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猪是用来为吃肉而宰杀的，而且只在过年时才拿来杀之。平时呢，则是好好地养在见不得天日的“深闺”里。这是那个年头，有田有地耕种的农村人较为普遍的一种做法。
　　 猪的一生如人一样，在小时候最受“宠爱”。窝子猪的价格是猪活一世时卖得最贵的，只是它由于小得不起眼，称斤头也只区区几斤，如要论均价却是最高的。再就是它死之前的最后“蹦跶”，那价也算是比较贵的。养一头肥猪“上”了，完成了国家的指标任务，才有资格达成吃条整猪的所愿。
　　 那年头，人和猪都没吃的，要把它养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上”一头肥猪的标准要必达一百三十斤才行。不然生猪站就不收了，收去除了“杂质”后，肯定就没什么搞头。
　　 年猪就算你再怎么尽心尽力地喂，在养它那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你尽管把米糠天天都跟上、一日三餐都不让它饿着，再有你把挖回的红苕自己舍不得吃，也全拿给它吃，它也不一定能领你的情——杀的时候，那体重也不见得会增加出多少来。我知道的情况是，毛重超两百斤的，五六十户人家的全队也没几户，我们家算是其中之一吧。
　　 那时候，人们种地累了，就在田间地头随意议论，今年哪家养的猪要大些，哪家人养的猪要小些。会养猪的人把猪养得帅大，不会养猪的人，把猪养得像“车蛛”，都可以贴到墙上去当画看了。最后，他们算来算去养大猪的，也就是年年有口皆碑的那几户人。这理由嘛，不外乎是他们家娃娃多，可以随时割些猪草回来喂，不让猪有饿肚子的机会之类的套话。当然，也有人直接提到了，他们养猪不知用了什么催肥术，年年猪都养得大。是不是人家的运气就比我们要好些呢？
　　 我在旁只是认真地听，不发瘪言。我既不是大人，也没养猪经验，还是不说的好。但从我知道的情况看，我们家好像也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他们的理由我不是很赞同。有些个夜里，湿漉漉的门外下着无声的细语，劳累了一天的大人们，不知是真不想动了呢，还是舍不得做来吃，他们蒙头就睡。我们无奈地也只好饿着肚子跟着睡了，却听奶奶在门外说，我把猪喂了再睡，我便嘟哝着说，人都不吃，还给猪吃，人还不如猪过得好……奶奶却无所谓，笑着说，以后我们要吃它的肉呢，不喂它怎么行？睡到半夜我就醒了，跟着醒来的奶奶便催我说，快睡吧，孙子，睡着了肚子就不晓得饿了。
　　 也许吧，真的“猪不吃昧心食”，每年我们家杀猪的时候，就听来帮“按猪”的人说，嗨，你们家今年养的猪又是全队最大的，肯定超过两百斤了……听到这话的父母亲心里那个乐啊，脸上的神色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可我呢，却并没有从心里高兴起来的理由。即便杀的肥猪有超过两百斤重的能力，那也只是毛重，除去其他的，净肉只有一百多斤了，可我们家却只能吃半块，那另一半要作为任务完成上交的。
　　 很早起，我就特羡慕那些“上”一头猪、只一头猪的富裕户了。而我们家娃娃多，却连人的肚子常常都饿得咕咕叫。那能一年养出两条肥猪来呢？
　　
　　 二
　　 杀猪的头晚，猪在吃完最后一餐后，仍像平时那样，又在等下一餐送来，殊不知这等的是被杀啊。只是它之所以作了猪，是不爱动脑筋的缘故，即便有几人把它按倒，要置它于死地了，可能它也不知道这是在杀它的。一句话，它待字闺中太久了，是不知晓人心险恶的。
　　 第二天一早，喊来的杀猪匠是穿着皮制的黑色工作服、背个背篮子、手拿挺杖来的。那黝黑发亮的“工作服”，本身就带着一种冷冷的杀气，再加上背篮子里那些透着寒光的各种刀具，以及那肃杀“死神”的模样，再厉害的猪们哪儿还有逃脱的概率呢？以前，常听父母说，杀猪匠晚上走夜路，再厉害的恶鬼，只要一见到他这副行头，都要赶忙退避三舍的。
　　 这时关在圈里的猪，还在悠哉悠哉地睡大觉，外面的世界却已在磨刀霍霍了。通常情况下，央来按猪的人也在陆续到来——猪养得大的那些年要央三个、猪养得小的那年要央两个来做帮手，反正凭杀猪匠一个人是难以招架的。小时候每每这个时候，我们吓得一点也不敢做声，大人们会让我这个大娃娃去照顾小妹们的。我采取的办法，就是即便站在了被杀的猪面前，在白刀子还没从它那厚实的脖子里扎进去时，就捂住她们的眼睛——怕这令人颤抖的血腥味把她们给吓着了。但当我们都大些了时，在没有活儿交来做的当儿，是全程把杀猪的各个环节都透视完了的。
　　 树下，有个长年受冷落的锅锅窑，会在这关键时刻给利用上。厨房灶上的锅往那上面一放，水一舀进去，窑里就升腾起了柴火的烈烟。关在台圈上的肥猪被弄醒了，人们再怎么赶它，它都在圈舍里不出来——这也不怪它，自从作为小猪崽一买回来后，就关进去了，中间一直没出来过。
　　 好不容易由着它摇头摆尾地出来了，杀猪匠和央来的那些人，不可能再由它慢吞吞地怎么样了，在前的杀猪匠一手扯着它的耳朵走，后面两三人央来的人，这会儿都在拼命把它往前推。
　　 到了事先放着的那根要它命的板凳面前，大伙一齐用力，硬是把无助的它弄到了离地一尺多高的板凳上——这个时候它大概才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不过也不一定，毕竟没经历过，反正它在那不宽的板凳上即便四蹄被人按住了，连可以用来甩动的尾巴，也被人结结实实地扯到了后面去……当“刽子手”的屠刀从脖子里直插进去的一刹那，拨出来的尖刀整个刀叶子都全变红了，一股涌泉般喷出的血液，急急地朝下面的血盆子里流去。
　　 猪却还在嚎叫，只不过它这时的声音明显没那么理直气壮了，渐渐地细若游丝。它本来还想凭四腿的力量做些反抗，可围在它周围的那些人用的力气太大了，根本由不得它有一丝一毫的动弹。
　　 在它的气还没彻底断完、其他器官也还在发挥作用时，它就被重重地丢到了院坝冰冷的石板上了。它在那儿弹了几下阵，很快就不动了。在人世间的使命到底是结束了，养它那么久，人们不就是为了最后要等着吃到它的肉吗？
　　 接下来，杀猪匠成了最忙的人，他先是用小刀在猪的一个蹄子上割一道口子，刀尖戳进去剜一下，挺杖再从那里伸进去直达它的全身，然后嘴对在上面用力往里吹气。央来的人便用一根大块子柴，在猪身上狠狠打击——它哪儿还晓得疼痛呢。不一会儿工夫，那死去的猪先是四蹄鼓胀进来，进而整个全身也被弄得鼓胀起来了。
　　 围在猪周围观战的我们兄妹，心里已经没有先前那种害怕了，甚至连最小的妹妹，也敢用脚去蹬一下那鼓胀起来、指向天空的猪蹄。
　　 看到大人们找来绳子和木棒，我们赶忙让了路，鼓胀起来犹如一条小牛那么大的肥猪，被抬到了锅锅窑旁边搁着，铁锅里的水早已在里面翻江倒海了。
　　 不一会儿，那些全用上的工具，如刮子、舂子帮了大忙，它们合力把猪弄得白白胖胖的。在旁的母亲会特别招呼一声，火昌爸，把毛给我烫干净些。
　　 “火昌爸”宰猪已有很多年了，动作也快，上午在这家宰，下午在那家杀，一天夺去两头猪的性命还要“放早工”，就是把猪毛烫不干净——基本都要留些“胡子”在猪头、猪脚上。一看就知道那上面的毛不是连根拔的，而是用舂子铲掉了留下一个个浅桩。年轻时就这样，老了更是如此。
　　 他一直把持着这块阵地舍不得丢。有他在，外人也进不来。他就住在我们生产队，一年才杀一次、每次才杀一头的猪，如果选择请外人来，情义上搁不过去。所以，每年杀猪的时候，父母都要纠结一下，最后都还是勉强把他招了来。而他给我们杀的猪，并不因为我们仍是请了他、给足了他面子，而让猪肉上的猪毛变得少些了。但在吃猪肉的时候，母亲还是表露出了某种不满，她说当客人在吃那没刮干净的猪肉时，把她羞得脸都发烫了。
　　 猪死去的那天，完全可以用五马分尸的词来形容。自从把它掉在锅锅窑旁边那棵桐麻树的一个丫包上时，洗白的它，先是被割去了整个脑袋，再开膛破了肚，从那热乎乎的肚腹中，取出了大肠小肠心肝脏器后，肚子就再也没先前那么鼓胀了。
　　 接下来，它就在支好的案板上完全被肢解了。旁边远道而来的野狗们在到处寻找可吃的东西，有的就在锅锅窑旁边舔食地上的血水，有的还在摇着尾巴四处找寻……有条毛色并不好看的黑狗，误撞到了我们灶屋里，有人见了立马关上房门，准备像猪一样的夺它性命。奶奶见了忙制止说，算了，它也是为找一口吃的，莫要让它送了命。那劫后余生的野狗，埋着头、夹着尾巴，头也不敢回一溜烟地跑了。
　　 等刚吃完午饭，母亲就催父亲说，你快去把那半块猪“上”了吧，去晚了生猪站的人就关门了。
　　
　　 三
　　 猪杀了，圈就此空出来了，奶奶很有些不习惯。她在世的时候，总爱说把瓢把把都磨光了，才能把一条猪养肥。想起天天去喂它，它都熟悉她的脚步声了。每次只要走到台圈的门口，它都会嗷嗷地叫几声，猪食倒进了石槽里，它耳朵都吞得竖起来。有一次，她一手拿煤油灯，一手提猪食桶，经过牛圈的时候，那煤油灯被一阵风吹灭了，她也因此一脚踩空，滚烫的猪食倒在了她的身上，她隐瞒着这事，忍着被烫伤的疼痛——她是怕被我们笑话呢，笑她老了，连倒个猪食都不中用。一声不响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把弄脏了的衣服换了。那晚，她没吃饭——拿自己的饭喂猪了。
　　 母亲倒没过多议论起猪的什么来，但在杀猪的那个早晨，当猪被迫离开圈舍后，她边流着眼泪边小声地唤着它。我问她在唤什么，她说希望这“富”人的猪走了，明年到我们家来的猪更肯长，怎么也要上一头吃一头了，不然半块猪，这么多人，怎么能吃到年底哟。她的眼前浮现出炎热六月得的那场猪病。猪不吃不喝、萎靡不振地躺在那儿，似乎连吭声都没发出。在兽医还没来的时候，她都急得哭了。兽医诊断说，猪是中了署，打一针就好了。可她还是熬了绿豆水喂它。那晚，她也没离开猪圈。当猪能站立起来吃食了，她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最终落了地。
　　 我记忆中，趁着杀了年猪的机会，我们生产队家家户户都会有所“表示”的——这规矩几乎年年如此，兴了很多年。所不同的是，有人刚杀了猪立马就请客，有人却是把猪杀了很久以后，才安排请客的。
　　 即便我们家一年只杀一头猪，“上”半块吃半块的那些年，我们家的情况都属于前者。几乎都是在杀猪后的第二天晚上，就把全队一家一户的代表请来办上几桌，美美地吃上一顿。这样做的好处就像母亲说的那样，刚杀的猪还一切都有，没浪费的，像猪血、猪肝之类的东西还是新鲜的，新鲜肉也还没进黄桶腌制，一切都好安排。
　　 所不同的是——这里包括了两个不同。一个不同，我们家只吃得起半条猪肉的时候，村里其他能杀一头猪的人家，都是奢侈地把肉砣子做得四方四齐，而且还是每人两砣的配备——以显示自己的富有。其实在桌子上的人只得下一坨，另外一坨主人又收回去了。而我们家那时半条猪的肉只有那么多，完全没能力也去那样做，就切成巴掌大的肉片，也是每人两片的配备，桌子上的人却吃得一干二净；另外一个不同，当我们后来也有能力“上”一头猪、吃一头猪时，再按习俗宴请村民们，就也与大伙一样了。那肉砣子被切得如“斧大老壳”一样的大而方正。
　　 不管是肉少，还是肉多时，那肥猪的肉，最终目的都是奔过年而去的。肉少时，我们腌的猪肉只到了黄桶的半腰，只有当整条猪都腌进去时，那黄桶的内容才是满满当当的。但在黄桶还没满负荷工作之前，父亲见泄气的我们说，其实，我们吃到的也不止半条猪肉呢！你们想想，它的心肝肺肠肚不是留给我们了吗？如果拿钱去买这些，又要出多少钱呢。他提供的思路让我们眼界大开……
　　 父亲的腌肉技术是出了名的，都说他腌的肉不咸也不淡，处于正好合适的位置上。他则在高兴之余，就把自己辛苦摸索出来的一斤肉七钱盐的配方，无保留地交给了人家。
　　 我记得，腌了十天以后的肉盐，在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得到了再利。从黄桶里取出猪肉后的“红”水，又拿到锅里架起柴火熬制，等水熬干后，留在锅底里的是“红”盐，我们依然拿它来炒菜用。
　　 肉在杆子上挂着，那些年老鼠也多，它们居然卯足了劲儿从房梁的细铁丝上下来，偷我们的肉吃。后来，父亲就拿办法与老鼠对着干，在杆子两端的细铁丝上系着从竹林里捡来的笋壳，那家伙居然有一次偷肉时从笋壳上滚下来了，因此丧了命。
　　 烤火的时候，父亲就从木杆子上取下一块一块的猪肉，挂到由柴烟熏黑的土墙上，只有熏干了的肉，才能保存到年底。
　　 我们也在心里卯足了劲儿盼过年。
　　 过年的两三天前，那杆子上的肉一下子空了不少。下架的有猪头肉，有猪脚杆，有脊梁肉、排骨、猪的坐敦肉、五花肉……猪身上最好吃的、有代表性的部位，都拿来煮成了一大锅，加在一起煮的当然还有白萝卜。白萝卜吸进了它们的油，变得也油腻了。
　　 趁着过年还有两三天，我们要先吃完萝卜，连那有油水的汤，也被利用得干干净净。母亲说这叫先苦后甜……
　　 真到了过年的那一天中午，桌上的碗碗碟碟盛装登场。我却想起了不明原因死去的那条窝子猪来。它死了，母亲舍不得丢掉，像个屠夫样地烫毛、开膛破肚，弄出来让我们饱餐了一顿。那时，对它不明原因的死，我们一点儿也没想过，倒是个个吃得心花怒放。要不是它及时帮我们解决了口淡的问题，我们还能熬到过年这一天吗？要是它还活着，那这桌子上的肉，就应该是它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