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孔圣人所撰《易经•系辞》中的名言，一直为历代文人所津津乐道。
　　 这句话说得很哲学，又充满了圣人智慧，是历史上第一次把现象和本质、具象和抽象、物质和精神非常简单明确地用“形而上与下”区分开来，也把具体的实证科学与思辨哲学区分开来，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这句话中有三个关键词：道、形、器。
　　 形是指物体具有的形象和质地，也是划分道与器的分水岭；
　　 器是指有形象和质地的，能够被人们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所感知的实物。但是，我们一般理解器就是有形的物体了，形已经代表器了，那形而下还会有什么呢？凡是依附在有形的器物上面的特性，比如，颜色、硬度、温度、光亮、味道，还有器与器之间碰撞摩擦发出的声音等等，都是形而下所代表和标志的范畴。
　　 就是具有这些特性的无数个有形器物，构成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形形色色的物质世界。
　　 而道是无形的，也就是说道已经超越了物质形态，也超越了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所感知的范围，只能由人的理性思维和智慧去把握。
　　 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性非常强，几乎被传统文化熏陶过的人，骨子里和灵魂深处都会被烙下“慕道”“求道”的“情结，”一遇机会便会萌动。
　　 所以，在每次听到或说起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总会有一点点兴奋，有一点点“高大上”的感觉，起码会觉得境界要高上那么一点点。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都是循着孔圣人所指示形而上的朝向去谈论道、研究道、追寻道了，却很少有人回过头来思考一下：为什么生存在这个形而下的物质世界中，每天吃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形而下的食物，住着形而下的房子，使用着形而下的器具，穿着形而下的衣裳（形而上的衣服是皇帝的新衣）的圣人，却孜孜以求的非要追求形而上的道呢？孔圣人甚至还在《论语》中斩钉截铁地说：“君子不器！”“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说，君子不应被这些东西的外象所诱惑和迷惑，更不应该沉溺于物欲之中，而应该“慕道”“求道，”甚至于早上得到道的法味，晚上死了都值，都没有遗憾。
　　 为什么圣人如此贬斥形而下的器，崇尚形而上之道呢？
　　 几乎同时代的另一位大圣人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中给出了答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是有形象的那些东西和那些东西的形象，都是虚假的；所有眼耳鼻舌身意对这些形象的感知都是错觉。
　　 而求道则是追寻终极真相和认知真理。
　　 这个论断很多人难以理解，更难以相信。所以，我们挑选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形而下之器——时间和空间来证明一下。
　　 我们先来说时间：
　　 我们每个人都切切实实地感觉生存在时间当中，时间的存在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是我们与生俱来的。
　　 我们从没有发现这种感觉其实是一个错觉！而时间则是一个假象！
　　 从小父母就指着钟表教给我们认识时间；上学了老师教导我们遵守时间；工作了规章制度强制我们服从时间。
　　 我们都有在规定时间内提前完成任务而受到表扬和奖励的经历；也有迟到后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尴尬瞬间；
　　 也经常看到有人被时间逼迫到狼狈程度，早晨有脚步匆匆连跑带颠，不时往嘴里塞几口煎饼果子或鸡蛋灌饼的上班族；火车站有拉着旅行箱火急火燎冲向检票口的旅客；马路上有因为拥堵误了时间而狂按喇叭，甚至路怒症的司机。
　　 这些都说明确实存在着一个：用钟或表显示的，把一天等分成24小时，一小时等分成60分钟的，叫作时间的东西在制约着我们，而且这种制约还很刚性。
　　 但是，就是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既天经地义又与生俱来的时间，却不是与整个人类与生俱来的和天经地义的。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时间只是出现在我们人类五六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的后半段，距今仅有大约两三百年。
　　 用表盘和表针指示，用弹簧或重锤驱动的机械钟表，最初出现在中世纪欧洲教堂的塔楼上，当时仅有一根时针和四个刻度，用来提醒教徒做礼拜或者祷告。作用类似于佛教寺院的晨钟暮鼓。
　　 到了1700年，借鉴吸收古埃及观测星象形成的一天24分法，制定了12进制的表盘，并在时针以外又添加上了分针，才使钟表具有了雏形和基本功能。
　　 这个时期用钟表表示的时间基本可以满足某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活动的协调和工厂化生产管理的需要了。但这还不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标准时间。
　　 因为，在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钟表也得到广泛应用，可是时间测量还在沿用中世纪以日晷等测量太阳时作地方标准的方法。由于各个地区的日照时间和角度不同，因而测量数据也不同。加上很多国家各自为政，都以通过本国天文台的子午线为本初子午线。这样一来，在世界上就同时存在多条本初子午线和多个时间标准。这给后来的火车运营、航海及大地测量带来了诸多不便。由于各地的时间标准不同，仅仅因为时间差就导致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火车相撞事故多次发生。
　　 因此，建立世界统一的标准时间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由于当时英国的海洋霸主地位，全世界有五十多个国家是其殖民地，所以由英帝国来制订和统一世界标准时间，就成为可能。在1840年位于伦敦市的格林尼治天文台，被英帝国宣布为世界计算时间和地理经度的起点，唯一的本初子午线。（如果在二战后建立标准世界时，也许就是美国或是苏联了。）
　　 同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发明，电报也诞生了。电报远距离即时通讯功能，使得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校对变得准确可行。比如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殖民地国家都能用电报与格林尼治时间随时保持一致。
　　 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所以在1884年，由二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正式确定以通过该天文台的子午线为零度经线（其实，子午线就是为度量方便而人为设定的一条辅助线），向东称东经，向西称西经，各为180度。每15度为一个时区，相邻时区相差1小时（即太阳1个小时内走过的经度）。
　　 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日期错乱”现象，又统一规定了180°经线为“国际日期变更线”。当你由西向东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时，必须在你的计时系统中减去一天；反之，由东向西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就必须加上一天。
　　 这个系统的建立，将全球纳入了统一的标准时间，各个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废弃了地方时，而归入以格林尼治为基点的各个时区。
　　 至此，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以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自转天文现象为基础的时间计量系统，也就是标准世界时系统才算捏造成型了。
　　 为什么说它是捏造？是因为本来世界上没有这个时间，是人们为了某种用途，制造了这个时间。如同人类祖先曾经用日晷、沙漏、水钟和燃香等作为计量工具的目的一样。
　　 我们所谓的时间，其实是人们把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自转这一稳定的周期变化规律作为参数用钟表指针运行或数字跳跃的速度仿照和表现出来，作为满足人类群居和社会活动组织协调等计量需要的工具。
　　 这其中有三个要素：一是地球运动；二是钟表：三是人类利用观察计算出的地球运动参数将上述二者捏合起来。
　　 但是，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自转，本身不是时间，也没有使用时间，只是太阳引力和地球离心力等能量的作用产生的周期运动；在人类诞生之前的几十亿年，地球一直是这样运行的，它归根结底只是一种自然现象。
　　 是人类要借用这种天体周期性的运动作为参数来定义时间，就如同先民发现太阳是东升西落，又总是周而复始，于是天的定义便出来了；人们经历春夏秋冬，就总结出了年的概念。其实感官发现的太阳东升西落也是个假象错觉，地球自转才是形成昼夜的原因。
　　 也如同“尺”这个度量单位，大多民族用小臂尺骨长度作为参照系数；也有民族却用小腿胫骨长度来定义；《蔡邕•独断》曰“夏十寸为尺，殷九寸为尺，周八寸为尺。”所谓计量单位，都是人为制订，无非有的是“约定俗成”，有的是权威规定罢了，比如秦始皇统一度量衡。
　　 其实，钟表是为时间而生，时间也因钟表而存。
　　 如果你的表停摆了，你肯定不会认为时间也停止了，你会充足电或者上满弦，然后把表调到正常值继续使用。但是，假如全世界的钟表都坏了，那么这个所谓的世界标准时间还存在吗？如果你认为还存在，它在哪里？是在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自转的运动之中吗？如果你认为不存在，那它又去哪了呢？
　　 离开了钟表这个人造工具，所谓世界标准时间只是一个概念和一套演算程序罢了。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不管是分钟还是小时还是几百年，都是我们人类的定义，世界上其实是没有这个时间概念的，这都是我们人类想象出来的东西，只是我们脑子里构造出来的幻觉而已。”
　　 何况还有许多人为因素使得天体运行周期与钟表之间发生的悖离。
　　 比如，我国因幅员辽阔，从西到东差不多跨越了五个时区，但国家为了便于统一管理，只采用一个时间，也就是我们在电台电视台里听到的：嘟—嘟－嘟－嘟－嘀，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点整！
　　 要强调的是，“北京时间”与“北京当地时间”也不是一个概念，“北京时间”的发播不在北京，授时台在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实际处于东七区。因为东七区是我国的中心地带，取东七区的授时，才能兼顾我国领土从东五至东九区的科学用时。
　　 为什么国家只采用北京时间为基准时间呢？假如我们实行世界标准时，那我们国内就会同时存在五个时间。想象一下，如果开始一次远距离旅行，只是各地的飞机、火车，甚至长途汽车时刻表换算起来就混乱至极，一天几次调对手表或手机时间差也会不厌其烦。
　　 但是，统一时间又会出现在北京早６时天亮，８时点上班，中午12时吃饭；到了乌鲁木齐却成了早8时天亮，10时上班，下午2时吃午饭的现象。
　　 本来太阳经过某地天空的最高点时为此地的地方时12时，因此，不同经线上具有不同的地方时间。但人为的改变和规定时间，使得钟表时间和天文现象产生悖离，那时间的真相又在哪里呢？
　　 我国曾经在1986年至1991年实行过夏时制。一道行政命令下来，全国的钟表都要往前拨一个小时。这个现象，不正说明时间是可以人为捏造的假象吗？
　　 所以说，没有一个真实的、独立存在的、固定不变的时间实体。我们觉得有一个叫作时间的东西，那是因为我们近代人类使用钟表太频繁，太深入了，生生把个假象给“弄假成真”了。
　　 再说空间：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知自己是存在于一个空间之中。也能够感知所有物体，包括自己的身体，都是由长度、宽度、高度、大小等表现出来的，这是说明它们占有着如此空间。
　　 至于虚空，我们都是用前后左右，或者东南西北和上下来定义、表示和描述的。
　　 这个空间的概念，是由我们的眼、耳、身等感觉器官感知到的，是眼见为实的，所以我们确信空间就是这个样子。
　　 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空间是个假象，我们对空间的感知是个错觉。
　　 先说“上”
　　 我们都见过卫星、航天飞机或宇宙飞船拍摄的那幅蔚蓝色的、在太空中漂浮着的地球照片。在初中地理课上我们也都见过地球仪，也都用手转动过它，也都知道地球就是以这样一个倾斜的姿态，北极朝着斜上方南极冲着斜下方，围绕太阳公转自转的。通过航天照片和地球仪得到的知识，其实已经揭示了地球空间的实际情况。但遗憾的是我们只能把理性思维得到的天文地理科学知识存储在脑子里，尘封在记忆中，我们的感官因为受限而体会不到跳出地球站在太空角度对地球空间的理解，我们的理智可以接受地球是个球体的概念，但是感官却感知不到、也认证不了，认同不了地球是个球体。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依然还是随顺感官感知所形成的观念。
　　 比如，感官告诉我们，我们在直立的时候，头顶是天，是上。我们尽管理性上知道自己是生存在地球这个巨大的球体上，但却从来没有感觉到人类因为处在不同的纬度，其实我们的头是冲着四面八方不同朝向的。接近于北极的更直立一些，接近于南极的更倒立一些，而接近于赤道的则更躺平一些。
　　 我们感觉正午时分是太阳当头照，其实越是正午时分越是我们头顶更冲向太阳的时候，而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黄道面基本是平行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在地球上的姿势更接近于平行。
　　 如果我们站在赤道头顶太阳面向南方，其实我们的脸是冲下，而头顶却是冲前。
　　 为什么科技侦测到的天文地理知识和我们感官感知的结果相差如此之大呢？这就是理性思维与感官感知的差别。
　　 再说“下”
　　 感官告诉我们，我们脚踩的是地，是下。但是从脚下如果引一条延长线穿过地心到地球另一侧，感官常识应该推测出的结果那边的人会像蔡明在春晚小品中嚷嚷的，“可怜我的儿，在美国脑袋冲下刷盘子啊”，可现实却不是这样。那这个“下”到底截断在哪里了？是地表？还是地心？又能依据什么道理来确定呢？
　　 再说“东南西北”
　　 如果我们站在北极点上，指南针就会失灵，因为四面八方都是南，却找不到北和东西了；南极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一直朝东走，最终会从西边回到原点，因为我们所说的东，也是一个假象，绝对没有一个确切的地标告诉我们东就是这里。西也是如此类推。
　　 “前后左右”也是如此：
　　 《道德经》中说，“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前后相随”，这是老子在揭示标志空间的这些概念都是相对的存在。
　　 所谓相对：一是指互相依存，一方没有，另一方也不会存在。因为有长所以才有短；如果没有高就不会有低；二是相对即非绝对，就不是确切的、真实存在的实体，随时可以转化。比如，长是相对短而言的，如果出现更长的来比较，原来的长就变成了短；假如出现了更宽，原来的宽就变成了窄；出现了更前，原来的前就变成了后，以此类推，概莫能外。
　　 这说明我们感官能够感知的空间都是假象，而我们的感知结果和观念则充满了错觉，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一系列的错觉之中。
　　 那么，什么是圣人追求的真相呢？道又在哪里呢？
　　 《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描述的世界本源（道）与我们这个世界万象（器）的顺生关系；也是由纯粹而至复杂，由真入假的发展过程。而要追寻道，则是需要从现实的这个万物互联的花花世界逆流回溯至阴阳，太极乃至混沌未分。这句话同时也揭示了求道的路径和方式。
　　 而老子追寻到的又是什么样子呢：“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
　　 说的是，原有一物，混合未分，存在于阴阳天地形成之前，沉寂静谧，广阔无垠，既独立存在又稳固不变，不增不减；又周遍一切而不怠惰困窘，充满生机，阴阳天地是其所生，我不知其如何称呼，勉强赋予其名曰道。
　　 而《金刚经》说得更明确直接，“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说的是能够修证到不为事物的外表所迷惑，能够识破所看到的物相不是真相，能够透过假象，就达到了证悟成就的如来境界了。
　　 那透过假象又有什么呢？“是实相者，即是非相。”真实真相啊，就是无相。无生灭变化，离一切虚假之相，所以说实相无相。也就是《心经》里讲的：“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无相既是空相，但是，这个空，可不是什么都没有。（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拙作“一个空字三重义”）
　　 而道也不是依靠“坐而论”就可以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