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二〇一五年的清明，马桥村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这是一位体态端庄，优雅高贵的年近七十的妇人。她叫樊小兰，是四十八年前来马桥村下乡插队的北京知青，她是专程回来为二赖扫墓的。樊小兰这一情理之中，又是意料之外的行为，让从那个年代过来的马桥人唏嘘不已。那是什么样的年代呀？人们的思绪随着樊小兰的到来重又回到那并不久远的年代。
　　 一九六八年的冬天正是那场运动高潮迭起，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时期。就是在这个冬天，马桥村迎来了十五名插队的北京知青。马桥村是个拥有一千三百多人的村子，全大队有五个生产小队。知青们坐着马车从公社来到马桥村时，没有受到他们想象中的热烈欢迎，村子里冷冷清清的就和这寒冷的冬天一样，只有几个村干部从大队部里迎了出来。
　　 迎出来的革委会副主任陈大魁，一眼就看出坐在车尾巴上的那个瘦小柔弱的女知青与车上的其他知青不一样，其他知青不管是男是女此刻脸上都洋溢着一片青春的热情和在新环境中兴奋的表情。而那位女知青苍白的脸上却布满了忧虑，好看的杏仁眼里也满是忧郁，显得和其他知青有些格格不入。
　　 知青们跳下马车在大队部院子里新奇兴奋地张望着，知青代表岳为民和另一个知青随村干部走进大队部商量知青插队落户的具体事宜。十五名知青，五个生产小队。平均一个生产小队三名知青，这是最简单的分配方法，然而革委会副主任陈大魁提出了不同看法。陈大魁是马桥村的革委会副主任，同时还兼任第五生产小队队长。第五生产小队是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它和整个村子没有连成一片，它前出村子一华里远，在一片更贫瘠的土地上自成一体。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第五生产小队比其他四个生产小队更贫困一些，土地少，人口少，收入也少。
　　 在知青进村具体分配的问题上，陈大魁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五队底子薄条件差，就不要平均分配了，一队和二队的条件好，多分一两个知青，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和负担。要分就给我们五队分上一个算了。”陈大魁是一个不好说话不好共事的人，革委会主任和几个村干部相互看看，也就同意了他的意见。
　　 一队和二队多分一个知青，三队和四队按平均数来，五队分一个。定下来后陈大魁又说话，他把知青代表岳为民拉到窗口，从玻璃上看着院子里的一群知青问：“小岳，你是这一群知青的代表，你说把谁分到我们五队合适？”
　　 岳为民回答道：“谁都可以，你看上谁就是谁。”
　　 院子里的知青刚从繁华的首都来到这穷乡僻壤的马桥村，正在新奇和兴奋当中，他们围站在一起指天指地起劲地说着话，唯独那个瘦小柔弱脸色苍白眼含忧郁的女知青，孤单地站在人群边上，不和大家靠近，不和大家交流，只是微低着头孤独地站着。
　　 “那个女知青，那个站在人群边上，不和大家说话的女知青什么背景？怎么显得和大家不一样？”陈大魁指着那个瘦小柔弱脸色苍白的女知青问岳为民。
　　 岳为民看一眼陈大魁指着的女知青，回过头脸上就有了坦然的笑容，他说：“副主任果然有眼力，她叫樊小兰，是我们十五个知青里唯一一个可以教育的子女。她家庭出身不好不说，她父亲还是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她母亲去年对抗运动畏罪自杀跳湖死了。”
　　 “噢，那就把她分到我们五队……”陈大魁的话没有说完，大队部院子里就出现了骚动，屋里的干部们爬到窗上看时，原来是二赖进了大队部院子了。
　　 二赖真是马桥村的一个赖子，他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姐妹，二十出头还是光棍一条。要知道晋南地方人们结婚早，十八九岁的青年大都结婚有孩子了。二赖父母亡故的早，没人给他张罗媳妇，他便成了光棍，成了天不管地不管的人，他也就破罐子破摔，成天赖不哄哄地在村里晃，上工不上工的谁也管不下他。二赖也是第五生产小队的人。他进了大队部院子，就和知青们搅到一起，也不管熟悉不熟悉，手心朝上就向知青们要烟抽。知青们看着这个长相粗俗，衣着不整的人纷纷躲让。二赖却更来了劲头，他甚至拉拽住女知青要糖吃。因为二赖的到来，原本还算安静的院子骚乱起来，知青们新来乍到，不知二赖的底细，也就不知该如何应对，只好一个个扭身躲避，不让他靠近自己。
　　 看着院子里的混乱，革委会主任就对陈大魁说：“老陈，二赖是你们五队的人，不上工跑这里捣什么乱，把他打发走。知青们刚来，怎么看我们村呀。”
　　 陈大魁拉开门一步跨出来，站在圪台上喊叫道。“二赖，你不上工跑这里来做啥？赶快到地里干活去。”
　　 从村干部冷漠的训斥中能看出二赖在马桥村的身份和地位是多么的卑微，“知识青年不远万里，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来到我们马桥村插队落户，我不应该欢迎他们吗？”经常追着公社电影队看新闻简报的二赖竟用两句时髦的电影语言回答陈大魁的训斥，这也说明二赖不憨不傻，是个智力健全的人。
　　 “好了，好了。”陈大魁和村干部们拿二赖没有什么办法，只好妥协地道：“二赖，过来帮着把这位女知青的铺盖卷子背到咱们五队去。”
　　 还是光棍汉的二赖一听队长这话，高兴地跳起来，平常村里的女人都不愿接近他，他也没有机会和借口接近女色，今天队长亲自下命令让他去给一个女知青扛行李，这是多好的机会呀，这个女知青长得多水灵多秀气呀，白白的脸，大大的眼，细细的腰，长长的腿，别说是马桥村的女人比不上她，就是这站在一起的女知青也没有一个比她好看。二赖粗糙的脸上布满了讨好巴结同时还掺杂着兴奋紧张不自然的笑，走到樊小兰跟前背起行李卷就走。
　　 樊小兰在心理上和同来的知青是有一些距离的，他们不仅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大都还是一个街道住着的邻居。正因为是同学、邻居，樊小兰的家才让以岳为民为首的红卫兵造反派抄砸，她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关押后，她母亲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欺辱，跳湖自杀了。小兰失去了一切，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了，不得不跟着学校和街道共同组织的知青队来千里之外的马村插队落户。因为心里有障碍有距离，她对岳为民他们是有排斥的，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她是想离开他们的。到五队去插队落户实际上就离开了岳为民他们，虽然一个人很孤单，但她愿意。
　　 马桥村是个很贫穷的村子，社员群众都还在为最基本的吃穿发愁，五队尤其如此。陈大魁领着小兰在村里转了半天，找不下住的地方，社员们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别说是有多余的房子，连多余的粮食都没有。就是谁家有一间半间空房子，让一个外人住进来总是不方便。不过二赖家有空房子，二赖也巴不得让小兰住到他的院子里去。这可能吗？让一个女知青住到一个光棍汉的家里，这不是让羊羔子往狼窝里住吗？后来把碾麦场边生产队的五间库房腾出一间让小兰住了进去。
　　 女知青樊小兰让五队的社员们感到惊奇，他们从没有见过这么洋气这么好看的女人，真的就像是一块让人惊叹的无瑕美玉，私底下社员们都咂着舌说：“这小兰长得比仙女还美，那个男人要是娶上这样的女人，可就享福了。”农民的境界就这么高，他们见了好看女人，想到的只有男女间那点事。
　　 小兰到五队来插队落户，二赖可就有想法了。井底的蛤蟆，好不容易看见一只飞来的仙鹤，心里不产生一点想法是不可能的。
　　 小兰来插队落户就是当农民来了，当农民自然要一天三晌跟着社员下地干活。
　　 今天队里派下来的活是锄麦。这是一片平展展的麦地，垄长近五十丈。把一垄麦除到头，一晌的工分就记下了。按说一个精壮的劳力，一晌能锄两个来回，但给生产队干活，谁肯下那样的死力气，队长在地垄里都是有紧没慢的，社员急什么呀，你锄的再快再好，记下的工分是一样的，何必呢。社员们认了地垄，一字排开慢慢地锄起来。干这种活二赖一向干得快，他锄一锄漏两锄，别人一锄三寸短，他一锄下去恨不得要有一尺长，别人像绣花女一样，是慢工出细活，他粗制滥造只管往前走。
　　 对二赖这种劳动态度，队长陈大魁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意惹他，不是惹不起，只是不愿意惹。能和精明人打架，不和半憨子吵架，人要脸树要皮，二赖子已是脸皮肉厚了，招惹他没有任何意义，只能证明你没水平。不和小人一般见识，说得就是不和二赖这种人一般见识。在当下的农村当干部，除了能力和水平，你拳头上还要有风，否则压不住镇。能力和水平包括拳头上的分量，陈大魁都有，他只是不想惹二赖罢了。社员们也不计较二赖干多了干少了，干好了干坏了，他就是个赖子，谁要是和他计较，谁也就成赖子了。
　　 二赖其实并不是天生就是赖子，他一点也不憨不傻，他的智力甚至还要比一般社员高那么一点点。他所以要玩世不恭破罐子破摔人前耍赖，他是让这没有希望的生活，没有希望的社会压垮了，仅仅因为自己没爹没娘，就讨不下媳妇，就享受不到正常人的生活，就成天让人二赖二赖地叫着，不赖也不行了。往常他干活干到头，要是夏天就躺在地头的树荫里，要是冬天就坐在地头朝阳的日头暖，歇着等着下工回家，人不管我，我不管人。可现在他不这样了，确切地说是女知青樊小兰来五队插队落户后，二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了。他快快地把自己的地垄锄到头，再没有慵懒地坐到地头的日头暖等着社员们都锄到头好下工回家。他把自己的一垄麦锄到头，回身就接了小兰的麦垄锄过去。
　　 小兰是知青，又是女同志，长得瘦小柔弱，生在书香门第，北京城长大，从没涉足过农活农事，只是在这运动中不得不响应号召，来到广阔的天地插队落户当农民。小兰没有干过出力气的农活，但她不偷懒不耍奸，真心实意向贫下中农学习，对所有的农活都细心地学，踏实地干。锄麦这种活她没干过，到了麦地垄里学着社员们的样子，一阵功夫就会干了。庄稼活不用学，别人咋干咱咋干。庄稼活其实挺简单，只要肯下力气就行。小兰是初干，但她心细，又肯出力，她一锄锄下去，细细密密的比一般庄稼把式干得都好，就是太慢了，一字儿排开的社员都远远地锄到前面去了，她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落在最后。好在快快锄到头的二赖回身接过来，帮小兰锄了一大半。
　　 当二赖和小兰的锄头接碰到一起时，小兰展直腰，心里虽然充满了感激，但她并没有让这感激在脸上表现出来，她漂亮好看的脸上依旧洒着一层淡淡的忧伤。她只是轻声地对他说了声：“谢谢，”就提着锄头往地头走去。
　　 对二赖来说，有一声谢谢也知足了，这么好看的女人对着脸说一声谢谢，是多美的事情呀，二赖满足地笑了，他也提起锄头，跟在小兰身后向地头走去。
　　 也在麦垄里锄地的陈大魁看着小兰二赖一先一后走向地头，轻蔑地哼一声，然后道：“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梦里娶下好看的媳妇了。”排成一排的社员也都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二赖才不管人们的议论，他在往地头走的时候不住地向后回头，让后面的社员看他脸上的得益于满足。
　　 无论在地里干什么农活，二赖快快地干完自己分内的活后，总是要赶过去帮小兰干一阵，甚至帮着把她分内的绝大部分农活干掉。对于二赖的行为，小兰是不好拒绝的，因为她分内的农活就在地里摆着，二赖要过来帮着干，谁都阻拦不住。二赖的积极主动和小兰的不予拒绝，让看到眼里的社员都觉得在他们两人之间要有事情发生。能发生什么事情？不就是男女之间的那些事情。有些人在看二赖的笑话，有些人在嫉妒二赖，当然也有人在为二赖祝福。社会就是这么回事，一个生产小队只有二百来人，这二百来人就是一个小社会。
　　 和小兰近距离地接触的多了，二赖心里的想法真的也就多了。二赖毕竟是个没有老婆的光棍，心里有想法是正常的事情。二赖每每到了小兰跟前常能闻到她身上有一股幽淡的清香，他探究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香味，但这幽淡的清香让他更迷醉更向往。二赖穷的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连一身换季的衣裳都没有。这年头人们都穷，一个健全的家庭尚需精打细算才能熬过一年，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时时穷。二赖光棍一条就属于没有计划时时受穷的一类人。不过近来他开始注意了，脸洗得比以前干净了，衣裳虽然有些不合身，但不再是脏兮兮的。尤其可笑的是他到学校张老师那里要了一块香皂，他连五毛钱一块的香皂都买不起。卖不起不要紧，他到张老师那里连说带要就弄来了。一块香皂对张老师来说不算个啥，用手指头搬着数，张老师是马桥村最有钱的人，张老师每个月都有三十二块钱的工资收入，张老师一个月的收入比马桥村别的农民一年的收入都多，朝他要一块香皂算个啥呀。二赖要来香皂不是要用来洗脸洗手的，他才舍不得那样用呢，他那么粗糙的手脸不值得破费这么好的东西。他把香皂用学生练习写字的粗麻纸款款地包裹住，然后揣在衣兜里，这样他身上也就隐隐地有一股别的农民社员根本不可能有的淡淡的皂香，这样他再走近小兰时更有了自信。
　　 农村的生活是清苦的，尤其是在青黄不接的二三月。小兰是知青，她分得的口粮也和社员们一样多，所以她的生活也和社员一样，是清苦的。好在她是女人，饭量小，起码陈粮能接续上新粮，一年断不了顿。二赖光棍一条吃得了苦受得了罪，就像壮实的拳击运动扛得住击打一样，能扛得住穷苦。但是他由普遍的穷苦想到城里来的小兰，她怎么能受了这样的清苦？他总想像在地里干一样，在生活上也能帮她一把。可是在青黄不接的春荒里自己两手空空，连肚子都填不饱，又能怎么帮得上小兰？