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的夏夜是静谧的，来自海上的风，带来淡淡的咸味。我一个人睡在救护车大院一侧头间的小床上，小小的蚊帐罩住了我的视野，从高高的窗洞吹进来的风，将蚊帐四角上挂的小小铜铃吹得叮当作响，里间是母亲的卧室，在不值夜班的日子里，常常有母亲踩踏的哒哒哒的缝纫机声，伴和着风声、铃声，像是一曲天籁，发自母亲的心中。儿时，当我居住在小镇上的时候，常常在这样的响声里睡去，又在这样的响声里梦醒。
　　 缝纫机是母亲生活的帮手，也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她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也是一群孩子的娘亲。和那个时代，嫁给了军人的所有妻子一样，她要无怨无悔地独立挑起家庭的重担。缝纫机的哒哒哒声，在我儿时，那是母亲伴唱的摇篮曲，长大后，那是母亲爱的心声。母亲就在一阵阵的哒哒哒声里，将一头青丝，踩踏成了满头白发，直到儿媳接过她的踏板，继续踩下去。
　　 孙媳妇好命，等她嫁过来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仿佛将天上的锦霞都剪裁成了衣裳，大大小小的商场，琳琅满目、款式新颖。家里的橱柜里，也都衣满为患，多得还没上身，就被淘汰了，哪里还需自己裁剪衣裳？缝纫机被丢进老太太住屋的角落里。孙媳妇晓得香奈儿、兰蔻、星巴克、海澜之家、红豆，却不晓得缝纫机为何物。这大概就是历史吧，在三代人中，缝纫机就完成了传承，望着母亲家角落里的缝纫机，我不由得感叹，历史的脚步快得就像一阵风。
　　 六十年代初，缝纫机还是个稀罕物，家里有台缝纫机总让普通的工薪阶级羡慕，记得那天缝纫机抬进家时，邻居还有母亲的女同事们，叽叽喳喳地兴奋了好久。晚上，小护士们还逼着母亲办了个小小酒会，给她们打牙祭。母亲的缝纫机是在西山市场淘来的二手货，上海产的蜜蜂牌。那年月，常常有不知什么人家，不知什么原因，忽然就被赶去乡下劳动改造，丢下的物件都挺便宜的。那个黄昏，母亲带着我在旧货市场转了好久，掏尽了兜里所有的钱，买下了这台看起来还算新的缝纫机。好心的卖主，见我们母子如此窘迫，动了恻隐之心，用他的小推车走了五里路，将缝纫机一直送到我们家门口。那个年代人的善良，让我一生难忘。
　　 母亲有了缝纫机，开始并不会踩踏。她原本是金陵城里教会女校的学生，家中虽说不上优渥，却不用动手去做家务女红。十六岁，她跟着陈毅将军的队伍来到胶东滨海，作为一个女战士，她精通业务，射击的本领也很高，曾经五发子弹打出49环的成绩，但对于做衣烧饭，却是一窍不通，甚至有些笨拙。
　　 或许是独立的个性，或许是军旅生涯的锤炼，母亲好学也好强，她有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自打缝纫机被抬回家，这个夏夜，我总是被或紧或慢的哒哒哒声踏醒。母亲白天在急救室值班，晚上则熬夜练习缝纫机的踩踏。这个夜里，我再次醒来，不敢打搅母亲，就像小狗一样，悄悄地爬下床，又悄悄地爬过去，掀起门帘从缝隙里看向母亲。昏黄的煤油灯摇曳着，母亲低着头认真地一圈圈踩踏，她的身影在墙上忽长忽短，像是我们家乡的皮影戏。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发现了我，走过来，像拎小狗一样，拽着耳朵将我拎起来。我小大人一样地对母亲说：娘，你一个人学不好的，你要跟有机器的阿姨们一起学，才能学得快。小璇和玲玲的妈妈也都会缝纫机呢。母亲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儿子你真得长大了。娘学会了，给你做新衣。不知是高兴，还是怜悯，我眼里流下了泪水。
　　 秋天，我回了乡下。夜里不再听见母亲脚踏缝纫机的哒哒哒声，听的是老祖母喳喳喳的纺车响。大山深处的祖母，没见过缝纫机，她用一双灵巧的手，给家人剪裁、缝补衣裳。她和千年前的老祖宗们一样，用自造的纺车与织机，纺线、织布，过着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我没告诉她，我的母亲有了缝纫机，我小小的心中想着，告诉她，她也听不懂。
　　 从乡下回来，已经是1966年的夏天，我跟着母亲要去河北的山城求学，母亲的家当实在寒酸，就一个装换洗衣服的小皮箱，一只带我去旧货市场新买的槐木箱子，再就是她的缝纫机。
　　 母亲学会缝纫机后，我们兄妹无论冬装夏衣就都由她亲手制作。后来，她还为我们的堂表兄弟姊妹们做衣服，做好了天南地北地邮寄过去。每当夜晚，母亲常常坐在缝纫机前，戴了眼镜，认真仔细地踏起机器，一块块布料，在她的手下变成衣服、裙子。听得出那哒哒哒的声音里响着欢快，母亲是真的喜欢这门手艺。除了衣服，我们家里的灯罩、椅套、甚至电扇的罩子，都是母亲的手艺。
　　 母亲开始并不会剪裁，但她是个爱学习的人。不懂不会，她就买来一大堆书学习，买来衣服片子的纸样仔细琢磨，到了周末，她还去裁缝铺义务打工，为的就是能学到手艺。母亲学到了手艺，开始忙碌起来，特别是到了春节，自家的孩子、大人要穿新衣。就算是邻里孩子、大人的新衣，母亲也来者不拒。那时，我们和来自山东老家的建筑工人一起住在工棚里，母亲总是帮别人家做好了衣服，再做自家的。为邻居们做衣裳，母亲从来都是义务劳动，不收分文。有时候碰到邻居有特殊要求，母亲不会做，就倒贴了钱，去买了纸样，比葫芦画瓢，也因此，母亲的人缘好得很。有一次，母亲上班不在家，我少不更事的小弟弟，无意中得罪了两个小流氓，他们满街巷地追打小弟弟，邻居们看见了，都争先恐后地喊小弟弟去他们家躲藏，最后一起合力将两个小流氓扭送去了派出所。乡邻们知道我父亲远在海防前线，我家有了什么重活累活，大家也都自觉自愿地帮上一把。
　　 母亲老了，回到江南老家。踩踏缝纫机的活，就交到了儿媳手里。
　　 我妻虎妞嫁过来的时候，娘家陪过来一架缝纫机。那个时候江南人家结婚，要所谓“三转一响”——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录机。两转一响是要由男方出的，唯有缝纫机这一“转”要女方陪嫁。我当时穷啊，一个月才挣四十来块钱，勉强买了辆凤凰牌自行车给妻，算是一“转”，那个“一响”是虎妞拿了自己的私房钱“倒贴”给我的，至于手表，干脆赖了。缝纫机在我们结婚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算是值得在人家门前炫耀的大宗财产，不管姑娘会不会做衣裳，娘家都得想办法买来当陪嫁。那年头，买架缝纫机不是个简单事，别说没有钱，有钱也买不到，要凭工业券，像我们单位上千人，一年也只有五张券。不过这事倒难不倒虎妞，她爹是缝纫机厂的后勤主任，在她还穿开裆裤时，就给她准备好了。她陪嫁过来的缝纫机是响当当的上海蝴蝶牌。
　　 只不过这么好的缝纫机，却没露过脸，直到她当了奶奶，还在油纸包里没开封。因为，那时住房实在太小，单位分给我俩的窝，只有14平米，还包括了厨房和卫生间，所谓卫生间就是一米见方围着个坑。于是，虎妞就接过了母亲的缝纫机，哒哒哒地续接起母亲曾唱过的生活之歌。
　　 虎妞是个缝纫好手，她的外婆曾是无锡一代有名的裁缝，从小耳濡目染，她也心灵手巧。那年的夏天，我们要到杭州去玩，女孩子们爱美，没有漂亮的衣服怎么行？我在绢纺厂买了十几条府绸大手绢，虎妞巧手一裁，立马用缝纫机踏出几件花衬衫，家中的女孩们都觉得美极了，配上彩色丝巾，撑起纸油伞，在西湖边上招摇，都快玩疯了。后来，我们有了儿子，儿子的小衣服，也都由虎妞自己剪裁。独生子女，没有女儿，虎妞就裁了小裙子给儿子穿上拍照，打扮个假闺女过过瘾。在上海长大的虎妞，做出来的女装，都很洋气，闺蜜们都感到很拉风，她也愿意在女伴们面前露一手，那得意的神情，仿佛志得意满的女王。
　　 改革开放到了本世纪初，收入多了，生活好了，时装店里日益丰富多彩，时装几乎日日翻新，我每次出差回来，都给虎妞带回时髦的新衣。虎妞的手艺在新时代，渐渐赶不上趟了，找她的女伴日渐少了，再也难得看到闺蜜们羡慕的眼光，于是缝纫机渐渐地没有了用武之地，像是个半老徐娘，不再受人待见。又在缝缝补补挣扎了几年之后，这台曾经备受宠爱的缝纫机，像是个容颜不再的老妃子，被打入了冷宫。
　　 母亲去世后，曾经为我们家三代人服务过的蜜蜂牌老缝纫机，跟虎妞陪嫁过来，从未拆封的蝴蝶牌缝纫机一起，被送进了储物室。这只老蜜蜂曾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甜蜜啊，现在，它只能永久地休息了。一个时代结束了，缝纫机的辉煌不再。
　　 儿子与儿媳结婚时，江南人家又有了新的“三转一响”的要求，那是电冰箱、洗衣机、小轿车和家庭影院。缝纫机就算是九转一响也上不了名单了，它早已退出了人们生活的视野，成了落伍商品、老古董。想来，它在人类生活史上的地位，从来都离主流很远，至多是个婢女，如果在城市的工业博物馆里能占个位置，那也是它不幸中的万幸了。
　　 家庭里已经见不到缝纫机的身影了，但缝纫机的故事还在，爷爷还会讲给孙女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