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佝偻着腰，双手握着一把半新的扫帚，一下一下，将脚下的树叶、灰尘以及鸡们遗留的粪便细细归拢，一面扫，一面轻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在他的轻哼中，院子慢慢变得清新而光洁，那些杂物乖乖地龟缩到南面那棵枣树下。那里，两只母羊正在吃草，过不了多久，它们将和羊蹄下的杂物一起，被“请”到猪圈里沤肥。
　　 轻哼声渐渐向屋子移来。我走到廊檐下，有些嗔怪他，姥爷，都跟你说了，不用你扫，你偏不听。他迈上台阶，嘿嘿笑着说，闲着又没事，还不如活动活动。
　　 姥爷走进屋子，坐在圈椅里，倒上一杯茶，抿一口，眼睛飘向窗外的院子，又自顾小声哼哼起来，脸上满是怡然之色。姥爷，你整天哼个不停，都唱的啥？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站到他身边问。姥爷似乎没听见，我提高声音又问一遍，他看我一眼，停止了哼唱，干瘪的脸上浮上一抹浅浅的笑，有些宠爱地望着我，仍旧不回答我的问题。
　　 那时我大约读高中，住校，一个月回家一趟，碰巧了能赶上姥爷来我家“串门儿”。之所以用“串门儿”这个词，是因为两个村离得非常近，村头到村头大约二里地，地边儿挨着地边儿。只是姥爷家在他们村西南角，而我家在村子的东北角，相距远了些。姥爷在家吃过早饭，顺着乡间小路就慢悠悠走来了，串门儿一样。在我们家吃过午饭，待一会儿，傍黑天再沿着小路走回去。
　　 姥爷是个精瘦枯干的小老头，原本就不高，再一驼背，更显瘦小。听母亲说，姥姥当初嫁进门，就对姥爷的个子相当失望，新婚第二天就跑回了娘家，说什么都不肯回来。这也难怪，虽然我没见过姥姥年轻时的样子，但从她中年时的模样也能推断一二，中等身材的她比姥爷还要高。何况，姥姥还心灵手巧，干净利索，女红厨艺都不错，还会一手好剪纸。只不过，那时的婚姻都是父母做主，哪由得她？姥姥颠着一双小脚，在家人和姥爷的劝说下，万般无奈地又回到了婆家。
　　 姥爷长得瘦小，性格还懦弱老实，在弟兄中排行老七。兄弟们多，妯娌就多，是是非非不断，姥爷总是被欺负的那个。姥爷被欺负，姥姥的境况自然更不会好，但她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根本没她说话的份儿。丈夫不是她想要的，大家庭的是是非非更不是她想要的，所以刚结婚那几年，姥姥几乎长住娘家，母亲说，她的童年大都是在她姥姥家度过的。
　　 后来弟兄们开始分家过日子，姥姥才把心从娘家收回来，跟姥爷一起经营自己的小家。
　　 姥爷是家中老幺，庄稼地里的活不怎么在行，再加上性格原因，在生产队里，他经常被“区别对待”，跟别人一样劳动一天，但队上只给他记半个工。五张嘴吃饭，只靠半个工肯定不行，读到四年级的母亲便提前退了学，成为半个劳力，和姥爷加在一起算一个工。
　　 三年自然灾害时，好多人家都走去泰安换地瓜干，姥爷却不行，母亲便领着两个弟弟到处挖野菜、扒树皮，还偷过生产队地里的豆子。
　　 母亲说，她看不得队上的干部欺负姥爷，小小年纪就敢跟他们理论，干活也不服那些大人的气，他们干什么，她也跟着干什么。或许正是母亲这种不怕事不服输的性格，才使她十几岁就当上了妇女队长。
　　 那是个大村，有七个生产队，据说在北宋时，那里已经是市镇，商贾发达。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曾在那里设立据点，修有坚固的炮楼。后来，炮楼被端了，但炮楼高高的地基一直在，在村中形成一个土岗，村民就在土岗四周修房盖屋，乡间公路也依着它爬上爬下。新中国成立后，那里最先开集立市，五天一集，是附近十里八乡最繁华的村庄。
　　 母亲去赶集，都是先买了东西回娘家，看看姥姥姥爷有什么需要干的，帮他们洗洗晾晾，陪他们聊会儿天，然后再买菜回自己家，有时也会吃了午饭再回。姥姥去世后，母亲去得更勤了，只要不被人或事牵绊住，基本上逢集必赶。集市和姥爷家相隔两条街，姥爷遛弯儿一样就去了，早去早回，一上午好几趟也是有的。有时闲逛，有时多少买点啥，然后就站在母亲必经的街角等她，有时等的时间太长，姥爷担心母亲不来了，见了熟悉的人就问，看见云她娘了吗。终于等到了，姥爷也没啥话，笑笑而已。
　　 我的记忆里没有姥爷年轻的样子，一直是微驼的背，沟壑纵横的脸。他听着收音机，哼着小调，捧着一壶茶，便可以度过一个个漫长的日子。虽然根本不成曲调，但他始终乐此不疲。
　　 姥爷的三间老房子很低矮，后来又在西面接了两间，好像是给大儿子结婚准备的，大儿子后来跳出了农门，用不上了。小儿子结婚几年后，又在老房东面盖了一座气派的新房。但姥爷一直住在老房子里。
　　 老房子年深日久，屋子里黑洞洞的，里屋的门帘也失了原先的颜色，变得陈旧灰黑。屋子南面是一铺大炕，贯通东西，炕东头放着一个长长的柜子，用来放被褥衣物，我们这里叫炕琴。你如果看过反映东北生活的电视剧，肯定见过这种摆设。早年间，数以千万计的山东人闯关东，不知在我们乡间风行一时的这个物件，是不是闯关东的“成果”之一？
　　 炕下，紧挨炕琴放着两个大木头箱子，占满了东墙。箱子是“百宝箱”，姥姥姥爷可以从里面变出数不尽的东西。箱子上有个四四方方画着画的铁盒子，里面盛放饼干或者点心。他们不时从里面摸出一两块儿递给我们。那天看东方甄选直播，董宇辉拿着一个红色的四方铁盒回应那些“野生丈母娘”的疑问，那熟悉的铁盒子，一下就勾起了我久远的回忆，那真是太有年代感的东西了。
　　 在炕下中间的位置，盘着一个炉子，炉子有风道通过炕再通向户外，整个冬季的取暖都靠它了。那时候的农村没有煤，大多烧木头和玉米芯，故而每家的房梁都是乌黑的，墙壁也呈现灰黑色，上面还浮着一层絮状的尘。
　　 姥爷酷爱喝茶，尽管他几乎没喝过好茶。烧水的壶必是通体漆黑，壶里还有一层厚厚的水垢。冬天自然就在炕前的土炉子上解决了，做饭烧水取暖都不耽误。夏日在院子里随便找个晒不到的地方，用三块砖一搭，就是一个简易的炉子。姥爷搬把小矮凳，在炉前一坐，先用废纸或麦秸引燃，然后将一两根棉柴、枯树枝或碎木放进去，红红的火苗腾起来，欢快地舔着壶底。升腾着的灰黑烟雾中，漆黑的壶嘴里渐渐吐出细细的白雾，终于水开了，壶盖被热气掀得一跳一跳的。姥爷取了茶壶或者大茶杯，放上茶叶，拿毛巾垫在水壶壶把上，再提了壶冲茶，盖好盖子放一旁焖着，回身把未燃尽的柴火往炉外一撤，也不必动地方，就守着炉子咕噜噜喝起茶来。一壶喝尽了，再烧一壶，方便。
　　 上了年纪的姥爷牙齿掉光了，在医院工作的大舅给他配了一副假牙，不知是异物感还是不习惯，只要戴着，姥爷总爱回来磨牙。戴着假牙的姥爷两腮饱满，人也显得精神，摘了假牙，两腮立刻瘪进去，人也仿佛瞬间苍老许多。姥爷用一只多棱玻璃杯盛放他的假牙，吃完饭，他就把假牙摘下来，刷过之后泡在玻璃杯里，下次吃饭再戴上。
　　 姥爷还出现了严重的耳聋。有一只耳朵应该是完全听不见了，另一只凑近了还行。想跟他说话，得凑到他耳朵边，吵架一样大声冲他嚷，他才会笑眯眯地点点头。原本姥爷就不爱讲话，耳背之后，更加难得说话，越到后来跟他能说的话就越少。
　　 冬天，姥爷会到城里大儿子家住段时间，我去那里看他。走进他的卧室，抓起他的手，冲着他的耳朵喊他，他就仰起老树皮一样的脸，脸上漾着深深的笑纹，不自觉地磨着满口假牙，笑望着我说，云来啦。你再跟他喊点什么，他也只是笑，偶尔说几句答非所问的话，很快就抱起收音机，哼着小曲沉入自己的世界里去了。我默默地退出来，心里升起的不只有心酸，还有许多许多复杂的情绪。
　　 临近过年，姥爷就回乡下去，只有那里，才是他心心念念的家。过年是必须要回家的。
　　 老屋和我小舅的新房连着，但是两座独立的院子，中间有门相通。平时，小舅做好了饭菜给他送过来，农忙时顾不过来，姥爷自己想办法解决，有馒头就弄个菜，没馒头就煮面条，或者吃点零食，面包、饼干什么的。然后沏上一壶茶，开始自己漫长的独居时光。
　　 那年夏天的一个夜里，八十多岁的姥爷起夜，竟一头栽倒在炕下，再也没有起来。清早，小舅过来喊他，人已凉了。当时，我的父母已经跟大弟一家去了北京，惊闻噩耗的母亲急得在屋里直转圈，根本听不进父亲要她等弟弟下班，大家一起回的建议，发了疯一样让大弟买票，一个人先奔回了家。
　　 在姥爷被推进火化间之前，母亲终于赶了回来，她死命拽着即将被推走的姥爷，撕心裂肺地哭喊。我搀着她，劝着她，心都要被她哭碎了。
　　 第二天出殡。那天出奇地闷热，空气仿佛被人抽走了，稀薄得很，根本不够呼吸。不大的院子里满是人。母亲形容枯槁，精神极差，我一度担心她会支撑不住，事后才知，那时的她身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只是我们尚蒙在鼓里。
　　 就在即将起灵的那一刻，突然天降大雨。不得不减省了一些程序，只为可以早一些让姥爷入土为安。去往墓地的路异常泥泞，穿着雨靴依然泥水满身。难道姥爷是在用这种方式，跟他的亲人、跟这个世界告别吗？
　　 倏忽已多年。他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依然轻轻地扫着院子，依然悠闲地喝着茶，依然端坐在小凳上，听见我的呼唤，回过头满是慈祥地望着我。那个哼着小曲的老头，不知您在遥远的天堂，一切都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