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父母亲年轻时期的外貌，记忆中连个模糊的印象都没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留照片，也可能是自己不够爱父母。但是，对父母亲年轻时的行为印象，记忆却是很深。父亲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种田能手，农忙时节会经常被乡亲叫去帮忙。
　　 夏天的时候，父亲上山从不穿衣服，全身上下只有一条母亲雇裁缝师傅缝制起来的短裤，短裤很长，但裤管很宽松，父亲穿这样的短裤，会经常走光，需要母亲经常提醒。父亲的上半身，尤其是背部，像被浇过桐油似的，亮得可当镜子，光亮得又像被常年驶过的铁轨，雨水落在上面，会瞬间滑走。父亲说，穿着衣服干活太热，牵牵绊绊地放不开手脚，劳动效率低。父亲要养活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得不停的劳动才能使我们不被饿死，所以父亲每天下地干活都没法保证准时吃饭，特别是晚饭，全村人都回家吃过晚饭了，父亲还在地里摸黑做事，为此母亲常常唠叨父亲，说事情做不完的，就算今天做到半夜，明天依然还要做。但是父亲不这样认为，父亲的习惯是干活时，讲究一个“落节，”手头上的事没有告一个段落，就不歇工，父亲认为，如果不管做到哪里，天一黑就放下不干，会影响次日的干活头绪和节奏，这点是我长大后悟透的。小时候听母亲唠叨父亲时，心里是很认同母亲的，因为父亲晚归，会影响到我们的用餐时间，我们不愿意等，往往都是先吃，留残羹剩饭给父亲，现在想来，自己兄弟姐妹真不懂事。
　　 父亲要养活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得不停地劳动才能使我们不被饿死，所以父亲每天下地干活都没法保证准时吃饭，特别是晚饭，全村人都回家吃过晚饭了，父亲还在地里摸黑做事，为此母亲常常唠叨父亲，说事情做不完的，就算今天做到半夜，明天依然还要做。但是父亲不这样认为，父亲的习惯是干活时，讲究一个“落节”，手头上的事没有告一个段落，就不歇工，好像我写文章，一个段落没完成，就不停笔，因为草草收工会影响第二次的起笔。种田也是这个原理，如果不管做到哪里，天一黑就放下不干，会影响次日的干活头绪和节奏，这点是我后来长大后悟透的，小时候听母亲唠叨父亲时，心里是很认同母亲的，因为父亲晚归，会影响到我们的用餐时间，我们不愿意等，往往都是先吃，留残羹剩饭给父亲，现在想来，自己兄弟姐妹真不懂事。
　　 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表面对我们很凶，但是内心却很爱我们。吃饭时，有肉有蛋时，父亲总是很“自觉”地夹咸菜吃，我们大点时看懂了父亲的行为后，有时候就快速地吃完饭，将好菜剩下，给父亲一个我们都已吃完，这些菜吃不了剩下的“错觉”，这样父亲才会把“剩肉剩蛋”吃光。
　　 父亲年轻时，有两件事让我记忆尤其深刻：
　　 一件是，有一次母亲买了一双白色布鞋，穿变黄了后，在拿粉笔涂鞋子发黄的部位时，被我父亲看见，他不问青红皂白，夺过母亲手中的鞋子，拿柴刀就剁了鞋子。为此父亲和母亲打了一架，最后还出动了我的舅舅。或许父亲是出于对母亲的爱，不喜欢母亲出头露面。殊不知，父亲没有想到的一面是，家里的“外场面”全部是母亲负责的，包括向亲戚借钱供我们读书等等事项。父亲没有任何途径，只能靠母亲，但是父亲没想那么全面，他只是看到母亲穿着干干净净的白鞋出门就不爽，于是干脆就剁了鞋子。
　　 另一件事是，有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睡觉时，在床上说着说着就打起来了，我们几个睡在旁边床上的兄弟看到父亲抓着母亲的头发在打后，边哭边喊“不要打了爸爸，不要打了爸爸”边又大声向隔壁呼救。隔壁有一班人在玩牌九，其中有我的一位堂叔，他听到我们的呼救声后立即冲了过来，用脚踹我们家的门，由于当时神情紧张，我们忘了把门栓打开，直到堂叔踹烂了一片门板后，我们才想起来要去开门，让救兵进来，这块被踹烂一片板的门，后来一直没补上，似乎一直起着见证父亲打过母亲的事实。
　　 堂叔拉开我父亲后，说了一番“道理”，说吵也吵了，打也打了，现在就好好睡觉。果真当晚也就平安无事了。次日，母亲迟迟不起床，早餐也不烧，地也不下。父亲有点害怕，他嘱咐我们几个兄弟，看好母亲，尤其要看好床底下的那瓶甲胺磷（除虫害的剧毒药）。我们听多了周边村里两夫妻吵架打架后，一方想不开喝农药轻生的例子，心里也很害怕，担心自己没看好，建议父亲把甲胺磷收了。结果父亲将甲胺磷拿走，不知道藏到哪里去，反正是一时找不到的地方。早年，农村里的夫妻确实会经常打架，女方都是输的一方，打完架后如果受伤严重的就会有人带信给女方家属，然后女方来了兄弟，当面教训教训一番男方，背下却劝导自己的姐妹，说夫妻打架是常事，当床头吵架床尾和，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我的父亲和母亲也是在这样的一种吵吵闹闹的状态之中，过了五十多年，直到母亲晚年时发病。
　　 时光匆匆，岁月无情，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分别长大成家，父亲母亲也已老去，生活条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母亲也不需要种田了，也该是享清福的时候了。可惜，芸芸众生，上天似乎将每个人的命运都安排好了似的，随着母亲的身体变化，人生的轨迹立时被扭转。原先，安排带他们尝遍人间各种珍馐美味，经历各种在父辈他们听来属于稀奇古怪之事的报恩计划，在我妹妹带父母亲出去坐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飞机和高铁，留下了一些年老时的相片后，没过多久，母亲病发了。
　　 那一年，母亲六十八岁，父亲七十五岁。
　　
　　 二
　　 我二十一岁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在城市里赚了钱，立了足，还娶了一个城市的姑娘为妻。同学们管我叫“凤凰男”，母亲把我在城市里娶妻这件事，几乎在家乡宣传到了每一个角落，她很自豪。所以，对我特别看重，虽然我在兄弟中排名第二，但是，几乎家里的所有事母亲和父亲都是叫我拿主意的。
　　 在城市立足不容易，我二十九岁生了女儿后，一方面是经济压力，另一方面是计划生育政策因素，我和妻子没有计划生第二胎。这事父母亲天天旁敲侧击，尤其是母亲，她的理念是人越多越好，她说，人家想问的是你家有几口人，而不会问你家有多少钱。所以，无论如何，一个家庭两个孩子是需要的，自己老了生病了，两个子女可以商商量，排排阵，如果是独生子女，则显得很孤寂，很凄凉。母亲还说，第二胎如果是儿子最好，但是如果还是女儿，那也好，总之，她希望我能再生一个孩子。在母亲的长期二胎思想灌输下，我的立场慢慢地起了变化，最后，我“遵母嘱”生了二胎，如母亲所愿所盼，我的第二个孩子是儿子，这让我母亲乐翻了天。在老家，遇人就说“志坚生了个儿子”。用母亲的话讲，我生了个儿子，比赚了一百万还让人来得高兴。为此，母亲对我偏了心，她把我外公传给她的一枚戒指送给了我儿子，这是母亲唯一的首饰。
　　 为了逃避计生部门的追踪，妻子怀孕后就躲到了娘家去，在娘家坐的月子。儿子出生后，大女儿上学要接送，我又经常出差，妻子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又没有经济实力雇保姆，为此，我母亲毅然决然地抛下了家里的活计，来到城市帮我照看儿子，只有周末，才回老家乡下打理一下土地。
　　 母亲和父亲一辈子生活在农村，他们住不惯城里的房子，在我妻子娘家带我儿子，日子对他们来讲简直就是像坐牢，度日如年。父亲不善言辞，往往都隐忍不发，而母亲，则会常常透露出要回乡下去的意思，她说平时自己坚持留在城里，但是周末让她回去。
　　 又一个周末，她像往常一样提出要走，因为我次日要出差，不愿送她回乡下，她就拿起包说自己坐大巴车回去，我生气地夺下她的包，并厉声呵斥了她，并还拉扯了她，母亲默默无语地回到房内。我很后悔自己的冲动，这个冲动给我留下了终身无法抹去的痛，原来母亲想回去有她自身身体的原因。
　　 母亲时常称自己脚痛，或许那天她也是脚痛，不想在城市里影响我们，但我没有深入了解，就呵斥了母亲。
　　 又熬过一周后，或许母亲忍不住了，终于说自己脚后跟很痛，希望我能送她回乡下。当天，我妹妹安排送我父母亲回老家去了，谁能料到，母亲从我妻子娘家跨出去的那一刻起，从此再也没能回来过。
　　
　　 三
　　 生命中总有一些告别就是永别。人的一生有许多次再见，也有许多次说再见后就再也没见了。母亲也是。她从我妻子娘家跨出门槛跟我儿子挥手说再见后，就再也没有见了。
　　 母亲回到乡下老家的第二天，她的脚痛得已经不能落地了。农村里的人，一般的小毛小病都不愿意去医院，大家都是能忍则忍，只有忍无可忍了，才会决定去医院。母亲的脚痛，也是忍无可忍了，才说需要去医院看看。我妹妹安排母亲先去看骨科，医生安排做了磁共振，没查出什么问题，最后按“骨髓炎”治疗，母亲疼痛没有好转，甚至还越来越痛，没办法，我们安排了住院。
　　 现在想起母亲的就医经历，越发加深了我对“熟人好办事”这样一种社会认识，没有熟人，一切走程序。实际上，我母亲住院进来后，如果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病人，只需要上一个胸部CT就什么病都能查得出的，但是医院把我母亲收进去后，从头到尾，又是验血，又是X光，各种检查能上的都上，所有检查结果出来都显示没问题，但母亲的脚还是很痛，医院最后安排母亲拍了胸部CT，CT拍完几分钟，我们家属就被医生叫去办公室了。医生说，我母亲是肺癌骨转移。但即使是肺部严重占位病变了，脚也莫名其妙的疼痛了，医院依然继续安排做支气管镜。直到没什么再可检查了时，医院才说，脚痛是癌痛，拉回去吧，想吃点什么就买来吃，时间是三到六个月。
　　 我弟弟是第一个被医生叫去的，当时我在岳母家吃晚饭，接到弟弟的电话，听着弟弟电话里的哭声，我知道事情很严重，想着母亲将在接下来的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内会离开这个世界时，我感到很无助。这种无助是一种感觉自己濒临死亡般的无助。这种无助，在我母亲离世后八年，又让我体会了一次。
　　 那次，我妻子做麻醉胃镜后回家，刚走出医院大门，妻子就摇摇晃晃起来，整个人脸无血色，嘴唇白紫，我赶紧将她扶坐到路边的一个隔离墩上，问她感觉怎么样？她说自己头晕心慌，可能是长时间饿肚子的原因，也可能是麻醉效果没过，她自己用右手大拇指指甲死掐左手动脉位置（她怕自己会晕倒，想借疼痛感坚持），我说先买颗糖吃下去会不会好一点，妻子同意。但是我没法放开她自己跑去买糖，我怕放开她，没了依靠后真的会摔倒在地。那一刻，我望着路上行色匆匆的人流，突然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明白了原来人类在广袤的宇宙空间里，充其量也就只是一颗微小的尘埃，面对疾病来袭，每个人除了恐惧，就是无奈。
　　 癌症，多么远，又多么近，远在只听人家说起过，不关自己什么事，近却在咫尺，就是发生在母亲身上。都没来得及孝顺，母亲却要走了。
　　 我拖着疲软的身躯，来到医院，看到弟弟还坐在楼梯下哭。我说现在先想办法怎样骗过母亲，因为母亲不识字，容易骗。
　　 我找到医生，证实了结果后，来到母亲病床前，强装欢颜跟母亲聊天。母亲问我说，你们怎么眼睛红红的，我说：“阿妈，我就干脆说吧，你的脚是个骨髓炎，医生说要截肢才能保命，所以我们就哭了。”母亲听完也哭了，她哭自己接下来只能坐轮椅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生命最多还有六个月。如果还能坐在轮椅接受我们的孝敬，那也是天赐恩惠了。可惜，生命也即将逝去。
　　 医院没有药可用，痛得厉害时就注射吗啡，我们找到化疗部，想试着救救看，化疗部说不收，如果真要抱希望，建议我们去中医院试试，吃点中药，尽量改善接下来最多六个月的生活质量。
　　 我把母亲拉到了中医院，找了一个熟人，医院勉强答应接收。
　　 母亲不明就里，只是认为自己在接受治疗，但不知道是绝症，是没有救的病。她一生好胜，我们几个兄弟，抢着要背母亲去病房的时候，母亲强烈要求自己下地走，在她的潜意识里，自己不是那类濒死之人。她下地后，用双手手指将自己蓬乱的头发梳理了一遍，挺着胸脯，装作一个正常人的样子，从住院部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沿途拿双眼扫视两边的病房。她看到病房里躺着的几乎都是老人，眼神里流露出了一丝恐惧，但母亲没有说什么，也没有问什么。在她自己住下来后，经常会听到其他病房传出哭声。这个时候母亲便会忍不住地问我们，问那些人为什么哭，我们骗母亲说，可能是摔倒了吧？反正叫母亲不要去想他们的事，并叮嘱母亲“好好养自己的病，争取早日出院。”
　　 实际上，其他病房传出的哭声是代表着又一个生命的结束，来这里住院接受治疗的，大都是行将就木的人，基本是没有希望治愈出院的，只是患者家属不忍心在家等死，所以拉到这里来接受中医的辨证治疗，期望能够尽可能大的延长患者的生命。
　　 在中医院里，母亲照样接受了“进一步”的检查，包括生化检验，和全身骨扫描，结果拿到手的报告全部是坏的，没有参与照顾的我的几个姐姐，一直怀疑母亲的检查是否出错。我回答她们说，出错也不是不会，医院误诊是有的，但是有一点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患者自身人体有没有不舒服？如果人自身没有不适感，像个好人一样，那样去怀疑医院误诊是有道理的，问题现在母亲自己很难受，这个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