，因为脑疾，落下半身不遂，除了躺在床上，就是坐着。平时，都是二舅做饭，这么些年，二舅家里虽然雇了保姆，但是，二妗子还是喜欢吃二舅做的饭，二舅从门诊部下了班，还得给二妗子做饭。而且，有些细微处，二妗子还非得二舅照顾不可，其他人代替不了。所以，直到八十多岁，二舅除了给人看病，还得照顾二妗子。其中忙碌，可想而知。
　　 我提这个理由，觉得十分正当。
　　 二舅却婉言谢绝：“我这一辈子，忙碌惯了，要真闲下来，还真不适应。这不，歇这两三个月，把我憋坏了。再说，病号老是找我，门诊找不到，就找到家里，照样还得给人家看病。就不如去门诊坐诊了。”
　　 二舅这一说，我们都没了话。
　　 一个表弟就说，“还是遂你们二舅的心愿，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想一想，也对。二舅，一辈子，忙碌惯了，他忙得高兴，忙得顺心，真强迫他闲着，未必是好事儿。大家就不再提这个话题。
　　 春节过去不久，二舅就重新坐了诊，门诊部里，依然门庭若市，病号络绎不绝。
　　 今年再聚会，八十三周岁的二舅，昂首挺胸，面色红润，精神矍铄，自己大踏步走入餐厅。坐下来，笑意盈盈，侃侃而谈，而且，不等人劝酒，自己端起酒杯就喝起来。一场聚会下来，又喝了将近四两，在晚辈们一再劝阻之下，才放下酒杯。
　　 二舅哈哈笑着说，“我没事儿，壮实着呢！我还准备跟你们一起，再坐他个二三十年呢，不！五六十年！”
　　 一众晚辈，便纷纷迎合二舅，“好好好，再坐五六十年！”
　　 这样的二舅，想不服，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