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方桂山下一处极为偏僻的隐蔽之地，躺着一座孤独冷清的坟茔。在我离开家乡外出谋生前，还专门去那里与之默默做过告别。
　　 我也是在那时才发现的，它已经被周围野蛮生长的树木与野草给完全覆盖了。所幸温暖大地的阳光，还是凭着正午直射的光线，漏进了丝丝光亮在它的坟头上。我想，它平时大多数时候应该都是背着荫的。那隆起的“土堆”，也没能使它高出地面多少。
　　 要来这树丛中为其培土隆坟，十有八九是达不成心愿的。一来整匹山都成了“封山坡”，容不得你去乱砍乱伐，并且还要去密林中取土隆坟，就更艰难得不可思议了；二来这也压根儿就不像有人到过的样子，哪怕以前来过、后面不来了，周围总该有些痕迹留下来吧！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了，当初它是怎么在这荒郊野岭生成的呢？
　　 好在这孤坟里那个年轻的生命，我们曾经认识——不是一面之缘的那种认识，而是彼此熟悉、彼此有过交往的。她突然的死讯曾经让我悲伤不已。但又不得不承认，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连最后葬于何处，都没能及时从大人们那儿打听出来。
　　 多年之后，我才得知了她的“去向”，就是在这孤魂野鬼出没的山上，最终她也变成了孤魂野鬼——不这样做，她就跟活着一样了，是没法生存的。
　　 我站在离孤坟不远的一块空地上，理了理衣袖，又清了清嗓子，接着就把想唱的歌唱了出来，“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突然，一只鸟儿拍翅从我头顶飞过。
　　 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难道她在显灵了？以前的她，是很喜欢《红灯记》的。却又为它，把自己的一生都葬送了……很久，我才镇定下来，在空地的一侧点了三炷香，又烧了些纸钱给她——不知道我的这份心意她是否明白，也不知她能不能收到我“寄”给她的纸钱……总之，我希望她在另一个世界里，像她那时的同龄人一样，快乐地享受着绽放的青春年华。
　　 但我也明白，我的这次为着命运的远行，将很久都无法返回，从而也就无法再来到她的安息之地看望她了。
　　 愿她安息！
　　
　　 二
　　 她叫敷。
　　 我们是上下两个院落、家与家挨在一起的邻居。作为我俩，那就是小时候地道的伙伴，她大约只比我大个三四岁，却是我的“高辈子”，我叫她孃孃。
　　 我们之间，从小就没有男孩与女孩的心理分界，像与生俱来该有的那种亲近一样，我们总是常常在一起玩，在一起做事——其实，也不是做什么大事，只是完成大人给我们分配的那些芝麻小事，比如洗这洗那、淘这淘那的。当然了，捡柴割草放牛之类的活儿，必然是走到一起的。她总是表现出大姐姐那种懂事的模样来，帮我们做了不少的这和那。
　　 这样的时间没维持多久，我们到了上学的年龄就上学去了，可她却没跟着来。每天仍在重复着我们没读书之前做的那些杂事。
　　 在我们上学放学的路上，也还能见到她缺了我们之后那种形单影只的身影。见了面的我们总爱挨挨擦擦、磨磨蹭蹭地逗留在一起拿些话说，并没有失去以前的那种亲近感。
　　 孃孃，你咋不读书呢？我便主动好奇地问她。
　　 我已经过了读书的年龄。她立刻流露出伤心而又自卑的神情来。
　　 不懂事的我，虽然已经看到了她回答得不自在，却还在一个劲儿地追着她问。那你以后都不读书了吗？
　　 她没有直接回答。相反，却问了我另外一件事，你们学校在演京剧了吗？
　　 我一愣，不解地看着她。演什么嘛，他们演的那一点儿也不像……
　　 我读的那个既有三年级、又有五年级的复式班，老师挑了几个高年级的高个子，本来《沙家浜》都已排练了好长一段时间，请来的那个老师却说不像那么回事，叫别演了，另外演《白毛女》。
　　 那他们没让你去演吗？她突然淡淡地问道。
　　 我资格不够，但我也想演。
　　 他们会让你演的，不像我……没你那么有天分，她忧郁地望我一眼，你肯定比哪个都演得好，你会成功的。
　　 你干嘛要问这个？我反问她问的这个唐突的问题。
　　 沉默了一下后，她才告诉我说，我们生产队也在排练。排练的京剧是《红灯记》，我想演铁梅——她太适合我了，他们却不让我演。
　　 那演李铁梅的是哪个呢？
　　 是冯梅，可她演得不好。
　　 那他们为啥还要她来演铁梅呢？我好奇地问。
　　 爹说我们家是地主，而人家是贫农，担心像我们这样的人会因心术不正而破坏了革命样板戏的演出。由贫农出身的冯梅来演李铁梅最保险，可她不是那块料。
　　 冯梅的爸爸是队长，敷孃孃是肯定竞争不过她的。但她长得又胖又矮，而且说话粗声粗气，不像个女人。有时，我见了她都有些讨厌。
　　 我们班请来的那个“老师”说，铁梅是什么人，是革命的英雄！不但人长得好看，革命意志还坚定……演不好的话，会毁了她的形象。所以，她才不同意我们班拿《红灯记》去公社完小参加汇演。
　　 我总算明白了敷孃孃的心思，也总算弄清楚了她眼神里那满是忧伤的来源。
　　 我知道，漂亮的敷孃孃，不但人长得很好看，歌声也动听。平时最喜欢蹦蹦跳跳的了。与我们一起到了山坡上，也是歌声不断，唱得我们什么也还没做，就停下来先听她唱歌了。那清脆的嗓音，是我听到过的最好听的声音。
　　 记得在我读三年级的那个暑假，我们去山上割草放牛时，她突然拿出“白水泉边女子好，少女最妙”的诗句，莫名其妙地问我们上联是什么，弄得我们在场的人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等把我们个个都“噎”够了后，才得意地说道，“山石岩下古木枯，此木为柴”，又当我们好奇地问她是从哪儿学来的时，就立刻停住不说了。
　　 我感到很奇怪。便拿一系列不解的问题问奶奶，敷孃孃干吗不像我们这样也去学堂读书呢？她连书都不读，怎么还知道山啊柴啊水啊女子啊什么的对联来？
　　 奶奶一脸严肃地说，不读书是因为她成分不好，学堂才不愿意收她。不到学堂去读书，并不等于她在家就不学习了啊！告诉你，她聪明得很啦！奶奶说的最后那句话，用的是超乎寻常的神秘眼光。多少年之后，我才读懂了那眼光里高深莫测的神秘。
　　 原来，我们两家大人们之所以能如此走近，从小我就与孃孃有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完全是因为我们都是村里的“黑五类”——她家成分是地主，而我们家是中农，比起周围都是雇农、贫农那些“红色”成分的邻居来，我们是另类的存在。他们当然是不屑与我们为伍的。作为同是邻居的我们，也只好与他们分道扬镳了。
　　
　　 三
　　 读四年级的下学期，我也被选进了学校的演出队。那时，我们一有时间就排练的京剧依然是《白毛女》。
　　 以前请来的指导老师，带着他编排的《白毛女》，信心满满地去参加了全乡十二个大队的汇演，结果什么名次也没拿到。解聘的时候，她给我们班主任说，杨白劳和喜儿是两代人，只让五年级的学生来演这些角色，没有年龄的代沟是不合适的。而且选的那个学生演黄世仁，就更差强人意了，他身上哪有一点儿地主的味道？
　　 可为了完成一年一度的演出任务，班主任干脆自己担起了排练的总指挥。她觉得再拿已经有了点基础的《白毛女》去参加比赛，或许还有获胜的可能，便改变了以前的想法。在四五十人的全班以演技选人，末了按自己的艺术水准排练。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这个低年级的人被选去演“杨白劳”了。一番妆化下来，我“老成持重”的样子就显现了。那段时间，我特别繁忙，不但在家里要做完足够多的家务活，而且在学校里还要完全按老师的要求去排练，背台词、表演动作一点也不敢马虎。老师公开给我们说，谁敢改用一个道具，谁敢改一句台词，都会得到彻底清查、坚决处理的，她要求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
　　 演“喜儿”的那个女生，则是正读着五年级的一个“小不点”。她瘦小的个子，一看就是营养不良造成的——老师要的就是这效果。她与我搭戏，可让我操了不少的心，感觉她什么也不知道。
　　 她哪儿能演戏嘛，既忘动作，又忘台词，什么都要我推着走，还是五年级学生呢！我给老师诉苦的目的，是想换个更让我省心的搭档。
　　 五年级怎么了，她还是个孩子！哪像你那么快就早熟？不由分说的老师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目的，没好气地怼我。
　　 有什么办法呢，面对这种事……我只有安慰自己多担当些了。
　　 与此同时，我们生产队的演出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从县城请来专门负责演出的指导老师，听说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不管什么成分不成分的事，执着地要在全队选演员，他一眼就看中了敷孃孃，觉得李铁梅的角色非她莫属。一征求意见，敷孃孃也是满心欢喜的。她在告诉我这一消息时，看得出来是把心中的狂喜有所压制了，但握紧的双拳还是在空中不停地挥舞——我理解她释放快乐的这种方式，为她愿望的实现而祝福。
　　 我会成功的。兄弟，为我祝福吧！
　　 敷孃孃，我祝福你。预祝你成功！
　　 可两个多月的一个晚上，队长集合全队男女老少去晒场上观摩，让大伙给评判评判今年演的《红灯记》是不是比去年要好些。我一下子傻眼了，饰演李铁梅的并不是敷孃孃，而是涂丽。
　　 涂丽的父亲是我们村的村长。这也就好理解了，毕竟“根红苗正”嘛！但问题是敷孃孃怎么没告诉我呢？我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找寻着她的身影，感觉她会来的，应该就在这舞台之下的某个地方。
　　 果然在一处灯光暗淡的地上，我看到了她站着的身影。我走向了她，沉默地站在她的身旁。
　　 他们还是把我换了。她主动告诉我，从声音中判断，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过。
　　 凭什么？对这太过突然的意外，我为她愤愤不平。
　　 不过，我都演会了，也真真切切地体验了一回李铁梅和她们一家人，在那个年代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以及置生命于度外的伟大……
　　 后来，我们尴尬的什么都没说了，只静静地看了一会儿台上的演出。那年代，什么也没看的，连个娱乐都没有。没有电视，看个电影还要跑十万八千里，能看着身边人的演出也是一种眼福。就在台下一片鸦雀无声之际，突然，舞台的幕布后面有噼噼啪啪的声音响起，接着一股扑鼻的火药味儿，再接着一团烟子扩散开来——是一串鞭炮点着了，接下来叛徒“王连举”就倒地了……
　　 演出完毕，往家走的时候，她主动找出话题来说，队长也不容易，生产队里的事他没少付出。秋冬农田播种的事，他要亲自督战，把凡能下地干活的人统统动员起来，每天赶工赶时地做；演出的事还要亲自到场。当大面积的耕种刚告一段落时，就挑选能歌善舞的“文艺”人才，没日没夜地去晒场上排练。庄稼地里收尾的那些活儿，则交给了没演出任务的人去完成。感觉他精力特充沛，大事小事都事无巨细。
　　
　　 四
　　 我们学生的演出与大人们的演出都如期举行。所不同的是，我们学生的演出没有竞争更激烈的选拔赛，每个大队才一所学校，全乡也就十二所大队小学，在寒假到来前被直接安排到公社完小比赛了。而作为社员同志们的演出就要复杂些了，我们大队有六个生产队，而每个生产队都要排练革命样板戏，这也算是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之需吧，最后通过选拔决定，由我们生产队演出的《红灯记》代表大队进公社参赛。比赛的时间是临近春节前的十多天，比赛的地点是公社露天电影院。
　　 我们学校参赛的《白毛女》得了个第三名，这让喜出望外的老师一下子看到了我的潜力。她直接鼓励我说明年还由我担当主角，所幸的是明年我读五年级的时候，没能再有这样的演出机会了。
　　 乘着我演出成功的余兴，已经放了寒假的我，走了七八公里的山路，连续好几个晚上都到公社露天电影院看演出。一方面，有演出可看，让枯燥的生活不再那么乏味，另一方面也很想去为我们自己的演出呐喊助威。
　　 但在那披红挂彩、灯光璀璨的舞台上，轮到我们大队的《红灯记》上台时，我却惊喜地看到了敷孃孃的身影，她饰演的是李铁梅。从她以一身红色的装束一出场，就迎来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她入木三分的演出，让我的眼泪一次又一次夺眶而出——她完全把我带回到了那个可歌可泣的年代而不能自拔。突然，舞台下的人群一下子轰动了起来，随即就有人高喊，滚下来，滚下来……
　　 我随即朝台上望去，台上的演员并没因台下起的轰动而受到影响。荷枪实弹的敌人将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一家三口押赴刑场时，戴在李铁梅头上的那朵小红花，竟然坠落到地上了……
　　 演出完毕，其他演员都不拿好脸色对待敷孃孃。他们人人都很清楚，小红花的掉落，意味着他们的演出搞砸了，拿名次是没门儿的事。
　　 的确，他们一致的预料是对的，其实还不止这呢。名次没拿到不说，就在演出结束后的第三天，公社专门下来人到了我们大队，就为演出中出现的“思想意识问题”进行作风整顿。
　　 在工作组面前，敷孃孃跪着告诉了事情的真相。出演李铁梅的演员原本是涂丽，只因她正式演出之前突然得了重感冒，急得没办法的队长，才考虑由她来顶替。她二话没说，觉得自己以前也排练过，有把握能胜任这个角色。比赛的前夜，她还在自家的煤油灯下再练习了一回自己要演的角色……在场的队长也苦苦求情，他说敷把小花从头上掉落下来，完全不是她的本意，是对演的这个角色不太熟和紧张造成的……但百口难辩的敷孃孃，还是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给她安的罪名是，妄想以破坏革命样板戏来为自己的阶级成分翻案，在一连对她几个晚上的批斗后，她终于选择了跳堰自尽。
　　
　　 五
　　 她家里人找寻无果，也没报案。当着没那事处理。批斗她的人，一下子没了批斗对象以后，带着不习惯的心理，就向她家里要人。
　　 她家里的人哪敢说个什么呢？就提出让全队的人来搜家。可他们又说，一定是把她藏起来了，最有可能的是把她已经送出去了。
　　 就在这事没完没了、没有定论的时候，敷孃孃的尸体从龙王堰里漂浮起来了。她全身被撕扯烂了的衣服，也没能为她留住最后的尊严。
　　 那些还想有什么企图的人，一下子全都闭了嘴。
　　 趁着漆黑的夜晚，家里的人把她悄无声息地埋葬在了一处荒郊。那里远离人烟、没人光顾，不会影响到任何人的！
　　 直到多天以后，我才在找寻敷孃孃无果的情况下去问大人，他们先是什么也不肯说，最后当我问急了时，才垂头丧气地告诉我她已经死了。至于怎么死的、安葬到了哪里，却一个字也不愿多说。
　　 死于非命的短命鬼，只能草草了事了，何必还需让人记挂呢？！这是村里人的习惯。以前就听大人们说过的。
　　 知道消息的我，先是把她自从演出完后，所遭遇到的一切，像电影样的在脑子里放了一遍，又把我们以前割草放牛时的一些事也放了一遍。
　　 越放越觉得从此再也见不到她了。她终归是消失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